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神话

各国文化传统的追溯,往往都是从神话开始的。以故事的形式存在的神话,讲述了神灵如何从混沌之中创造出了世界、人类、工艺、房屋、律法、习俗,造就了今天的人类社会,而且至今也在干预和管理着社会的秩序。人们为这些无所不能的神灵雕刻了精致的偶像,修筑了宏伟的神庙。

互联网环境下“小鲜肉”与粉丝互动关系浅析

"小鲜肉"是近年来广受欢迎的一类明星,他们有着年轻、俊美、多栖发展等特点,并因为天价片酬而饱受议论。他们的粉丝大多是处于16-25岁之间的女性,从心理学角度看处于青春期和成年早期,需要获得自我同一性并建立亲密关系。在互联网的媒介环境下,这类女性在追星方面体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形成具有封闭性的粉丝亚文化群体,体现出"信息茧房"的特征。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粉丝对"小鲜肉"形成了带有色欲的爱慕、带有认同的崇拜和带有投射的守护等种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维持着偶像的地位,一方面也让粉丝获得了满足感和成就感。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互联网环境下偶像制度的关键因素。

《追龙》:枭雄片的怀旧与新变

2017年国庆期间上映的《追龙》改编自1991年的香港电影《跛豪》和《五亿探长雷老虎》。对这几部电影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追龙》以详实的历史细节,承载虚无的历史记忆,将1960年代的香港华人社会描绘成一个封闭的世界。两位枭雄人物伍世豪和雷洛在这个封闭"天下"中,建构了不同于现代法治的乡土秩序。他们由此成为对抗英国统治者及其不公正秩序的代表,体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另一方面,这部有着浓郁"港味"的电影,又可以视为本土身份的建构。《追龙》这部电影以暧昧的态度表述香港的历史,继承了香港电影产业一贯的赚钱至上理念和政治冷感,体现着香港电影人的艰难求生的处境,也只能在不同观众的多元读解中,完成建构香港身份的使命。

后女性主义与性别表演:“网红”及“网红经济”分析

2016年,"网红"成为传媒和经济领域都颇引人注目的一支力量。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说,在外形方面,高度同质化的"网红"迎合了男性的色情窥视,也强化了对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但是"网红"体现出来的巨大经济力量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现有的性别秩序。而2016年最为引人注目的 papi酱,虽然和其他"网红"有着相似的一面,但更以其自身的特质吸引了众多的女性粉丝,体现了网络文化异质多元的一面。

电影的多元景观:以洪深的《少奶奶的扇子》为例

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名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与洪深有着密切的关系。1924年,洪深将其改译为话剧《少奶奶的扇子》,在他的中国化改译过程中,人物性格更为单一,主旨由讽刺变为教化。1928年,他再次将这部作品搬上了银幕。从现存资料来看,这部电影中明星的使用使人物形象更为符号化,而镜头剪接和闪回等手段的利用使原先以语言胜出的故事有了不同的讲述手段。这两次改编可以视为外国文学作品的接受和阐释,人物和主题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正由于这样的"误读",这部作品的意义得以生发和积累,构成绵长不绝的效果历史,而中国电影吸取了来自其他文化、其他媒介的文化资源,也有了更为丰富多元的景观。

“接地气”与“治愈系”:论都市轻喜剧与流行文化的建构

从近年来的票房黑马:都市轻喜剧入手,分析其观众群体,数据显示都市轻喜剧的观众主要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年轻白领和大学生,从年龄、心理和消费习惯和社会身份来看有一定的共同性。在"接地气"的题材和"治愈系"的情节两方面阐释都市轻喜剧的意义与功能,指出由于都市轻喜剧参与到了观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观众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资源,由此参与了都市流行文化的建构。

电影与神话

电影虽然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却与远古的神话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将表达人类共同经验的"原型"生动呈现在银幕上。和神话一样,电影在当代社会起着言说社会规则,建立合法性的功能。虽然在新的媒介兴起时候,电影作为当代神话的功能有所削弱,但是由于和神话的亲近关系,电影依然是神话的重要言说方式。

地方性知识:一个新的视角

吉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在人文科学的各领域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人们得以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打量各种文化的地位和价值。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内在的反思性,使西方文化普世性的神话出现破绽。而对于我们重新定位自己的传统文化在这个全球化了世界上的位置,确立其合法性,进而为其打开继续生长的空间,同样不无启发。

《超人》——一个美国的神话

超人系列电影七十多年长盛不衰,已经成为现代美国社会的神话。超人作为一个孤独的超级英雄,满足了观众的白日梦,体现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美国精神。超人作为外星人,他在地球上的位置和使命,对应着长期在美国流传的"美国例外"的心态。因此,超人隐喻着美国,在他与"超级反派"的二元对立的斗争中,传达着特定的价值观,发挥了神话的功能。

《道德颂》:对现代人灵魂的拷问

盛可以的长篇小说《道德颂》是对暧昧生活的明快而矛盾的书写。它的故事与其说是对道德的反讽,不如说是对自由情爱的反省。小说写作表现了现代女性对性爱、婚姻与道德的复杂态度。为了发掘小说的多重含意,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探索者之夜"本科生学术探讨活动,对这部小说进行了讨论。讨论由毕光明教授主持,参加讨论的有200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二十余名学生。下面选登的是经整理的几篇发言稿。

