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文学史上“渔父”形象的古今演变

中国文学史上,对"渔父"题材的处理和表现有一个古今演变的问题:古代的"渔父"系列创作中的"渔父",形象单一,主要是作为一个象征符号而表现古人淡泊、超越的隐逸文化追求;到现当代作家这里,既使这个形象高度泛化,且主要着眼于"渔父"的现实生活内容,也由此表现一种历史文化的省思。同时,"渔父"题材的这种古今演变,也是对文学反映人性(自由本质)这一价值观念和规律的进一步确认。

从“士”之自觉到“人”之觉醒

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 ,士自先秦诞生之日起 ,就有了一种精神上、思想上乃至行为上的自觉与成熟 ,这导致了这一群人对世俗生活及个人情性的不甚关注 ,甚至是忽视。而至先秦末 ,随着君权政治的日益加强 ,士之自我意识开始逐渐复苏 ,开始把向来朝外 (社会 )的目光向内 (个人 )转 ,由此到汉代 ,特别是汉末发生了士阶层“人的觉醒” 。

试论屈原的大众文化批判

屈原的批判,从对象上看,突破了狭隘的对某一特定对象或君王或小人,或精英阶层或普通大众的范围,而上升到对整个国家、时代和社会的批判;从内容上看,则同样超越了单纯、偏狭的或政治的或道德的或社会的批判,而成为一种涵盖此之种种在内的,更广大、更普遍的大众文化批判。

五十年来墨学研究综述

1 949年以后的学术界前所未有地同社会现实政治生活发生了相当紧密的联系。就墨学研究而言 ,正是由于这一点 ,造成了五十年来这一领域的明显不同的两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总的来说 ,前一阶段 (1 949年至 1 976年 )可称为相对沉寂期 ,主要表现为墨学研究在学术观念、方法 ,直至研究对象方面由多样化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统化、由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向成为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一域方向的变化 ;而后一阶段 (1 977年迄今 )可称为全面爆发和深入开拓期 ,其情形则正好相反 ,由唯物史观的一统天下 ,变成为种种观念、方法的异彩纷呈 ,研究对象日益广泛 ,研究工作日益深入 ,而且墨学研究亦一步步褪去其政治色彩 ,复归其较为单纯的学术面目。而这种看似相反的两个发展阶段 。

皎然“逸格”论及其隐逸文化精神

皎然的逸格论,跟隐逸文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逸格既包含了对文学创作主体所进行的创作活动的规定和要求,又指陈了中国传统艺术活动所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即有效地传达主体固有之品格,使为人与为文获得完美的统一。如此,则人生与艺术也就合而为一,人生即艺术,艺术亦即人生。此乃中国传统艺术之真精神所在。

魏晋隐逸文化与嵇康之死

魏晋之初的隐逸文化并不发达,这跟其时奉虚伪"名教"为政治号召的统治阶级对隐逸行为的态度有直接关系。阮籍、嵇康的不同遭遇,可说正是其注脚。尤其是嵇康之死,向当时不满现实政权、有志于"隐逸"的士人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仕隐的选择,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统治的需要。

试论王霸政治追求及其对隐逸文化系统的影响

进入日益巩固而成熟的大一统政治后,隐逸文化系统之还能继续存在,社会政治系统对其之所以还能够容忍,跟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影响深远的王道、霸道政治观念有莫大关系。可以说,社会政治系统(政统)与隐逸文化系统二者,正是在"王道"政治理想上,找到了相契合之一点,而能相反相成,尽管他们各自在对王道政治理想的追求上,动机和目的是完全迥异的。

试论隐逸文化中的“乐道”传统

虽然“道”有任重道远的沉重的一面,但在视人生为第一要义的中国文化传统中,“乐道”一面的体现更是自然之义。这从儒道两家的有关思想可以清楚见出。而它们的具体落实又往往是在隐逸文化系统当中,通过士人隐逸的实践追求或趣尚得以体现的。

先秦儒道隐逸观及其形象表现之不同

先秦儒道由于其动机有异 ,在面对“隐”时有不同的指向和表现 :儒家因以之作为不得仕时的权宜之计 ,故隐去时免不了那种欲去还留、难舍难分的失意情怀 ,而道家呢 ,因其主动 (至少主观上不无此 )选择 ,指向生命的自由逍遥而不无“得意”。同时 ,由于儒道同样面对无道现实、同样追求个体精神的自足 ,所以又最终走向了合流。

关于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美学现代化问题的质疑

其实,在全球化浪潮汹涌不已的今天来讨论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化问题,并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为此,我们首先必须弄清进行传统美学的现代化的必要性问题,然后才可在此基础上谈其可能性。应当知道,全球化并非就是某些人眼里的各大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实际上,对话的不平等性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文明冲突论的背后,所揭示的其实也就是这一问题。换个说法则是,这一对话中存在着的是话语权的争夺问题。包括美学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领域,并不是单纯透明的象牙塔,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在美学研究领域凸现或争取我们自身的话语权力。所谓必要性,即在于此。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话语权的争夺,并非简单盲目的民族主义冲动。

