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与张隆溪教授的访谈

当代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一直以来是张隆溪教授最为深切的关怀和愿望之一,他认为自己在海外求学、研究的个人经历就充分说明,在英语已经成为西方主流学术话语的前提下,中国的人文学者同样也有可能进入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前沿,并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与西方学者的沟通和对话。张教授进而指出这种对话对于中西方学术界双方而言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因此,国内学者应该以一种更加理性、积极的态度看待并投入到学术国际化的进程当中去。张教授最后还对国内外语学院的教学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善意批评。

中国与世界:从比较文学到世界文学——张隆溪先生访谈录

东西方的比较已经有很好的条件和机会,而能否把握住这些条件和机会,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努力。比较文学的研究是开放的,也有自己的独立性,它的特点就是以不同语言的文学比较为中心的文学研究,要有具体的文本作为证据,要从细节出发,不要空对空地从概念到概念。中西比较的共通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客观存在的东西同样需要阐发;阐发的过程中不能将这种共通性或差异性绝对化,持论要全面和客观,一旦把一个本来有道理的话推到极端,把命题绝对化之后就没有道理了。"世界文学"不是纯粹外来的观念,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就融入世界文学之中,变成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世界文学现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中国文学的经典也能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要从中国学者的立场,以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作为根基,从中国文学的事实中去发现一些理论的问题,要和西方平等对话,既要避免仰视西方的心态,也要避免简单的民族主义倾向。

中西文化交流及其他——张隆溪先生访谈录

本文是2014年4月下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期间,作者对著名学者张隆溪先生的一次访谈,内容涉及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出去"、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文学翻译、海外汉学等问题。张先生以其一贯的博学,平实、逻辑、理性地谈了自己对以上诸问题的看法。

钱锺书文学著作互文性发微

钱锺书是一位精通中西文化传统的学者,以其评论中国古典文学和诸多经典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享誉海内外学界,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他的文学著作和学术著作一样,总是在中西文化传统之间,展开内容极为丰富的精彩对话,譬如《围城》和其他几个短篇小说及散文作品,随处可见与欧洲作品之比较、化用,或直接引文,或暗用典故,由此形成钱锺书文学著作一个特殊的风格、一种特别的声音。讨论钱锺书作品中“互文性”的诸多方面,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探讨他的文学写作,对重新审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也有所裨益。

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明显存在力量的不平衡,也存在文化资本和知识的不平衡。目前在全球流通的世界文学作品大多是欧洲或西方主要文学传统的作品,至于非西方文学、甚至欧洲“小”的文学,却在其本身的文化范围之外,基本上不为人知,没有翻译成各种语言文字,也没有得到本民族范围之外读者的赞赏。欧洲中心的偏见甚至在今天,仍然对世界文学研究有相当的影响,帕斯卡尔·卡桑诺瓦《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一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此,世界文学不仅应该回归文学的阅读,而且应该去发现那些尚未广为人知的世界文学经典。不同的文学传统都早已形成自己的经典,但这些经典尚未超出本身语言文化的范围,在原文读者之外,被介绍给世界上众多的读者。所以世界各文学传统研究文学的学者们,当前重要的任务就是使那些经典著作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注意,从而扩展世界文学经典的范围。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应该去发现世界不同文学传统,尤其是非西方文学和欧洲“小”文学传统中,那些尚待发现的经典著作。

“世界文学”概念的重审与当下中国文学的机遇

本文通过回顾了“世界文学”的历史由来,强调歌德对这一概念的影响;指出尽管歌德没有明确定义“世界文学”,但其思想超越了民族文学的界限。随后探讨了20世纪学者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批评与重新定义,特别是大卫·丹穆若什的观点,认为“世界文学”是超越原文化范畴流通的文学。这重新定义的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可以揭示非西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性。演讲者批评了一些学者的主张,即用英语批评所谓的英语“霸权”并反对将非西方文学作品译为英文,这样做的实际后果就是使非西方文学不可能超出自身语言和文化的范围进而在世界上流通,从而保证了只有西方主要的文学作品在全球流通,成为世界文学唯一的经典。演讲者主张通过文学促进跨文化理解与和谐,强调人文学科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性。最后从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生成式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不同角度,阐释了相关议题。

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

英国汉学家瞿理思1889年发表了他翻译的《庄子》,而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很快在1890年就发表了长篇书评,把庄子的道家思想阐释为反对一切政府管理、争取个人自由的哲学。这正是王尔德自己所理解的费边社会主义,即认为艺术应该是超越政治和伦理的唯美主义思想;这是一种近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主张一切任其自然。王尔德这一思想与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有一种不期而至的契合。虽然王尔德不懂中文,对道家思想也没有研究,但凭着艺术家和思想家的敏感,他对庄子的评论不无深刻之处。由于现代王尔德研究往往不关注这篇书评,而王尔德选本也通常不收录这篇书评,因此,在审视西方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时探讨王尔德对《庄子》译本的评论,自有其意义。

