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功能定位与风险防范

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迅速扩张,原因在于其经济增长的功能定位。专项债经济增长的功能定位导致了专项债的中央集中化、财政政策化以及杠杆化。调整专项债的功能定位,使其服务于地方事权的实现,需要把握专项债的公益性、地方性和收益性。立足于专项债的事权功能,在事权功能与增长功能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是防范化解专项债务风险的现实选择。为此,首先,专项债及其支持项目应遵循受益性原则;其次,应明确国债的经济增长功能定位,强化中央支出责任;再次,应完善“代举”机制,确立资金使用主体的偿还责任;最后,应积极赋予地方税权,扩大地方财政自主权。

共同富裕法治化研究文献综述--基于citespace的聚类分析

文章以中国知网(CNKI)中的北大核心和CSSCI为数据源,以“共同富裕”和“法治”为关键词,检索1996年—2023年相关文献146篇,经过数据筛选,得到有效文献131篇,并采用Citespace的聚类分析,对共同富裕法治化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目前,共同富裕法治化研究热点集中在公平公正、依法治国、法治现代化三个方面。主要研究内容是:公平正义问题是共同富裕法治化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的问题;法治文明是该研究领域的总体发展方向;贫困问题、乡村问题、边疆治理及民族问题是共同富裕法治化建设中的短板;现代化是当前共同富裕法治研究的新趋势。

数据权利属性法律问题研究

大数据蓬勃发展,随之引发诸多法律问题,个人信息泄露、数据的权利不明晰等问题较突出。依据数据的去识别处理,可以将数据分开进行法律保护,去识别处理前应属于个人信息范畴,去识别处理后的数据可以纳入财产权体系保护。因数据自身特殊的属性,不管是纳入到知识产权范畴亦或是物权范畴都不相融和,确立数据财产权更有利于大数据的发展与流通,减少数据权属纠纷。数据财产权可以配置数据的处分、转让、收益等具体权利,通过主张违约或者侵权的路径获得救济。随着我国大数据发展的不断成熟,未来可以更好地确立数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促进数据交易流通与发展。

债权人介入公司治理原因论——以债权人与公司关系为线索

以公司法规范为标准,对公司享有的债权,其实现的保障手段可分为公司法外、公司法内、公司治理内三个层次。合同、担保等公司法外方式,未能突破外部性瓶颈,保护效果有限;公司法内提供了法人格否认等具体制度,但大都是在权力配置外给予保护,存在着被动性和对债务公司的依赖性。两者都不能解决公司资产非正常减少危害债权的问题。同时,债权人与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债权人也是公司资产的供给者,却承担了不相称的经营风险,并随时为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买单。债权保护的有效手段,必须在公司治理范围内寻求,应赋予债权人对公司资产保有和维持的一定话语权。债权人保护现状和我国的实践探索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虚拟股股东权益保护路径探析

对虚拟股进行定性分析确定,虚拟股股东保护存在入债模式合同路径保护和入股模式章程中心保护的二分选择,对两种路径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入股模式下虚拟股制度发展将会偏离其创设初衷,而入债能更好地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但如若单纯依靠合同路径保护对缺乏博弈能力的普通雇员有失公允,所以以虚拟股合同路径保护为中心,引入声誉资本、诚实信用原则等机制对其进行碎片化修正十分必要。

网络交易中消费者评价权的本土化构建

在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电子商务随之发展起来,互联网除了满足人们购买商品和获取服务的需求外,同时也是信息交换、互通有无的主要选择。消费者与经营者在交易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消费者评价使得交易透明,潜在消费者以此进行辨别判断,减少试错成本,消费者评价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当前消费者评价在网络交易中存在诸如刷单、虚假好评、恶意差评等问题,司法实践与现行法律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消费者评价权作为一项经济法范畴中的新兴权利,美国对此专门立法设权进行保护,这引发了构建中国本土化的消费者评价权的思考。根据中国的立法现状以及目前的司法实践,借鉴美国的经验,在现有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通过创设消费者评价权进行综合保护。

再论公司商业机会利用之事由

传统公司机会认定标准,将董事对公司机会的利用作为例外,事由包括公司拒绝、公司无能力及其他情形,该法律规范的一般规则在于公司知情并做出了选择。在公司受到公平对待的前提下,可以对该规则进行推演,适度扩大可以利用公司机会的事由。

中国天眼的超低丢包率天文数据流传输优化

当前UDP已经成为以中国天眼为代表的射电天文领域进行数据分发所采用的事实标准,在流量控制、拥塞控制、丢包重传等传统手段无法应用的情况下,为解决单处理器应用现有射电大数据流接入方法损耗过高的问题,形式化地论证丢包重传机制无法应用于射电天文场景,提出一套面向以FAST为代表的射电天文场景的定制化通信优化方法,包括基于缓存行对齐的巨型帧设计、CPU亲和性绑定、网卡直访缓存、三级缓存适配的内核缓冲区调整和旁路内核等手段。在25 Gbps的实际终端网络实验和8 Gbps模拟中,该套方法分别将网络传输丢包率从60%和e-4降为e-4和e-8,性能显著提高,验证了优化策略的有效性。

