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利用正当性判断:比例原则约束下的利益衡量

司法实践中对数据利用引发的竞争纠纷往往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一般条款)来解决,就一般条款的理解适用,主流的观点是围绕行为是否违背“商业道德”进行判断,然而,“商业道德”标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对行为正当性的认定应回归行为本身,而利益衡量方法直接指向“竞争行为”,具体评价竞争行为对竞争利益产生的深层影响,利益衡量方法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采取行为规制模式的具体策略,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思维范式、制度理念高度契合。在利益衡量的具体实践路径上,引入比例原则作为评价工具,使数据利用正当性判断的边界跳出“模糊宽泛”的窠臼得以合理划定。

全球竞争视阈下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思考

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产权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愈显关键。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经济竞争愈发纷繁复杂,知识产权不正当使用导致的垄断行为也日渐凸显。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不仅是国别问题,更是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使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不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工具和政策手段。此背景下保护知识产权、限制滥用行为已成为提升经济活力、推动行业创新的重中之重,反垄断法既接受知识产权的合法行使对竞争秩序的合理影响,也会对不正当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约束与惩处,以保证市场竞争的正常有序开展。为破解全球竞争视角下反垄断法规制知识产权滥用面临的难题,不仅要遵循全球竞争法基本原则,维护自由和公平竞争,还应持续加强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区域性合作。最后,应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反垄断考察的逻辑理路与规范实现

数字时代,由数字企业的市场力量引发的消费者权益侵害从传统的价格剥削转向个人信息保护剥削。由此引申的问题是,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关切能否纳入反垄断分析框架,成为判断垄断行为的考量因素,对此理论界与实务界观点不一。从反垄断法的目标考察,芝加哥学派将反垄断法对竞争的保护仅确定为对消费者支付价格的关注显然过窄,新布兰代斯学派认为反垄断法具有多元保护目标的主张则为个人信息保护作为垄断行为衡量因素铺平道路。在数字经济中,个人信息与价格同等重要,可作为消费者福利的一项独立内容,反垄断法应完成由价格关切到个人信息保护关切的制度转型,坚持以竞争损害作为行为定性的基本标准,对竞争损害分析应更多关注个人信息受到的侵害。

《反不正当竞争法》“网络条款”司法适用的反思——以消费者利益标准为视角

“网络条款”作为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新增类型化条款,其司法实践中陷入适用困境的根源在于忽视了对消费者利益的独立考量。司法过程中,通过填充消费者利益标准并以之为核心对网络条款进行限缩解释既可以精细化认知模型,增强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又可以有效防止法律对竞争行为的过度干预,是破解适用困境的根本之道。而从证据法学向度理解网络条款的含义与适用规则,将限缩解释后的消费者利益标准转化为消费者选择自由受损要件,则对进一步优化网络条款司法适用,有效保护合理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家政用工法律关系认定的立法选择

我国新经济业态下的灵活用工严重冲击了传统劳动关系上的劳动者认定标准。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家政用工法律关系认定问题的立法选择面临着当事三方的不同诉求,即家政工的权益保障、用工个人和家庭的权益维护以及家政企业(平台)的去劳动关系化诉求。以社会成本分析的方法考量,家政用工的劳动关系化、民事契约关系化和去劳动关系化各有利弊。基于此,家政用工法律关系认定的前提是将社会保障问题与劳动关系认定问题解绑,赋予家政工通过参加社会保险来分散劳动风险的资格。在此基础上,将家政用工法律关系认定为雇佣合同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够妥善协调各方利益诉求,优化社会整体利益。

著作权权利限制视角下突发事件时期高校信息化教学的法律治理模式

在突发事件时期,信息化教学手段的运用面临更为严峻的著作权侵权问题。我国2020年修正的《著作权法》关于著作权权利限制的调整在规制手段、规制模式、规制理念上仍有不足,体现为立法规范开放性程度较低、采用一元化立法模式、一般状态下的权利限制规制思路单一等,无法有效处理高校信息化教学在突发事件时期权利限制中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需要通过制度的设计实现平衡,从而达致突发事件时期的教育目标。基于理念维度、制度维度与界限维度的分析框架,《著作权法》对于著作权权利限制的法律治理模式应当区分一般状态和特殊状态,采用二元化立法模式,扩大特殊状态下公益团体的使用权利,并辅之以补偿金、保证金等调节手段,有效平衡数字化和特殊化语境下著作权保护中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共同侵权行为本质论

文章分析了民法学界关于共同侵权行为本质的不同学说,对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等观点之间的分歧进行了理性的梳理,同时指出,虽然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应归结为共同性,但关于共同侵权行为本质的探讨,并非纯粹的法律技术问题,而更应是基于价值考量后作出的政策性判断。

侵权法的哲学观照

侵权法学研究应首先确立哲学导向作用,离开哲学的引导,侵权法规则的选择就可能由于缺乏基础理论支撑而产生偏差,或者因无法深入理解规则背后的真正含义而导致与实践的背离。哲学对侵权法的观照体现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思辨性的哲学论证不仅能够使侵权法理论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而且为侵权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批判性的哲学思维促成对权利导向的制度模式和个人主义观念影响下侵权法实践的反思,进而生成新理念和新制度。侵权法的理性论证需要开放性的哲学视角:考察侵权法制度的经济效用就必须求助于经济学,追求侵权法制度的社会效用则必须倚重于社会学,思考侵权法制度的心理效用还必须面向社会心理学。

