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北交汇与文学之都

在中国,走遍南北,不难发现,以“京”命名的城市只有两座,即北京和南京。“京”意即“国都”,以现在来看,北京之京是首都,南京之京是古都。近年来南京提出的城市发展愿景亦定位于“创新名城,美丽古都”。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古都与今都的区别上来定位南京的特点似乎不无道理,而且这也很自然地会突出南京这座城市的独特地位与影响力。人们常用“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来指称南京赞誉南京,也是这一原因。从1700多年前的鸡鸣寺到周长30多公里的明城墙,从号称“金陵第一胜迹”的朝天宫到多达200余座的民国老公馆.

传统文化的审美重构及其价值再生——以长篇小说《包浆》《窑变》为中心

对于新世纪作家而言,书写传统文化并非单向度地“复活”过去的时间,而是藉由文学话语的审美力量去重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他们从新世纪的文化经验出发,以充满当代性的文化视野重新阐释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试图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来促动当代文化的价值增值。作为书写传统文化的最新长篇小说文本,《包浆》《窑变》对充满物质性的“传统物”投以高涨的审美热情,同时以极具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工匠为重要文化切片,重点描摹了器物与人物的相遇,物质与精神的碰撞以及日常之气与超越之气的聚合,并由此打开了重塑工匠精神的审美之门,最终在庙堂文化传统与民间文化传统的碰撞、对话中衍生出反哺当下现实的当代价值。

论“文学性研究”的合法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谈论“文学性研究”的合法性问题不是剔除“非文学性研究”的问题,真正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和重构二者的动态关系。应该明确的是,“文学性研究”与“非文学性研究”并不是逻辑上同一层级的并列关系,“文学性研究”永远是第一位的,“非文学性研究”永远是第二位的。“文学性研究”从理论上应该体现为一种自由的和综合性的审美状态。我们的文学批评史充满了太多的非文学性的取向和非文学性的趣味。其一,在价值旨趣上,习惯性地认定思想价值大于审美价值;其二,在意义解读上,习惯性地认定社会意义优先于文学意义。通过反思这两种倾向可以说明回到“文学性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则可以说明其可行性如何。一是如何将政治化的非文学性解读,转换为文学性解读;二是通过改变思想道德上的“宏大叙事”倾向,探讨重归“文学性研究”的可行路径。

当代文学“文献学转向”中的“目录学”尝试——《中国新时期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前言

史料学的建设是否全面、完善和系统化,是一个学科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目录学的发达和完备,又是史料学建设的显要标志。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史料学及其相关的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历来居于正宗地位。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稍有不同,一方面,它距离较近、嬗变频仍;另一方面,它注重社会性、思想性与现实意义。

当下文学中的“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

河西对话之八小引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学者们正在进行莫衷一是的新一轮“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而中产阶级又是其中最热的语汇。应该说,这是一个既实在又虚幻,既庞大又狭小,既富有又贫乏的阶层,而中国目前与未来的许多事情似乎又与他们密切相关。“情调”与“趣味”只是一个边缘的切口,但对观照这一阶层的内心精神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走向却不无意义,因为审美往往是主体最真实而敏感的利益诉求。

朱德发教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笔谈)

金秋时节 ,学校举行座谈会隆重庆祝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德发先生从教 5 0周年暨荣获“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省委副书记王修智等省、校领导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到会祝贺。座谈会期间 ,本刊约请业内学者就“朱德发教授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进行笔谈 ,着重对朱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品格作了讨论。现把谭桂林等人的笔谈发表于此 。

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哲学脉络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在深层哲学精神上表现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又回归神话的“启蒙辩证法”成为这一文化/审美思潮的现代性动力;而世纪之交至21世纪初的文学思潮则将这种对启蒙的矫治及对理性的反拨,再度推向了从解放到神话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一种可称为“欲望辩证法”的文化/审美逻辑。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既反映了90年代以来文学转型与文化动力的复杂性与逻辑必然性,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化精神式微的内在症结。

欲望与理性悖论的调适——论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恋爱”思潮

“革命 +恋爱”作为革命文学中出现的一种小说模式 ,它的出现首先是继承并改造了 2 0年代初期欲望与理性悖论调适的理路———“个人的即社会的”。继承主要是对革命与恋爱一致性的认同 ,改造主要是革命 (阶级革命 )获得了包容、决定恋爱的优先性。革命与恋爱的关系经历了从“为恋爱而革命”到“为了革命牺牲恋爱”的变化 ,最终在艰难的调适中走向了革命禁欲主义。丁玲的转变 ,颇为典型地代表了当时左翼作家自我改造与自觉选择的方向。