有限公司股利强制分配剖析

我国《公司法》中有关有限公司股利分配的规定存在欠缺之处,需辅以法院强制分配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文章从主体角度正确评价影响股利分配的各种因素,探究股利分配的主要障碍;明确股利强制分配是众多保护机制中的最佳选择;将程序上没有决议、实体上非属于股利分配的问题从中剥离,避免法院对公司自治的过分干预,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董事利用有限公司商业机会的法律障碍解析

传统公司法理论严格限制董事利用公司机会,这阻碍了商业机会价值的充分发挥。而事实上,在公平的前提下,有限公司董事可与公司协商利用属于后者的商业机会,这一点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传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区别,有限公司的特质为董事利用公司机会提供了法律基础;董事利用公司机会可以视为利益分配的一种方式,董事与公司的利益关系可以得到有效协调;此外,董事对公司机会的合理利用可以得到有效的实证支持。

董事无因解任制度的逻辑与修正——兼论无因解任制度与累积投票制度的冲突与协调

公司民主体制、股东会控制的需要以及董事义务理论,均支持董事无因解任制度。我国的董事无因解任制度与累积投票制度存在冲突,本质上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借鉴美国、日本做法,我国无因解任制度的完善应抑制无因解任而鼓励累积投票,对无因解任制度本身做出限制,以衔接累积投票制度。立法上应明确禁止无因解任累积投票选举的董事,发挥章程的自治作用,限制董事解任的次数,区分有因解任与无因解任,以及禁止变相地解任董事。

浅析第三人惊吓打击侵权行为的认定

在第三人惊吓打击案件中,我国法院以侵害健康权为标准判断行为不法性之所在具有固有缺陷。究其根本,惊吓打击行为侵害第三人精神安宁权,使之遭受精神打击造成精神痛苦。应根据加害行为人对直接受害人主观状态过错类型,结合“时空上的关联性”、“亲身感知方式”和“直接受害人损害后果具有严重性”等要素探讨其对第三人的主观过错的认定标准。

浅析违约情形下默示放弃解除权的认定

解除权作为一项基本民事权利,依权利可放弃等法学基本原理,解除权人自然可以放弃行使之。在法律实务中,解除权人明确放弃解除权自无争议,与明确放弃不同的是默示放弃行为因缺少相关法律规定致使解除权人以默示的行为方式放弃解除权颇具争议。依私人意思自治原则,解除权人以默示的行为放弃权利是可行的,但也并非在所有情形下均可视为解除权人放弃解除权的意思表示。解除权人不同的默示行为,以默示放弃解除权的可行性也不相同,当违约且存有补救可能时,接受违约方履行且履行能满足合同目的时可视为放弃解除权;违约且无补救可能时,接受违约方合同以外的履行亦可视为放弃解除权。

关于合同解释

由合同解释的由来入手系统介绍了表示主义理论和意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情况 ,从对比分析中得出了对我国合同解释的看法。以表示主义的理论为基础 ,坚持以探求假定的当事人思想为目的 ,采用表示主义理论中由阐释到推定的合同解释规则 ,探讨了《合同法》的相关问题。

对于合同的解释

从合同解释的由来入手,系统介绍了表示主义理论和意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情况,从其对比分析中得出对于我国合同解释的看法:以表示主义的理论为基础,坚持以探求假定的当事人意思为目的,采用表示主义理论中由阐释到推定的合同解释规则(包括其本身存在的价值和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生存发展的适应性)。最后探讨了《合同法》规定的经验与不足。

浅议董事无因解任制度中的补偿问题

司法解释已确认董事被无因解任时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法院裁量经济补偿时,不能机械地依照法律或章程中的规定,还需要考虑董事报酬、业绩等其他事项,具体标准不宜定得过高,还应辨别和剔除董事违法行为等因素。

海域使用权问题研究

海域具有区别于一般物的特定性及特有的流动性、共享性,在民法上应属于特殊不动产。海域使用权既不属于自然资源使用权,也不是资源物权,宜将其放在物权法用益物权制度中规范调整。海域使用权具有特殊的效力,涉及到相邻关系、地役权等问题,需要各方面的综合协调。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分析——兼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在我国突破性地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这种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着一定问题,无法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分析,对惩罚性赔偿的性质,惩罚性赔偿的功能及适用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惩罚性赔偿的理想化的功能在于既能弥补消费者的财产利益的损失,又能对消费者的精神利益起到一定的抚慰和赔偿的作用,同时还能对侵权者起到惩罚、威慑的作用。

有限公司转让股东“反悔”正当性之质疑及修正

基于合同自由的私法自治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允许转让股东在其他股东主张优先购买权后“反悔”,放弃向外转让股权.而司法判例显示,转让股东“反悔”只是维持了公司成员的结构稳定,既不能实质上实现公司人合性的制度价值,也无法保持股权交易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同时还导致不诚信行为频发,降低交易效率,与公司组织法逻辑和商法理念相悖.故而,从商事组织法的逻辑理念出发,限制转让股东的“不转让自由”,完善“同等条件”的判断规则,设计公允的股权定价机制,平衡各方利益,提高交易效率,实现公司的人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