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价值链智能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从技术创新和企业价值链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2007年到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所产生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从技术创新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应用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工智能应用对大企业、高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显著,因而这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进一步结合企业价值链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营销等价值链环节的应用也均通过技术创新显著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市场营销智能化的技术创新效应更大一些,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对于价值链为生产者驱动型的产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环节的人工智能应用更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价值链为购买者驱动型的产业,市场营销智能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更大,这也主要是因为市场营销智能化具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的政策启示是,政府部门要着力构建促进企业全价值链智能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同时针对不同产业领域企业智能化转型需求的重点,分行业出台企业智能化转型指导方案。

产业智能化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兼论人口老龄化的调节作用

在产业智能化和人口老龄化日益显著的双重趋势下,基于2000年到2014年40个国家14个制造业的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产业智能化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并同时讨论了人口老龄化的调节作用。从产业智能化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来看,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智能化显著地推动了出口复杂度的上升;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产业智能化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更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智能化显著提升了出口复杂度,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智能化却阻碍了出口复杂度的提升;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无论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还是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业智能化均对出口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但这一效应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大。当考虑人口老龄化的调节作用时,研究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上升,产业智能化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也将增强,并且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大学生“审丑疲劳”现状调查研究

通过能反映大学生审丑疲劳的麻木、羡慕、忍受和效仿四个维度的测量,总结出大学生审丑疲劳的状况和特点。本研究发现大学生审丑疲劳度呈正态分布,两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男女大学生的审丑疲劳度存在显著差异,理科生和文科生的审丑能力基本相同。最后,本文分析了大学生产生审丑疲劳的原因,并提出了四点建议。

中长期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全球创新与产业高地战略规划研究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为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的发展能级与全球影响力,支撑我国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湾区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评估和国家定位研判,在“一国两制”的独特制度框架下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中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与重点任务。面向2050年,粤港澳大湾区可分“四步走”全面加速建成开放、融合、可持续的全球创新与产业高地,以科技创新发展一体化来有序推动建设“无边界”的大湾区。研究提出了重点任务建议: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升科技对产业发展的支撑能力、培育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打造海内外优秀人才的聚集地、推进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建立多元化的科创投入协同机制、探索创新与产业要素流动机制。

西部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就业结构协调度研究

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表明在产业结构为"二、三、一"时,就业结构却为"一、三、二",两者存在不协调性。进一步,利用产业(就业)结构变化指数以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整体协调性问题,研究指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处于轻度失调状态,但协调度不断在改善。由于研究表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失调性并不能完全由就业结构调整速度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速度来解释,因此进一步考察制造业内部结构发现西部经济增长方式为资本推动型,进而导致了第二产业未能吸纳大部分劳动力。

研发合作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2012年对中国企业所做的抽样调查,就研发合作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首先,研发合作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扩展边际、集约边际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研发合作能促使企业产品创新投入,增加产品创新产出;再次,企业与供应商合作有利于产品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增加,同时对企业流程创新也具有一定正向作用;最后,企业与客户的研发合作显著促进了企业产品创新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产品创新产出的提升。研究结论在于强调合作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企业应构建有效的合作关系,特别应加强沿着价值链的网络关系。

地方政府竞争、产业转移与我国西部经济增长

财权分权制度、市场化改革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核制度构成了我国地方政府竞争的制度基础。本文将产业转移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分析框架,阐述了承接产业转移中地方政府竞争的动力机制。然后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西部地区承接地政府竞争诸问题。研究显示:虽然地方政府竞争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但我国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热情有增无减;在我国西部地区,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对其经济增长作用显著,而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对其经济增长并无明显正效应;市场化对西部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揭示:我国官员考核必须放弃"GDP主导型"的政绩考核体制,让地方官员从经济增长的数量束缚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中的经济增长研究

本文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法、生产要素密集程度分类法以及偏离—份额分析法研究发现,西部资本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西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不协调以及产业结构的趋同。进一步,虽然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西部经济增长有着重要贡献,但资本密集型产业竞争力较弱,不能提供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同时有着较强产业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和劳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未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西部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经济增长与政策选择

文章在构建产业转型指数的基础上,通过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分析产业转型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自贡市1978~2011年的经验数据表明,产业转型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因,且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总结了自贡市的产业转型模式,并从产业转型复合模式的选择、投资结构优化以及确保产业转型政策连续性三个方面为我国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

教育财政支出对创业的影响

创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而教育财政支出是影响创业的重要政策工具。为深入研究教育财政支出对创业的影响,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省级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教育财政支出的增加促进了当地居民的创业。当考虑到中国居民的创业类型主要为生存型创业时,研究进一步发现,初等、中等教育财政支出有助于居民的生存型创业,而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有助于居民的机会型创业。生存型创业成为主要创业类型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乏机会型创业的必要门槛。基于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应加大教育财政支出,特别是高中、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提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从而促进居民的机会型创业,促进中国经济与就业的增长。

中国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的区域差异与政府间合作治理研究

西部地区若想提高产业承接能力,吸引企业投资,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事实上需要在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上下功夫。因此,通过借鉴国内外关于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研究成果构建产业承接能力的指标体系,对西部地区86个地级市进行聚类分析,将这86个地级市划分为三个区域:高引力区、中引力区和低引力区,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三大区域政府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合作治理路径的差异。高引力地区应由产业合作向外溢性公共政策合作转变,中引力地区由单一行政区政府合作向区域性政府合作转变,低引力地区由被动承接型向互动型合作转变。

