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全球视野与国家责任意识--张颢瀚教授访谈

本刊记者苏明 张颢瀚教授。 张教授，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阶段，但从总体上看仍未见复苏之态。您怎么看今后的全球经济趋势？

大都市圈的成长阶段与动力机制

大都市圈是一个由单个地位突出的具有国际性的核心城市和几个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及相应城镇群落所组成的规模层次分明、功能结构合理、经济联系紧密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空间发展实体。大都市圈过程即大都市圈的成长与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一般要经历各城市圈竞争发展、大都市圈培育、大都市圈发展与扩张、大都市圈创新发展等四个阶段。大都市圈过程的动力来自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基础设施发达、市场和制度规范等条件基础上所产生的合理的区域分工、竞争与互补以及政策推动。

交通条件引导下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空间格局演化

城市发展的历史与经验表明,交通条件是城市空间格局演变最主要的引导因素之一。长江三角洲城市空间格局的历史和现状特征均表现出明显的交通制约与引导性。明清时期,城市基本沿运河和长江两条水运主轴线展开;现代社会,城市基本沿铁路与高速公路集聚,形成了H型的城市空间格局。未来,交通条件引导下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空间格局将呈现出轴线+圈层的空间特征,并发生三大变化沿海城市发展轴逐渐形成,沿沪宁—沪杭—宁杭高速公路和轻轨形成城市空间“金三角”,与上海可达性的差异等因素导致四个新圈层出现。

空间经济发展的要素与沿海发展要素的形成--兼论江苏沿海开发的战略引导

空间战略已经成为国家规划的重要战略,沿海开发已成为国家区域整体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苏沿海进入国家开发战略,需要遵循空间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强化区位优势、开发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强化规划引导和政策激励等,以促进沿海地区更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和条件,抓住机遇加快经济的空间集聚与发展,激活区域发展内在动力,引导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合理定位,尽早发展成为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世界级大城市群北翼的一个"自我组织"的城市连绵带。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两种路径——兼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本文提出要改变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的单一路径的城市化思路,代之以移地式城市化与就地式城市化相结合的两种路径。这两种路径从全国范围看,应当同时推进,共同发展;从城市化的长期趋势看,应以移地式城市化为主导。就地式城市化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路径。分析了移地式城市化与就地式城市化的基本内涵和辩证关系,提出了移地式城市化与就地式城市化的政策导向。

长三角都市圈发展新格局——南京都市圈功能变化与空间整合

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新阶段,要求城市间建立有机联系、等级结构合理的新型功能关系,区域发展的增长极也由单个城市扩展为城市集群。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先导区和动力区,随着空问的拓展,南京将成为长三角的中心区域之一。宁镇扬城市共同体的形成、南京都市圈的整合,对发挥南京的公共作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南京周边城市乃至整个长三角的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城市整合过程中,主要遇到行政区划限制较大、缺乏统一的政策机制、产业结构趋同等障碍。应以南京为主导,采取核心+互补的发展模式和圈层式组织方式实现城市间的整合,形成以南京为核心,由核心层、城区外围层、宁镇扬城市共同体、远距离幅射区共同组成的四大圈层式发展格局。

后信息经济时代的全球经济

当前,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典型的"弱势低速增长周期"。本文基于美国、欧洲、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考察,研究发现:从历次全球经济周期更替的规律来看,这一弱势周期的形成归结于全球缺乏新的新兴产业尤其是支柱性新兴产业的支撑。20世纪50年代以来众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美国最近30多年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的演变历程表明,信息经济时代与后信息经济时代的"拐点"已经到来。正是这一拐点的到来或者说信息经济的衰退构成了全球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基于这一视角的经济周期演变机理的分析表明,后信息经济时代全球经济周期的交替、更新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新兴产业的培育与支柱产业的形成,这也构成当前全球面临的共同战略任务,进而决定了全球将进入一个"典型的共同治理探索期"。

“输血经济”的形成及“西南现象”的破解

本文借鉴发展经济学的“增长极”理论及其世界实践，对普遍存在于我国大西南基地型工业地区的“输血式”投资方式所形成的“输血经济”进行了考察。由此分析了以“输血经济”为特征的“西南现象”在企业投资体制、企业管理体制、产业布局结构、城市组织体制了面的特征和表现，并特别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转向市场。“输血”的投资由“楔入”走向“滚动”，是破解“西南现象”之难题的关键所在。

区域一体化转型与融合体制建设研究——以长三角一体化为例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已由"浅表一体化"演进到"深度一体化"阶段。然而作为政府行政主导型的区域一体化模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其制度成因在于地方政府的非合作博弈、制度缺陷与缺位、体制异化以及法律缺失。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来审视,长三角一体化演进过程,是建立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利益协调机制与利益约束机制的过程。区域深度一体化的本质在于区域制度一体化,需要创新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的总体思路、制度环境,构建科学的政府考核评价体系。长三角一体化的融合式发展,需要有一个相对固定、具有一定权威、能够发挥协调作用的多层级组织架构来承担。

