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军礼中的神道设教——《周礼》大师祭祀考论

《周礼》所载大师礼有自成体系的祭祀内容。按照时序,这些祭祀可分为出军前、军中和还师后的祭祀三个部分,包含祭社、告庙、设军社、齐车载主(军社和迁庙主)、祭行神、祭上帝、祭山川、献捷礼等。祭祀对象上,天神、地祇、人鬼皆有,涵盖了国家祭祀系统主要的神灵。这些祭祀本质上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祭祀神灵以获得福佑是人为建立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国家的权威和军队的威严来构筑和解释的,它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供了重要保证,也有利于巩固天子与诸侯的政治地位。

《真灵位业图》校勘举要

《真灵位业图》现存唐、元、明、清4朝共6个古代传本,它们大体一致,但也有一些共同的舛误,个别地方,存在明显的抵牾,但"残本"说不能成立。关于《位业图》和与其关系密切的《真诰》存在记载不尽一致的现象,有三种可能,一是陶氏疏忽或观点改变所致;二是《位业图》本非陶氏所作;三是传抄中出现错误。其中陶氏疏忽的可能性很小。

道教九宫位主神张奉考

张奉在道教第一部系统的神谱《真灵位业图》中被奉为九宫位之主神。他本是东汉末年一位有着显要家族背景的名士,恬静乐道、喜于施舍。仕途上,他最终选择成为曹操麾下的谋士,并深得敬重。关于其名讳,《三国志.魏书.张范传》之"张范"即为此人,但载其字为"公仪"似为不妥,应是"公先"。在与道教关系上,他与其先祖张良皆被道教神化而擢拔为神仙,这是道教采摭史料中的乐道之士以神其教的典型一例。

《真灵位业图》“九宫”位的两个问题

《真灵位业图》"九宫"位的设置是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九宫"观念的一种继承和改造;九宫位主神张奉出于《真诰.稽神枢》正文,该正文则源于晋谢沈的《后汉书》,而陶弘景的注释仅出自《三国志.魏书》,未能追溯到谢氏的记载。通过这两点的分析,有利于深化我们对《位业图》"九宫"位的认识。

我国历史上影响人口的文化因素

探讨影响我国传统社会人口的因素,应该在思想方法上排除以农耕经济为根源的先入之见以及将灾荒、战争等偶发因素视为主要驱动力的观念,应该努力从文化中去追寻原委。由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组织形态引发的同姓不婚、早婚早育的婚姻制度、长子继承制和养儿防老的观念等等促进了我国历史上人口的繁衍;国家的赋税制度与溺女婴的习俗则是传统社会有力的人口调节器。虽然因社会的更革,旧因素逐渐削弱,新因素不断产生,但传统生育观念仍顽强地发挥着作用,处理好人口与社会承载能力的关系,还应从调节社会文化结构入手。

圣王登仙:论先秦时期黄帝神仙形象的生成

黄帝本为上古传说时代杰出的部落联盟首领,春秋战国时期逐渐被尊奉为圣王,地位日益显耀。在战国时掀起的造神运动中,黄帝被塑造成了辅臣追随、至诚修道以至成仙的文化形象。早期道教经典频现黄帝神迹,神仙谱系《真灵位业图》出现“玄圃真人轩辕黄帝”的名号,均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战国时期黄帝神仙形象的文化元素。

企业的信访稳定必须要做到五个坚持

在社会转型期,更好地实现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一个企业的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全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会议,将围绕产生不稳定因素的深层次原因,从推动科学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科学民主决策、公正廉洁执法、密切干群关系等方面加强源头预防,把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对于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做好稳定工作,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笔者通过自己近年来的稳定工作实践,认为一个企业要想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就必须做到"五个坚持"。