葛洪隐逸思想试论

在隐逸文化史上,葛洪的地位极为重要:他不仅有隐逸之趣尚与实践,而且,他特以其《嘉遁》、《逸民》二篇隐逸文化专论,完成了对此前隐逸思想的总结,最终融合了儒道隐逸观,标志着隐逸文化发展的完全成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论汉代隐逸文化对屈宋的“反动”及继承与发展

两汉隐逸文化是在先秦,特别是屈宋那里所代表的隐逸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究竟因时代的同(汉初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先秦封建制度的恢复)与不同(汉代终是一个在各方面有异于先秦的全新时代),而使得汉代隐逸文化较之屈宋那里,首先表现出了对屈宋隐逸思想的"反动",其次又有所谓继承与发展——在此意义上最终形成汉代所特有的隐逸文化特色。

隐逸文化与先秦诸子文化之关系略论

我们认为,正是在分外关注人际、人事这一传统特色上,隐逸文化与先秦诸子文化契合一致。而就历史发展阶段而言,宽泛意义上的隐逸文化,自始起即表现为对现实人事的关注,至先秦时期,诸子纷纷讨论、总结了隐逸文化中的这一人事人生内容,并在此点上呈现为不同的面貌和形态。由此意义上讲,它既表现了诸子(即士)文化对隐逸文化的广泛继承,同时又标志着狭义的隐逸文化的正式形成。

智愚说对先秦儒家人道观的消解及其文化影响

先秦儒家由“天”出发，提出了诸如“天民 ”这样的极富人文色彩和人道意义的范畴及命题，并因此建立起了其独具特色的人道价值观 ，但是，由于他们在智愚问题上的过分关注和强调，而使得其人道价值观在现实政治层面， 几无实践性意义可言。也就是说，先秦儒家同时强调的智愚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甚至否 定了其原有的人道价值论，进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

试论隐逸文化视域中的齐文化

就齐文化所独具的内涵而言,它跟隐逸文化有冲突的地方,但隐逸文化在齐文化史上却并没有因此而消亡。齐文化中的隐逸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齐人豁达和不拘泥的民风,使之能够对古代中国士人均面临的仕与隐的问题做出自如选择;二是在齐地尤其发达并进而影响到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术神仙之说,对齐地隐逸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作用明显。这既是在看似与隐逸文化相冲突的齐文化中却又能够产生出隐逸文化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齐文化对中华隐逸文化的最大贡献。

试析“虚静”这一文论范畴的隐逸文化内涵及表现

"虚静"乃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这一范畴的提出及其发展演变,都包含了极为丰富的隐逸文化内容:即,由隐逸文化角度而论,虚静一语,一方面指陈了一种精神境界,而在现实层面,达到此一境界的有效及最佳途径,往往也就是"隐逸";另一方面,它又指向了主体"存身"的方式之一,亦即隐逸的实践行为。由此,虚静论深刻地表征了中国古代文论及美学的人生论这一文化特点。

试论全球化时代或曰后殖民时代弱势文化的话语权问题——兼论比较文学领域的中国学派对此问题的回应

面对全球化时代,我们不能盲目、简单地对待各种文化交流;后殖民话题的提出,并不是第三世界学者的妄想和某种企图,而是出于对文化对话与交流中实际存在的话语霸权的提防。但我们并不是要争夺甚至建立起另一种霸权,而是在文化多元的期盼中提倡一种真正平等的对话。表现在比较文学领域,便是中国学派所提倡的跨异质文明的对话理论。

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试论张衡辞赋与汉代隐逸文化

张衡通过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赋作《归田赋》，表现了汉代隐逸文化至此而有的一个新境界，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隐逸”，到此才真正放下对所谓“道”或“志”的承当，以及成为那种“不遇”情怀的释放之所的沉重一面，而第一次显示出了其完全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义。

试论屈宋在先秦隐逸文化史上的意义

先秦隐逸文化发展至屈宋,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士人仕隐二元选择在实际上的第一次出现。我们以为,屈原、宋玉二人,分别从社会、个人两方面,表现了不遇士人的存在选择、精神状态,同时也可以说是为后来同样境遇的士人指出了两条大不一样的"出路"。由于楚文化在此时与中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可说已经融为一体了,故屈、宋所代表的,也可说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所有士人进退出处的一个新的趋势。

试论隐逸文化对文学之影响

隐逸文化对文学内容的影响,就题材言之,它扩充了文学的表现范围;就主题论之,隐逸文化也拓宽了文学的表现对象。当然,此二者,有时是不可截然分开的:隐逸文化对其影响多是同时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