长三角区域的生态特征与生态治理保护的一体化推进措施

长三角区域位于我国沿海与沿江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结合部,扼长江出海口,集"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于一身,河湖水网相连,气候温暖湿润,自然环境优越,开发历史悠久,是中国和世界著名河口三角洲之一。依托得天独厚、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淡水资源,长江三角洲紧紧抓住国际制造业向其加速转移的有利机遇,加快区域联动开发、协调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和社会综合发展的核心区域。但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长三角地区生态环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资源迅速消耗和环境污染加剧。在不少地方,良好的资源生态环境已成了十分短缺的生产要素,对经济社会的约束日益突出,生态安全问题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文章分析并提出长三角区域生态文明的特征、问题与解决对策。

中国书法艺术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的作用

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艺术方式:单一的书法艺术承载全息的文化内涵;书法培育了中国文化艺术追求内在美、中和美、自然美的审美观。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艺术的基石,是传播文明的载体,培育中国人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书法艺术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更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者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承担者。作为艺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艺术产业的繁荣发展必将促进文化艺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强调书法艺术的文化战略地位,是大力发展文化艺术产业的客观需要。进一步发挥书法艺术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书法无法"现象、过度炒作现象值得警惕,这需要我们必须坚守中华文化中书法文化的根植性。

论长三角港口群、区域与交通发展的一体互动

伴随着长三角的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长三角的港口与港口群的资源整合迎来了历史新机遇。在长三角一体化的空间里。港口与交通以及产业的空间布局应该实行功能互动的互动发展,各港口应该从竞争到合作、从小组合到大组合,以战略转变来打造世界级的港口群。

知识产权是第一产权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作为无形产权的知识产权正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内容。知识创新、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循环程度,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竞争力。理清知识产权的基本内涵,确立知识产权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第一产权的地位,是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必然逻辑,是推进作为智力投入与利益回报平衡机制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本文试图阐述在全球市场经济发展到现今阶段,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和公权化趋势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发展推动力,使其确立第一产权的地位。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经济与行政区经济的矛盾和整合

都市圈经济是现代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长江三角洲向泛长江三角洲的空间扩展是顺应都市圈经济发展需要进行区域优化整合的必然路径。泛长三角正朝"沿江"、"沿海"两个基本方向扩展,然而越来越多的行政区的加入会产生更为多元、复杂的行政区利益矛盾,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都市圈经济与行政区经济运行规律的差异性。泛长三角一体化需要都市圈经济与行政区经济的协调与整合。健全市场机制、实现市场主体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利益共赢、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区域合作组织、建立区域共同治理的政策法规体系等,是促进都市圈经济与行政区经济一体协调整合的基本路径。

提升长江三角洲的经济能级

文章认为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并发挥着龙头和“主引擎”的作用。因此提升这一地区的经济能级对进一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文章还就此地区的经济能级状况与中国其它都市圈和美洲三大经济区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如何提升长江三角洲经济能级的具体设想。

江苏区域整合与产业带战略

江苏南北经济差异显著。江苏区域整合的重点是将苏中地区逐步融入苏南板块,形成“大苏南”板块,实施沿江发展战略;由东西向顺江交通为主的战略向以南北向跨江交通为主的战略转移,形成三个“跨江发展金三角”;在经济带的基础上突出建设产业带,实施产业带发展战略。

长江三角洲发展的目标定位与战略重点

明确长江三角洲未来发展的目标与战略重点 ,是推进这一地区持续快速发展 ,并增强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作用的重要问题。长江三角洲应积极发挥其经济及区位优势 ,使自身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高地和主要增长极、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与强势高地、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基地。

泛长江三角洲：世界第六大都市圈未来“—体两翼”新格局

长三角正处于都市群发展的扩张阶段,泛长三角的形成不仅是核心区域生长的必然趋势,而且是带动全国发展的客观需要。城市群的发展实际上是交通格局演变和空间发展相互推进的过程。未来泛长三角将形成以上海为核心,沿黄金海岸和沿江黄金水道呈T字型展开的综合交通体系。上海的辐射功能将沿交通主轴以梯度推移的方式不断向外扩散,并且通过次级中心城市的辐射传递和接力作用影响到苏北、浙南、安徽及闽北的城市,最终形成以沿江的经济带与城市带为"一体",以上海南北沿海城市带为"南翼"和"北翼"的"一体两翼"新格局。新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形成后,长三角南北两翼的受困局面得以改变,"世界第六大都市圈"的框架才得以基本形成,泛长三角的区域整合力、外在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将会大幅提升,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主力区域。

中非命运共同体与中非资源开发利用合作

“资源诅咒”是非洲发展的陷阱。殖民地时期的资源大开发,未曾带来非洲的大发展,这与殖民地经济体系的封闭性、资源开发的掠夺性、资源利用的单一性不无关系。随着“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如何突破非洲资源开发利用的“殖民者的路径依赖”,是中非资源开发利用合作得以深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全面、科学、深刻认知非洲自然资源、港口资源、人文资源等各类资源的现状与特征,才能为制订开放、协同、

中美经济转型期的比较与借鉴--兼论沿海发达地区转型中政府的功能定位

综观世界经济史,各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质是一场以建设创新型社会为目标的"政府、经济、社会"综合转型。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时期先进州转型与近年广东省经济转型的比较,可以看出美国当时的经济转型与当前我国先发达地区的转型在条件上具有较强可比性,转型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双转型关键期,"适应性效率"是各级政府转型与制度构建的核心目标。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中央政府的宽容程度及其能否适时为先发达地区转型与改革提供所需的制度与政策,将直接关系到先发达地区乃至全国的转型成败。因此,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双转型、双创新须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