《周礼》“共其水稾”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周礼·地官·封人》记载祭祀时封人为牛牲"共其水稾",即提供水和稾,稾即禾秆,是牛牲平日的饲料。郑玄解释为"给杀时洗薦牲",意谓用水清洗杀牲后留在牲体上的血迹,并向其进献禾秆。从文化人类学视野来看,"共其水稾"实际上是为牛牲死后的灵魂举行谢罪仪式而做的准备,可视为史前狩猎习俗在礼乐文化中的一份遗存。它从心理上排除了牛牲灵魂对祖先和祭祀者的潜在威胁,进而保证了牛牲作为祭品应有的圣洁状态。

从维持到解构:论周代天子宗庙祭祀的历史逻辑

天子宗庙祭祀是周代礼乐制度正常运转的重要支柱,高度融摄伦理政治与仪式反复举行是其得以维持的有力支撑。西周中晚期以来周天子享国日久、自乱其制,天子宗庙祭祀的各种结构性弱点也逐渐暴露,作为祭祀者的天子与众臣相继违礼,祭祀环节渐次退场,以致最终解构。这一后果本质上源于周人未能设计出有效方案以规避因时间推移而出现的结构性危机。就长时段中国传统社会而言,背离原有礼乐制度的现象,实为当时僵化的制度已无法承载社会发展形势而做出的自我调适。

梦境外的博弈:对城濮之战战前梦的政治解读

城濮之战是晋楚两国长期争霸的关键一战。据《左传》记载,晋文公和楚令尹子玉在战前都曾做过具有象征意味的“梦”。从政治视角来解读,晋文公借此建构个人正面形象和战争合理性,坚定了全军必胜信念;子玉梦遇河神而不祭,却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背后反映出楚军众心不一的窘境。在晋楚争霸的大背景下,作为潜意识行为的“梦”被赋予了政治色彩,不仅预示着战争走向,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战争进程。

强化基层组织建设,永葆履职尽责活力——民革大同市委会基层组织建设纪实

基层组织是民革的组织基础和工作基础,是民革参政议政人才的源泉,在发展人才、凝聚人心、增强民革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革大同市委会在长期基层组织建设实践中,着力加强基层组织思想建设,增进思想共识;以制度建设推进工作开展,增强基层组织活力和凝聚力;支持党员履职尽责,扩大基层组织社会影响力。

山西省委会开展政治交接教育活动的基本做法

新世纪新阶段，民革山西省委会始终坚持以思想建设为核心，把搞好政治交接作为一项长期的、持续不断的任务来抓，通过坚持不懈的政治理论学习和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使全省民革党员进一步认识中同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更加坚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

论“现象史学”的科学属性与人文属性

“现象史学”是在反思当前历史学人文关怀不足、传统政治史学难以发挥资治功能、后现代主义冲击客观历史的还原等深层史学问题的基础上,汲取文化史学的养分而探索出的一条史学科学化道路。它试图在文化整体观的视野下,运用文化要素分析法和科学归纳法考察历史现象特别是影响至今的历史现象之文化结构,进而探索历史规律,形成中层理论与中层理论群。现象史学不仅有力地回应了后现代主义对还原客观历史的质疑,而且赋予历史学注重内涵式发展和转向公共阐释的科学品质。它虽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取向,但由于专业性较强,所以既不拒斥也不刻意谋求研究成果的公众化,而是致力于为当下社会提出基于历史学优势的专业方案,使历史学发展成为一门具有“利他”属性的社会治理学科。科学属性与人文属性是现象史学之双翼,这既是它在史学价值链上的自我定位,也是在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征程中的时代定位。

《周礼》大田祭祀考论

大田祭祀是指天子与诸侯亲自田猎时举行的祭祀仪式。《周礼》记载有自成体系的大田礼祭祀内容,按照时间顺序,这些祭祀可分为出师前祭祀、军中祭祀和还师后祭祀三个部分,包含祭祀宗庙、战神、马祖、禽兽、四方神灵、社神等节目。这些祭祀本质上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它们是通过国家的权威和军队的威严来构筑和解释的,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供了重要保证,也有利于巩固天子与诸侯的政治和军事地位。