文化断裂与文化韧性

在西方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语境中，“断裂”似乎是西方后现代社会或用詹明信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这也是许多当代批评家与理论家对“文化断裂”特别感兴趣的一个原因，“断裂”集中反映了Jean-Franqois Lyotard所描述的后现代的特征。文论的主要趋势是质疑语言的效力、意义、表达与交流。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核心理论围绕着不可读性与不可确定性、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游离、文本与文本性的自我解构等概念展开。

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

乌托邦的意愿不仅在空间上普遍存在,而且在时间上也持续不断。在西方哲学、文学和政治理论中,一直有一个想象最美好社会的丰富传统。乌托邦是人在现世、在人间建造的理想社会,而不是关于灵魂与天国的幻想。儒家影响下的传统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的世俗文化模式。中国这种往古的乐园并非由原罪而丧失,也没有宗教的含义。中国虽然在西方传统之外提供了另一种乌托邦观念,但并未形成一个乌托邦文学的传统。乌托邦尽管有文学虚构的形式,更重要的特点却在于其寓意和内容。在政治理论和社会生活实践中,中国文化传统有许多因素具有乌托邦思想的特点。

略论“讽寓”和“比兴”

公元前四五世纪,希腊哲学兴起,挑战荷马史诗传统的经典地位和权威,形成所谓哲学与诗之争。柏拉图等哲学家贬低诗和诗人,但又有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提出"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讽寓"(allegory)概念为荷马辩护,认为荷马史诗在文本字面意义之外,有完全符合经典地位要求的精神意义。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里有一篇《雅歌》,语言旖旎香艳,极具情色(eroticism),其作为经典的正当性和权威性曾受到质疑和挑战,有评注者也用讽寓解释来为之辩护,用完全不同于经文字面的精神意义来替换和取代引起争议的字面意义。在中国儒家经典评注传统中,《诗经》十五国风中有许多诗篇,表面看来似乎为言情之作,而从毛郑到孔颖达以来的汉唐注疏的传统,也是通过"言在此而意在彼"的阐释方法,断定这些作品都另有寄托,可以起到符合儒家观念之美刺讽谏的作用。"比兴"为作诗之法,"美刺讽谏"则是预设解释这些诗的语境,并以此规定诗之意义和作用。在经典文本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受到质疑和挑战时,讽寓解释为之辩护,有保存经典的作用,但不顾文本字面本意而强作解人,又往往会产生不合理的过度阐释,甚至产生深文周纳、罗织罪名的文字狱。王国维曾批评中国传统诗人不能忘情于政治、缺乏独立精神,这值得我们深思。从阐释学理论的角度看来,任何解释都必须以文本字面意义为基础,必须防止脱离文本本意的强制阐释或过度阐释。

庐山面目:论研究视野和模式的重要性

从阐释学观点看来,理解总是以理解者的视野为前提,但"阐释循环"的要义并非证明理解难免循环或主观。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及其历史、文学和文化?中国研究应该采取怎样合适的视野和模式?二十多年前,柯文曾提出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应该有"中国中心"的观念,但直到目前,美国的汉学研究并没有以"中国为中心",却更多受西方理论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而且也没有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通过讨论几个具体例证指出,随着中国近来的变化发展,学术交往和互动的机会迅速增加,我们早该打破"内"与"外"的隔阂,抛弃"社会科学模式"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和(西方)"理论复杂性"的自傲,融合中西学术最优秀的成果,努力奠定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坚实可靠的基础。

论世界文学的相关性

歌德在19世纪20年代呼唤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如今正蓬勃发展,为世界各地的文学研究注入活力。值得一提的是,歌德当年谈及世界文学之时,恰巧在阅读一部翻译的中文小说。正是这种对非欧洲文学的欣赏,奠定了他的国际视野,使他得以提出诗歌普适性的观点。然而,歌德之后,比较文学仍然是以欧洲为中心。甚至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提出的世界文学研究范式,也无法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局限,尽管他们的初衷是好的。此文通过重提歌德的概念,追溯19世纪以降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评述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世界文学中心迁徙的观点,以及弗朗哥·莫瑞提的现代小说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心-边缘模式,旨在唤起全球对世界文学以及世界文学与当今世界相关性的真正理解。

文学从来都不是很“重要”

