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理据与路径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有效施行,可为家庭暴力未成年受害人提供较为有力的司法保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主体的范围尚不周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当前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中因法源依据不足而介入受限。本文以“国家亲权”法则作为理论支撑,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法教义学视角出发对法律条文作出体系解释,旨在厘清《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三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零六条、一百零八条之间的纠结与联系,综合考量未成年人特殊主体地位,以期厘定后者第一百零八条中具备代为申请资格的“有关人员或者单位”的范围。继而,根据公权力介入限度对第一百零六条受案范围提出若干建议,论证检察机关介入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时机和方式,以优化未成年人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的路径。

从“厌童”到“友童”:对儿童,我们需要更多宽容与包容

近来,“乘客制止儿童踢踹椅背,网友拍手叫好”“一岁孩童高铁哭闹,乘客要求闭嘴反遭指责”等系列新闻,引起公众对“公共秩序维护与儿童行为规范”问题的持续热议,并随之引发关于当下社会包容性的讨论与反思。

“风险—需求—响应”模型在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中的适用——兼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

为有效预防和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我国《刑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先后规定了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然而现有法律条文较为抽象,专门矫治教育的评估机制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运行等核心要义也不够明晰。作为未成年人循证教育矫治的主导因素,精准适用“风险—需求—响应”模型,有助于透过对未成年人进行个别化评估而开展更有针对性的专门矫治教育。通过梳理与解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内容,在明晰专门矫治教育制度适用对象与适用程序的基础上,合理参酌域内外未成年人循证教育矫治实践经验,可依法建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风险—需求—响应”模型:精准评估专门教育矫治对象、识别未成年人个别化矫治内容、优化未成年人专门教育矫治方案,以此推动专门矫治教育制度落地落实落细。

美国少年司法的新近发展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少年司法制度的诞生地———美国 ,它的少年司法体系的改革令人关注。本文回顾了美国少年司法政策的发展历史 ,并系统地检验了美国少年司法体制 ,总结了美国少年司法的历史 ,阐述了美国少年司法近年来的发展状况 ,这些发展推动了学者们对美国少年司法的深入研究 ,从而为处理青少年偏差行为指明了合理、有效的策略。本文还涉及到意识形态、政治策略和媒体对少年司法的公共政策的影响问题 ,最后探讨了将来美国少年司法领域中可能出现的争议。

“国家亲权”法则的衍变及其发展

作为少年司法的重要基石,"国家亲权"法则的出现、辗转及探索并非坦途,在理念及践行上都历经无数次的考验、甄别与演进。"国家亲权"法则为国家干预问题少年提供了理论基础:若父母无法控制并训诫后者,则国家有权取而代之,提供必要保护及监管。近年来,在新保守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夹击下,"国家亲权"法则与时俱进中有所松动,但仍不啻为少年司法最为重要的理论根基。

恢复性司法视野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探析

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发展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推广,刑事和解在解决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概念、特征以及司法现状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后,在此基础上,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提出若干建议。

少年司法语境下的“国家亲权”法则浅析

在我国少年司法重构过程中,对"国家亲权"法则的适时借鉴与引入有必要进行认真比较与全面分析。适用时,应严格把握"国家亲权"法则于少年司法的本土化运作,一方面需要要与"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合拍,为问题少年提供必要关爱;而另一方面,仍应通盘考量被害人与社区利益、未成年人特殊利益间的冲突与协调。在此基础上,"国家亲权"法则还应与"亲权"法则相互映衬,促进未成年人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切实肩负和履行相应法定义务。

英国少年司法政策变化之研究

将研究自《1969年儿童和青少年法案》实施以来,英国少年司法政策的变化。在经历福利模式和犯罪控制模式后,英国对现行少年司法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原先救助与保护的原则之外,根据变化了的刑罚理念、青少年犯罪现状以及社会舆论导向等因素,对少年司法制度更多引进了惩罚和预防的理念。这对于目前建设中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构建和完善不无借鉴意义。

西方社会生态犯罪学探究

对犯罪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思考孕育了早期的生态犯罪学思想,对社会生态作犯罪系统研究标志着社会生态犯罪学的诞生。20世纪社会生态犯罪学经历了从思想萌芽到学科体系形成的重要发展时期,其形成过程衬托出了深刻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背景。

风险/需求评估在预防未成年人再犯罪中的适用

风险/需求评估理念旨在预测及估量未成年人再犯罪风险,将有限的未成年人司法及社会支持资源重点集中在再犯罪风险较高之未成年人身上,由此建构和践行相应个别化矫正对策,解决诸上问题或将降低其再犯罪之可能性。但截至目前,我国尚无统一权威的未成年人再犯罪风险及需求评估体系,量表开发、流程规范、技术标准等皆存在较大待补空间。建议整合既往域内外评估研究成果,通过比较及循证视野,从指标体系、精算量表、流程管理及社会支持等四个方面逐步建立健全符合本土实况之未成年人风险/需求评估体系,从而实现未成年人再犯罪预防个别化及社会化。

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原则的反思与完善——兼议《民法典》第1084条第2款

随着《民法典》的出台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实施,我国未成年人抚养权归属的酌定亦愈发要求依“儿童最佳利益”原则而来的“子女最佳利益”原则行事。然而,由“子女最佳利益”原则考量而来的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原则歧义多变,如《民法典》第1084条第2款的规定。本文建议,应基于“子女本位”主义的“子女最佳利益”原则,融合父母性别平等视角,综合考量符合该原则标准的诸多重要现实因素,作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研判。