《真灵位业图》中黄帝名号的由来

黄帝本是传说时代部落联盟的首领,春秋战国以来生成了圣王与神仙并存的双重文化形象,历来被道教奉为尊神。依目前史料所见,黄帝走进道教神谱是以“玄圃真人轩辕黄帝”的名号位列现存第一部道教神谱--南朝齐梁高道陶弘景所撰《真灵位业图》为标志的(《道藏》第3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5页)。

西汉政权“北边”战略的源头与演进

“北边”观念来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汉与非汉政治势力的界定过程,并逐渐具有了政治内涵。西汉初期中原政权延续了战国以来以前沿防守模式为主的战略方针,这既是出于当时国家实力的具体考量,也是基于中原政权缺少骑兵这一机动性极强的军事力量的客观选择。汉武帝时期是西汉战略转型的关键阶段,投入大量人力与经济、军事资源,发动了数次大型战役,对匈奴军事行动的胜利,保证了西汉最终实现对“北边”地区势力范围的有效控制。在这一过程中,中原政权的主要目标仍在于扩大其有效的统治区。在北部边境的外缘修筑军事戍卫设施的同时,边郡地区内郡化的趋势也不断增强。

闻言促谏:春秋时代社会转型中的礼乐坚守

春秋时代,在贤臣大夫的谏君行为中,有一种以“臣闻(之)”和其他“自称+闻(之)”等领起的征引现象,可称之为“闻言”。这些“闻言”大多具有常理性质,均是以第三方权威话语的形式出现,实为贤臣大夫试图通过“重提”礼乐社会中的贵族共识,来建构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合理性、合法性,进而捍卫礼乐制度的政治表述,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向。这种征引现象是三代咨议和谏言传统的衍生,根植于施舍聚民、以家代国式的中国早期国家产生方式。虽因时势与说服对象的不同,征引“闻言”会产生不同效果,而且“闻言”呈现出渐次退场的态势,但其价值并非仅限于当时。作为早已存在的公共话语,“闻言”借由贤臣谏君的特殊场域被“重提”与阐述,加之史官在场载录以及后续整理、保存、传播的助力,明确了其作为公共话语的重要价值,进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经典化,获得了恒久的生命力。

关于《周礼》鸟兽尊彝形制研究的反思

学界关于《周礼》所载鸟兽尊彝形制的讨论,存在重考古轻文献的倾向,主要表现为用出土的象形尊彝否定文献中刻木画图的记载。其实,出土尊彝也有刻有鸟兽纹样者,可与《庄子》、郑玄注等文献相互印证,当引起应有的重视。在古史研究中,考古材料固然是必要的取证依据,但也有支离破碎的缺点,尤其在尚未得到充分解读且与文献记载相左时,更应在理论和方法上多几分谨慎态度,避免遽然否定文献。

《管子·轻重己》“出祭王母”研究

注家对《管子·轻重己》所载"出祭王母"中的"王母"有三种解释:土地、祖母、西王母,这些观点不同程度上都存在问题。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认为可能是指祭祀先妣姜嫄,不过未经论证,也没有引起学者应有的重视。相较而言,孙氏的观点能够得到内外证的支撑,长于诸家之说。

论“湔祓”仪式——前国家时代“尊贤”之风与“家国一体”的碰撞

伊尹、微子启、管仲等先秦重要政治人物,曾为地位低下者或罪人,他们在得到君主重用前都受过祓礼。这个仪式是一种专门祛除人身秽气的巫术,旨在为受礼者告别卑贱走向高贵打通道路。《战国策·楚策四》"湔祓"一词,即追溯此礼,以寓士人仕宦之志。湔祓仪式源于原始社会的收养习俗,本质上是前国家时代"尊贤"之风与以"亲亲"为特点的"家国一体"政权形态两种文化因素相互碰撞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