自恋与狂欢:90年代的几种“欲望叙事”模式

随着商业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 ,90年代后的中国文化语境呈现出无情 滥情、无我 自恋、文化多元 文化自恋主义等悖论 ;欲望叙事成为新的话语中心 ,并在社会性和自然性等层面显现出几种突出的叙事模式 :前者如“成功”、“前成功”、“失败”、“不得不堕落”等模式 ;后者如“倾泻”、“发泄”、“误读”等模式 ,无形中消解了理性 情感、个体 环境的思想审美张力 ,不是对欲望时代本质进行揭示 ,而是顺从着消费意识形态陷入欲望的狂欢。而陷入欲望狂欢就意味着艺术的消亡。

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新世纪小说的一种考察

如今,文学创作与贞节观问题的研究已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值得探究的空间.《身份焦虑与道德困境——论晚清小说中女性的社会规训及其逻辑》从“‘内外有别’：角色认定与身份焦虑”与“‘贤妻良母’：道德困境与国民生产”等两个层面深入地剖析了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规训之下,晚清存留的传统女性身份观念对于小说女性书写的影响及其逻辑过程;《雅俗文学的重新区隔——1990年代性叙事的文学场》则从雅俗文学重新区隔的视阈出发,详尽地挖掘了1990年代性叙事在政治场逐步淡出而经济场逐渐浸入的文学场之存在状况;《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新世纪小说的一种考察》发掘了新世纪以来小说中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由此考察了作为道德文化现实一种的“羞耻”的沦落及其合法化的确证问题;《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中的性爱观念考察》则聚焦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并对其中呈现的从反传统的先锋前卫到重个人的趋利世俗、从“性自由”到“性放纵”等“性爱”观念形态进行了细致阐述.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欲望叙事:世纪之交以来叙事伦理的转型

现代叙事在本质上具备伦理的意义。关注伦理核心要素的欲望叙事无疑更集中而深切地反映着自由伦理的演进历程。伴随着商业世俗主义思潮的合法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初期欲望叙事所呈现的现代主体性自由伦理现在其后、尤其90年代以来的欲望叙事中发生新变,衍化为以“消费者”为主体核心、以“消费欲望”为表现核心的新的消费伦理观。欲望叙事伦理的转型,表征着时代精神的转型。具体表现为:本能与灵魂分离的人性异化;从“创造者”到“消费者”的主体异化;从自律到自恋的“自我”异化。

期刊改版与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转型

期刊与文学的关系,使得从期刊视野考察转型期文学成为可能。以上世纪90年代初期文学期刊界的“改版热”为视点,通过对改版缘起、具体行为状态及其改革效果的分析,可以看到,一个转向市场他律的文学场已经基本形成;走向世俗化,正是转型期文学“审美日常生活化”的一种实现;改版后文学期刊依然没有走出困境的实质,正是消费时代生活法则渗透至文学场域,而审美追求的艺术法则主导地位丧失的结果。而诗意审美恰恰是文学的意义所在,也是文学期刊在这个消费时代的生存之道。

百年中国新文学的道德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争鸣（续二）——道德形而上主义的三重境界

张光芒试图从时代的深层需求入手论证道德形而上主义存在的根据及价值，提出为道德而道德是文化根基的重建，为形而上而形而上是人性上升的路向，而为主义而主义是文化启蒙的终极，他希望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精神要义及其感应时代深层需要的迫切性、艰难性由此引起同情的理解。熊元义则认为历史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这对矛盾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但它有时出现尖锐对立。因此必须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行道德枇判，而不是相反。任何形式的放弃道德枇判都是不可取的。符杰祥试图以“同情的理解”作为枇判道德形而上文学的前提，他一方面承认道德形而上主义所表露出来的问题意识是深刻而严肃的．另一方面也枇判了它的问题限度与回归道德主义的危险。武善增的文章则对“道德形而上主义文学”精神底线的缺失及扭曲人性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枇评，提出对人性的世俗幸福的呵护与捍卫，才是促进新世纪文学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

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新启蒙主义”的提出系基于历史的、理论的与现实的深层需求。作为一种新的启蒙方法和途径,新启蒙主义以作为审美问题的“人性启蒙”为探讨的核心命题。它应该包括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这样的一个“三部曲”联贯合成起来才能够真正走上启蒙之途,从而通往人性的自由。

现代性的信仰维度——论近年思想界对“五四”、“文革”的反思及误读

近年思想界以现代性的视野对"文革"与"五四"进行反思时伴随着误读的现象。"五四"、"文革"与现代性"信仰"之间各自形成了某种"异化"而又迥异之关联,前者是对信仰的误读,后者则是对信仰的亵渎。亵渎信仰,"文革"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催生出现代性因素;误读信仰,"五四"科学主义、进化论式的现代性诉求亦值得反思。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思潮已孕育着现代性反思的萌芽,即以人性为基本评判准则的人文诉求。"立人"的命题在今天理应赋予符合时代内在需求的新的内涵,即夯实现代性的人性论基础,切实获得现代性的信仰维度,从而通往人的自由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