隐私科技驱动下金融数据合规的治理路径

金融数据具有高敏感性和高价值性,由此决定了金融数据合规要求的严格性。金融数据的隐私保护是内外部数据的融合基础,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既应在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依法依规,又要以金融数据资源为前提引入先进技术。隐私科技是数字化时代提出的系列技术解决方案,具备政策性支持。隐私科技技术优势在于以数据流动监控和隐私科技管理平台为基础,运用数据去标识化、匿名化技术而达成数据自动化发现、分级分类与标识。因此,本文提出运用隐私科技助力金融数据合规的治理路径,实现制度革新与技术标准合规双轮驱动,建立“价值赋能”的金融数据共享与认知,增强数字化时代金融数据监管科学性与适应力。

共同危险行为的要件分析

共同危险行为具有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法律特征,分析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应从行为的危险性、实际加害人的不确定性、因果关系的推定性和共同过错的推定性四个方面切入。

共同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的连带赔偿责任

共同侵权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是一个牵涉多方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问题,并且关联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衔接,同时也是一个反映利益衡量和法律政策的民法方法论问题。责令共同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的制度设计不仅使受害人的请求权的实现有了充分的物质保障,而且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负担,使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简便易行,有利于受害人利益的充分救济和保护。充分保护个人安全、追求效率和公平的价值理念,同时实现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是要求具有牵连法律关系的民事主体在一定限度内对他人的行为负责的合理性根源。

共同侵权民事责任的新发展

伴随侵权责任由主观责任向客观责任的转变以及侵权法损害填补功能的强化和风险分担的社会化,共同侵权民事责任开始出现不断放宽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过分倚重连带责任以求实现受害人充分救济的两种制度走向。随着人们对侵权法危机的反思,连带责任也开始招致域外学者对其责任基础和责任分担的质疑,共同侵权行为领域的立法和司法上开始呈现出一种民事责任的新的发展趋势,即责任等同于过错。

共同侵权行为的法理基础和类型化分析

共同侵权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形态,是理论上争论较大的问题,同时也是审判实践中在认定和处理上都存有很大分歧的问题。这不仅导致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对当事人权益的司法保护的差异性,通过对共同侵权行为的归责进行法理溯源,结合当前最新的司法解释,阐明了共同侵权行为中使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理基础,对共同侵权行为类型化进行了分析。

共同侵权行为的概念要素

共同侵权行为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应为共同侵权行为概念的明确界定,而概念的界定应建立在侵权行为制度体系的整体框架之内,缺少对制度研究的宏观把握,难免会出现概念界定过于宽泛或过于狭窄而影响到微观制度架构的合理性。共同侵权行为概念的基本要素为主体、意思联络、损害结果及连带责任,由此引入与共同侵权行为相关的一些概念,如单独侵权行为、独立的侵权行为、并发的侵权行为、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行为、不真正连带责任及分割责任等,最终将共同侵权行为准确地置位于侵权行为法体系中的多数人侵权这一框架之内,避免共同侵权制度内在结构发生“病变”而异化为多数人侵权制度。

侵权法的当代诉求:正义与和谐——从过错责任危机谈起

本文分析了侵权法过错责任危机的三个层次,讨论了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的基础与现代侵权法归责体系的逻辑,指出正义与和谐正是侵权法的当代使命。

共同侵权行为的要件分析

共同侵权行为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特殊形态,其构成要件除了应具备通常侵权行为应具备的构成要件,还应反映其自身特质,即:主体的复数性、主观上的共同过错、行为的一致性与复杂性、损害结果的同一性及因果关系的单一性。共同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清楚界定,是实现共同侵权行为与其他多数人侵权行为相区别的基础性条件。

侵权法的文化意蕴——兼论侵权法与文化的关系

侵权法是各个阶层的社会成员都有着强烈情感的主题,其涉入社会生活之深以至于会触及文化的神经。侵权案件所产生的争论常常反映出法律作用和道德作用在社会生活中的分野,使得侵权法实践往往会成为一系列的文化论战。侵权法对于复制了各种文化分歧的相互对立的观点的选择与折中——从原则、制度到规则,现实地代表了一种寻找社会灵魂的努力。文化共识是侵权法获得其制度有效性的基点,体现了侵权法规则和秩序成长的生命力量。现代侵权法应以新的法律认知取向、法律情感取向、法律评价取向作为其制度的文化底蕴。

共同侵权制度之体系化思考

共同侵权制度作为侵权法的一项具体制度,其自身的概念运用发展、体系结构必须与侵权法体系框架内的其他制度和理论协调对接,具体说来则牵涉到共同侵权制度与侵权法的因果关系理论、不真正连带责任理论及行政侵权制度之间的协调、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对话及侵权行为普通法与侵权行为特别法之间的沟通等问题。同时,侵权法体系外的制度资源亦应纳入共同侵权制度研究的视野,思考其他损害填补制度与共同侵权制度之间的紧张与互动关系。

论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责任承担

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正当性在于回应了充分救济受害人一方这一政策性要求,是对“无辜的受害人”与“无辜的被告人”之间的实体法上的利益冲突进行细微考量、权衡轻重后所做的取舍并具体分析了共同危险行为的双重责任关系。

多元协同治理语境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建设

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社会养老服务带来严峻挑战,传统养老模式向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过渡是新时代我国养老服务的必然选择。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关键在于正确界定多元主体角色和具体职能,形成主体间协同治理格局,构建起良性的伙伴关系。政府充当监督者角色,积极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倚赖社区养老服务平台吸聚资源,凸显出市场主体专业优势。多元协同治理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建设的具体进路在于培育自主性养老服务供给主体,探索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化并提供市场化服务方式,从而推动多元主体服务包容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