西部地区政府经济合作治理的机制研究

西部地区政府经济合作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初步形成了"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合作形式,在产业项目、基础设施、空间开发、旅游资源等方面开展了西西合作、东西合作、西外合作,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然而,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政府竞争、地方领导合作动力不足、参与性不广泛、合作观念淡薄、合作组织松散等成为推进地方政府区域经济合作的制约性因素。西部地方政府需要在中央政府的协助下,建立完善的政府间合作的法律约束,建立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合作治理机构以及政府引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从而推动政府间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的效应与机制研究:一个文献综述视角

对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在理论研究上,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和任务模型从宏观角度出发,认为人工智能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OLG模型从微观层面出发,认为人工智能会对经济长期增长带来负面效应。在实证研究上,变量衡量指标的不一致和生产率测算指标的不同是导致结论出现分歧的重要原因。从不同行业来看,人工智能对重复性较高、生产成本攀升、资本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促进作用更明显,就服务业而言,人工智能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比生活性服务业更显著,但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比较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从不同区域来看,理论研究认为人工智能导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但实证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微乎其微。在我国,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对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更明显,而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力还存在争议。在作用机制上,人工智能主要通过生产要素优化、推动产业发展和改善经济环境所组成的三条路径来促进经济增长。

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度研究

高等教育学科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转型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为了研究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协调性问题,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得出,在"九五"、"十五"以及"十一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转型均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并结合相关的政策背景和经济环境,分析了造成两者失调的部分原因。最后,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本文认为我国应该从产业结构的需求出发,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学科结构,进而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西安市制造业高级化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为了探讨如何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支撑西安市制造业高级化进程,文章首先从制造业结构优度和价值链高度两个维度对西安市制造业高级化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西安市制造业结构已经由以劳动主导的产业转向技术主导的产业,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但产业结构依旧停留在传统的组装制造环节,具有高附加值的研发和营销环节仍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力。鉴于西安市制造业高级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文章构建了西安市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金字塔结构:基础教育、事件教育和创业孵化教育,并对每个阶段进行了分析。

我国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意蕴与价值创造研究——以深圳龙华全域数字化转型为例

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政府治理效能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提高的重要手段。深圳龙华立足地区实际,提出经济、城区和治理数字化转型"三位一体"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模式,极大推动了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全域数字化转型作为一种特殊的数字化转型,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的区域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其强调各领域的整体协同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研究发现,全域数字化转型是一种公共价值创造的过程,其符合穆尔提出的战略三角模型理念。基于公共价值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公共价值驱动的全域数字化转型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龙华全域数字化转型案例进行剖析可知,在具备政府支持、大众认同、数字能力提升的前提条件下,才能实现全域数字化转型的公共服务价值、行政管理价值和社会发展价值。

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基于开放式创新的解释

本文将宏观互联网环境及微观企业创新纳入考量,验证了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机理。理论上看,互联网带来了企业创新资源的组合方式及连接方式的变化,降低了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交易与契约成本、代理与治理成本及创新认知差异,从而提高了企业创新绩效。这也导致企业创新资源发生跨界重组聚合,形成扁平化的治理方式及"开放、共享和平等"的互联网思维,从而形成了一个全面的企业开放式创新框架,改变了企业创新方式。实证结果显示,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就创新方式来看,互联网放大了技术人员与研发资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减弱了传统的公司治理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遗憾的是,互联网不能显著地影响企业文化与创新绩效关系。上述结论在考虑稳健性、内生性后依然成立。进一步,本文还发现在资金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互联网对企业创新更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应广泛应用云计算、大数据、电商平台等互联网工具,利用互联网实施全面的开放式创新战略,同时也应构建与之匹配的扁平化治理制度与开放式的企业文化。

单桩水平承载特性研究综述

单桩水平承载作用下的工程性能是桩基工程的主要课题之一。该文回顾了单桩水平承载力特性的研究历史及现状,总结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理论方法,探讨了水平受荷桩试验研究进展,分析了当前对水平荷载下桩基受力特性,并对单桩桩基受水平荷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国内外试验与研究表明,合理选取方法及参数对桩基的水平承载力进行分析计算,能够有效保障桩基工程水平承载安全性的基础上降低工程成本。

基础研究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视角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基地。文章利用2001-2016年城市层面的数据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角度实证检验了基础研究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依托的基础研究发展能够通过知识溢出机制显著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省部共建、企业、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依次递减,表明了应用基础研究的企业技术创新驱动作用大于纯基础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减弱,说明了随着地区制度和市场环境的完善,基础研究越能发挥其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应。

企业信息技术应用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交易成本视角

既有文献已初步检验了企业信息技术应用与开放式创新的关系,但未深入探索其影响机制。鉴于此,从交易成本视角解释二者间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应用是推动企业开放式创新的重要因素。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信息技术应用对企业纵向创新合作的推动作用强于社会创新合作;相对于低技术行业,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开放式创新效应在高技术行业更为显著;地区信任度提高增强了企业信息技术应用对开放式创新的推动作用。造成企业信息技术应用对开放式创新产生上述效应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开放式创新产生的交易成本在创新合作类型间、行业间、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从而检验了企业信息技术应用对开放式创新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