归责与惩教:未成年人司法二元化建构的逻辑展开

法治是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未成年人司法建构应体现出现代文明观对未成年人偏差及保护应对之尺度。我国传统一元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在“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与“社会最佳利益原则”上存在较多理念冲突,特别是对被害人权益及社区防卫存有一定忽视。一元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可从未成年人“归责”与“惩教”两个维度予以解构,以回应并反思“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未来,我国未成年人司法或可从双重二元化角度予以建构:一是以未成年偏差人与未成年被害人为干预对象,建构狭义二元化未成年人司法;二是以此为基础,依托刑事司法,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以建构广义二元化未成年人司法,实现互动与衔接。

亲权与国家亲权间的平衡:探求家庭教育的实现路径——兼评《家庭教育法(草案)》

亲权及国家亲权系保障家庭教育科学实现的双重基础,有效落实家庭教育须实现二者平衡。亲权通常表现为父母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履行,而国家亲权则为国家对未成年人监护的兜底。为实现监护职责的有效履行及实现,家庭教育或应以亲权为根本,国家亲权予以适时引导及干预。家庭教育涵盖亲职教育、子职教育以及婚姻教育等内容,其中亲职及子职教育或可包含离异家庭等的针对性教育。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治视阈下的“父母参与责任”——兼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49条的实施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受多种因素交互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咎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子女未尽监护责任而来的“父母参与责任”。基于此,各法域相继出台了不同类型的父母参与责任法,以敦促父母竭力促进未成年子女的全面健康成长。依“国家亲权”法则,父母参与责任涉及父母责任、未成年人责任与国家责任之间的利益平衡。近年来,我国相关立法陆续规定了父母参与责任,但其实施亟待进一步整合功能和发挥实效。结合《家庭教育促进法》第49条的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审判机关可以通过加强“训诫”程序意识、明晰“训诫”内容意识、强化“训诫”规范意识、探索“训诫”强制意识,实现“训诫”落地;通过突出家庭教育指导的职责与流程、明确家庭教育指导的条件与范围、细化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与形式、整合社会家庭教育指导的资源与配备,探索家庭教育指导落地的实操性。

美国少年法院研究

与成年人适用的法院制度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少年法院制度在指导思想、构建模式、运作形式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均有其独特的特点,并为其他国家建立少年法院提供了参考样本。文章详细回顾了美国少年法院的起源和发展,总结了少年法院的运作机制。这些都对我国目前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法院体系有历史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少年司法的顶层设计与架构——以桥接、互动的双轨制为基点

当前,我国少年司法尚处于逐步形成和完善之中,其价值定位亦面临诸多挑战。在"未成年人犯罪轻缓化"主张几呈一边倒的现实下,实有从比较法及实证角度探求少年司法的顶层设计与架构之必要。或可构建:基于"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的准民事法性质的少年司法,以期及时矫正和安置未成年不法及微罪行为人及遭遇虐待、遗弃及照管不良的未成年被害人;以及基于刑罚法而来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以期及时惩戒和处分触犯刑法较严重犯罪的未成年人。与此之外,构建与上述少年司法及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互动的儿童福利,对于有效矫正和保护未成年人亦至关重要。

论“猥亵儿童罪”认定中儿童言词证据适用困境及出路

在猥亵儿童罪的司法认定中,儿童言词证据时常面临真实性存疑、单一证据适用困难、适用法律依据不足等困境。应采取不同于成人司法的证据审查标准,逐步建构和健全"以儿童证言为中心"的专门性、针对性、实操性证据审查规则:依托"一站式"询问机制及时固定儿童言词证据,避免对儿童重复询问、诱导性询问以保障儿童言词证据的真实性,增加相关证据线索的补强,平衡未成年性侵被害人保护及被告人质证权,及时有效对猥亵行为进行立案、起诉和判决,以实际践行"儿童最佳利益"原则。

美国未成年人前科记录封存探析

自少年法院创设伊始,美国少年司法长期秉承保密性原则而对未成年人前科记录予以封存,以避免给未成年人带来污名化后果。然而,随着各州未成年人前科记录封存呈松动趋势,部分原先严格保密并限制公布于众的前科记录,除了可向执法及司法部门开放外,亦可在一定条件下向被害人、学校及媒体开放。与此同时,依移送法律而从少年法院移送至刑事(成人)法院的未成年人,其先前少年法院记录亦可作为后者加重刑罚的考量因素之一。

未成年人收容教养的调查与思考——基于G省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收容教养是对于触犯刑法但不满16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采取的非惩罚性矫正措施。通过对南方G省唯一一所对未成年人实施收容教养的Y劳教所的实证调查,从其2009-2011年收容教养未成年人员的情况看,目前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存在着缺乏完善收容教养法律依据可循、教养模式处于封闭性状态、教育内容不规范、合法权利保障不到位、儿童福利配套体系有待健全等问题。对此,应建立系统的儿童福利与少年司法互动体系。

美国儿童照管不良之司法干预机制探析

儿童虐待诸形式中,照管不良较为常见却最易遭忽视。经过多年磨合,美国少年司法学界与实务界对照管不良之界定逐渐达成基本共识,通常把它定义为父母或其他负有监护责任的人未能向儿童提供其生长所必需之衣食住行、医疗卫生与教育监管,以致后者的健康、安全及福祉受到显见损害或威胁。在此基础上,美国形成了一系列较为行之有效的司法干预机制,大体上包括刑事法院干预和少年(家事)法院干预两类,以后者较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