文学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魅力,无论是科技还是商业的发展都不能完全削弱文学对人类的吸引力;东西方的文学经典代表着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峰,值得现代的读者反复地阅读与研究;当代的文学研究应该积极地吸收宗教、哲学、历史等人文领域的优秀成果,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地丰富和扩大文学研究的视野并提升自身的价值。

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如何充分利用中国古典文学的丰富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勇于开拓而不失去自己精神的家园,成为一个知古知今、知中知外的学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与国际汉学研究,而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共同课题。有感于此,本刊邀集活跃于相关领域的当代学人,以“中国古典文学资源的当代益用”为题发表笔谈。本期推出的一组文章中,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先生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意在结合自己的《道与逻各斯》一书,就当前国际汉学与西方理论成果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提出自己的看法,其重点在于如何正确运用中国与西方阐释学理论与方法。苏州大学教授方汉文先生将视域集中于当前讨论的焦点之一,即如何建立中国文学史新模式的目标上。南开大学教授宁稼雨先生则就当今古代文学研究中跨文化的主题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主题学方法近年来在中国古典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均相当流行,如何看待其得失,并使其本土化,如何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文化学,是本文所提出的重要问题。北京大学葛晓音教授从广义的国学研究角度进行的反思,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本组文章与一般流行的笔谈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以各自的实际研究成果来展示自己的观念,并不停留于空泛地谈论应当如何,或是就某一个观点展开激烈争论。这未必不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界相当重要的一种理论话语模式。归根结底,并不在于提倡“问题”还是“主义”,而是研究的实绩能说明一切。当然,我们仍继续推出多种形式、多种看法的文章,其中也可能包括有争议的观点,目的在于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与多元化。

钱钟书论《老子》

在中文学术著作里,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书。此书用典雅的文言写成,选取《易》、《诗》、《左传》、《史记》、《老子》、《列子》等多部中国古代典籍,分列条目,逐一评点,而各条目之间并无系统的结构和明显的逻辑联系,看来似乎是传统笔记的写法。但此书又打通中西,旁征博引,不仅引用中国历代各类著作,而且从西方典籍中采取可资借鉴参照的材料。

比较与17、18世纪东西方的相遇

作为文化和传统的东方和西方这两个概念,只有通过比较,通过商贸、旅行及其他各种交往形式的相遇才可能产生。如果说13世纪的马可·波罗代表了欧洲在商贸和地理知识拓展方面的东西方交往的早期阶段,那么,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介入,以及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文化和社会的内部发展,17、18世纪成了东西方交往中智性接触的重要时期。不仅“中国风”的流行改变了欧洲人物质生活的趣味和美学,而且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哲学家通过中国找到了他们正在寻求建构的国家和社会。这一国家和社会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而非基于宗教信仰。再次探讨当时的东西方相遇,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跨文化交流中的比较和差异,而这一议题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时代显得尤为相关和重要。

神秘之镜与魔法之镜：以文本证据建立东西比较文学之基础（英文）

东西方在语言、文化、历史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巨大差异,如何奠定比较之基础在东西比较研究中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就中西比较文学而言,重要的不在空谈理论,而在展示具体例子作为文本证据,揭示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契合,并以此来建立起比较的合理性。缺乏文本证据,比较就会显得空洞而牵强,一味在抽象的概念之间打转,用一些晦涩的概念术语来故弄玄虚,更只会令人怀疑比较文学的价值,甚至对之冷眼相看。此文将通过讨论镜子这样一个具体意象的可比性,来说明对于东西比较研究而言,文本证据具有方法学上的重要意义。

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翻译与传播:问题与挑战

中国文学和文化向西方传播,翻译很重要。但翻译牵涉的不光是语言,更多的是对文化的理解。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中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困难重重,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在于:中西方文化确实存在很多差异;中西方研究者多强调各自文化的独特性,不大承认彼此之间有交往沟通的可能。因此,具体深入地去探究中西方文化的异同,才能促进彼此的了解沟通,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

东西方比较的挑战和机遇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东西方比较的挑战和机遇",特别要着重讲的是比较文学中的东西方比较。我们讲比较文学的时候,为什么说东西方文学的比较有一个挑战呢?这就必须要对比较文学的历史有一点了解,因为在19世纪比较文学最先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起来的时候,是以法国为主的,是在欧洲建立起来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不是说"比较"是它的方法,因为比较是很普遍的方法,在任何时候都要做比较。

《杨周翰作品集》(2016)序

中国的教育曾停滞了十年,当我们在1978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研究生进入北大学习时,我们真可以说是十分幸运的一代,因为那时在北大还有几位经过“文革”幸存的学术上很有建树和影响的前辈,如朱光潜先生、李赋宁先生、杨周翰先生、赵萝先生等名教授,他们都希望把学术的薪火传给我们这些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