明代文学作品中的徽商情结

明代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商人阶层,当时的文学作品对商人的反映越来越多。而徽商是明代最大的商帮,文学作品用通俗的形式对徽商的价值观、精神世界、经商风险、致富途径、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对徽商人物进行了成功的塑造,对徽商既有同情理解,也有批评宽容,结下了深厚的徽商情结。

论生态思想的宗教性质——生态思想对自然的复魅

随着环境破坏的加剧,生态思想不但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甚至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信仰,具有了宗教性质。本文意在指出,现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危机致使生态思想具有这种性质,这种性质不仅表现在科学、哲学、伦理学中,也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云上之猫:互联网社会的人格投射与日常表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网上观看猫咪视频或图片并被这些'萌萌哒'小动物'圈粉'悄然间成为一种时尚。不少人会在紧张工作的间隙,或者等车、点餐、上洗手间的碎片化时间里打开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一边懒懒地滑动、翻看、点击猫咪的图片和短视频,一边发出“好萌!”“好可爱!”“哈哈哈哈太好笑了!”之类的评价。

收藏、修复与策展--石川教授访谈录

龚艳(以下简称龚):首先感谢上海戏剧学院的石川教授接受我们的访谈,今天参与访谈的还有上海师范大学的张隽隽老师。我想从一个比较个人化的话题切入,石老师,您当时是怎么样开始收藏与策展的工作的?石川(以下简称石):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博。艺研院的学科优势以史论见长。一般学生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都会花在文献史料上。

调适性创新:“漫威电影宇宙”的文本策略初探

"漫威电影宇宙"是当下最为成功的电影系列之一。其原因在于:这些电影的超级英雄身上具有非英雄和反英雄的色彩;与他们相对的超级反派则表现出人性未泯、令人同情的一面。在此基础上,电影大量运用颠覆、拼贴和戏仿的手段以取得幽默效果,又在调侃中不断重申某些古老的价值。同时,利用文本间网状叙事和"彩蛋",电影在制作者和观看者的共谋中被整合为相互关联的"宇宙"。通过上述调适性创新策略,"漫威电影宇宙"广泛融合了各类文化资源,在吸引粉丝参与的同时将创意的方向把握在自己手中。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产业来说,漫威启示的不是一种可以生搬硬套的模式,而是文本在崇高与俚俗、解构与坚守、封闭与开放、大众与粉丝之间的平衡与转化之道。

时代与生活的错位和呼应:抗战前夕上海电影的一日史研究

1936年,茅盾等知识分子受苏联作家高尔基启发,萌发了书写＂中国的一日＂的想法。他们选择1936年5月21日这个日子,号召全国的普通人拿起笔来,记录自己一日的生活,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发现中国的全盘面貌。

消费与启蒙:电影传入之初的广告分析(1897-1907)

1897年,电影第一次在上海放映。第一个10年间的电影广告,对电影的宣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助游赏、广闻见和开民智。这些宣传语不仅和电影本身的性质有关,也和晚清的文化语境有着密切关系。传统文人的"玩物"心态、修身功夫和教化观念,与清末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时尚追求、知识观念和启蒙理想结合起来,形成了这些诉求极为复杂的广告修辞。而广告中所显示的对电影的独特理解,也预示了日后中国本土电影产业的发展道路。

新技术与旧眼光:电影“舶来”与中国电影开端再探

作为电影工业的后发国家,中国电影史以外来电影的消费和接受为开端。在一个华洋杂陈的环境中观看外来电影,形成了中国观众对电影的初步认知,成为本土电影观念和电影美学建构的土壤。本文将关注舶来的活动影像作为一种新的观察技术让中国观众形成了怎样的感受和认知,这些感受和认知有着怎样的根源和意涵,以此为根基,思考本土电影美学形成的动力。

隐形的文本网络:《秋海棠》及其跨媒介传播

1941-1945年间,《秋海棠》以单行本小说、戏剧、地方戏和电影等形式风靡上海乃至全国,但故事内核基本保持不变。作为一个通俗的哀情故事,《秋海棠》满足了都市大众的道德和伦理诉求,主人公及其无常的命运让沦陷时期的上海居民心有戚戚焉。由于创作者有意向五四以来的文学启蒙话语靠拢,主人公的爱国启蒙和恋爱的接续和交替,为这个故事注入了鲜明的时代意识,也与沦陷后上海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隐晦呼应。而它的电影版本,则通过新的视觉组织形式,将异族统治之下羞愤交加的心态编织进文本之中。可以说,《秋海棠》的内涵在晚清以降的新旧文化网络中得以开拓,并通过跨媒介的大众传播变得更加丰厚。

如画的乡愁:翁万戈所摄城市风光片及其启示

近年来,翁万戈的影片得到发掘和整理。在翁万戈的几部城市风光片中,《常熟,扬子江畔一小城》展现了田园风光,《南京,南方的首都》表达了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象征意义,《杭州,中国的花园城市》寄托了作者的文人意趣,《天津,华北的门户》则突出天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特征。这些影片因其纪实性有较高文献价值,同时,它们是翁万戈在离开祖国之际制作完成的,呈现出翁万戈对这些城市的印象和情感,是他乡愁意绪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