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所见郑国史事初探

清华简《系年》揭示了有关郑国的重要史料。幽王死后,郑国依从携惠王势力。随着诸侯在"周亡王九年"倒向平王,郑武公又因娶申侯女成为平王嫡系。大国争霸下的郑国,成为被拉拢的对象。郑国的态度不仅造成了晋文公之后秦、晋关系的恶化,还引发晋、楚之间的多次战争。郑繻公时期,郑与韩、楚等时有交锋,因与楚的战败导致内乱发生。这些资料既可补充古史之缺,又可纠正文献记载之谬,对研究郑国历史有重要作用。

近代福建公田地权的双层分化

在近代福建,各类公田普遍存在着地权分化现象,但分化的程度参差不齐。地权分离使土地成为公田的渠道实现了多元化,其中有与普通公田相同的方式,也有独特的形式。公田中的双层地权同普通公田一样可以自由典卖,同时田皮、田骨分别流转,扩大了公田的流转规模,更充分地解决了典卖人的困难。

清华简《系年》与晋灵公被立史事研究

《左传》所载晋灵公被立及相关事件,《春秋》记述甚少,历代学者多以"春秋笔法"来解释,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见解。根据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篇第九、十章记载可知晋灵公被立是鲁文公六年,即葬晋襄公之前;而《左传》记载鲁文公七年秦人送公子雍,秦君"兵临城下"时晋人临时立灵公,这不仅是时间的差别,相关史事背景也不相同。通过分析可知《系年》记载较符合春秋时期存在的新君在初丧中作为"嗣子"即位,再进行"改元即位"的礼仪,真实可信,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晋国的内政外交状况有重要史料价值。

从清华简看克商之前周人的天命诉求——兼释何尊“廷告”

周人以天命作为代商的理由,文献多有记述,但周人如何受命却鲜有记载。清华简《程寤》篇记载了太姒梦见商廷惟棘,太子发"取周廷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棫柞",成为周人获得天命的重要标识,文王纪此年为"惟王元祀";《系年》篇强调周人"监观"商人不恭上帝,作帝籍以"克反商邑",也是获得天命的象征。通过梦象和承续祭祀权的方式说明自己获得天命是周人灭商前的"天命诉求",这种诉求是一种政治宣传和渲染,对克商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国福建永佃制的分布——从对《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中福建永佃比例的质疑说起

本文首次利用福建各县市的大量档案资料,考察民国时期福建永佃制的分布状况及比重。民国时期福建永佃制广泛存在,比重达到了20%以上,但永佃制在省内各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同一县市内不同乡镇或村庄的分布也不平衡。这是由省内土地紧缺、农民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各地经济结构和租佃程度不同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近代苏南族田来源研究

关于苏南族田的来源,部分学者有过论及,但主要看眼于明清苏州一地的考察,缺乏对族田来源的深入探讨。近代苏南族田其实来源于子孙捐献、宗族购买、祖遗、众存、归并绝嗣田、族内拔置等渠道,多种来源方式共同促进苏南族田的发展。

清華簡《趙簡子》初探

清華簡《趙簡子》記載了有關趙簡子的兩則軼事,其一是范獻子對趙簡子擔任■將軍時的“進諫”,結合冠禮以及冠禮後的勸誡話語可以推知,此時趙簡子的年齡不會太大,范獻子的勸諫并無惡意。其二是趙簡子與成鱄的對話,趙簡子所問“齊政得失”體現出他對得國而不“或罪”的高度關注,成鱄以儉奢及禮作答,既反映了晋人重儉的傳統,也是他對統治者個人修養的思考與寄望。兩則軼事都包含着對趙簡子的教導,主題一致;從後世的材料看,這些話語對趙簡子重視人才、節儉其身的作風産生過一定的影響。

清至新中国建立初期政府永佃权政策的演变——以国家和福建地方互动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首次利用福建各县市的永佃制档案,以国家和福建地方的互动为中心,对清至新中国建立初期政府永佃权政策的演变进行了研究。清前中期地方政府认为永佃制的存在产生诸多弊端而试图消除之,但因为永佃习俗"牢不可破"而未能成行;清末民国中央政府顺应民情对永佃权进行立法,但又没有照单全收永佃各项权利;法定"永佃权"和民间"田皮权"在名称及权利上的不一致,使得地方政府历经了一个过程才认清两者之间的关系;面对各地永佃权的盛行,共产党在减租政策中对永佃权的界定契合了民间习俗,土改中以承认农民永佃权为基础处理土地问题的政策在地方得到了贯彻实施。政府的永佃权政策在国家和地方的互动中逐步走向规范,而这一规范过程表明,既承认永佃权是对土地所有权的分割,同时吸取习惯法合理性的永佃权政策才是完善的。

政权变迁与永佃制的发展——以民国至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福建省为例

民国时期福建政权的不断更替对永佃制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影响:民初军阀混战使得永佃制的发展有所迟滞;红军和十九路军分田期间,永佃制出现了短暂的衰落;之后又因为原有永佃关系的恢复和国民政府推行永佃权而得到重新发展。中共土改时在承认农民田皮权的基础上归并皮骨,永佃制在福建最终消失。民国至新中国建立初期,福建永佃制经历了持续发展→发展迟滞→短暂衰落→恢复发展→彻底消失这样一种演变过程。

近代苏南宗族族田保护措施研究

文章对近代苏南族田的保护进行专门研究。近代苏南宗族在族田的建置、存续以及受侵害或遭战乱破坏等不同阶段,结合自身和官府两方面的力量,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族田实施保护,宗族对族田的保护体制堪称完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福建的永佃纠纷及其解决——对宁化、永春、永泰、连城四县的考察

本文首次利用福建四县的档案资料,探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福建地区的永佃纠纷及其解决方式。发生纠纷时,当事人会根据情况选择民间调解、官方调处或审批、司法调解及审判中的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解决。同时宗族组织和士绅阶层,基层治理机构或组织,以及司法机关等社会中的各方力量,在解决纠纷的三种方式中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代苏南族田管理研究

近代苏南宗族挑选德才兼备之人做管理者,建立严格的管理体制,同时制定严密的收支程序,加强对族田收支的管理。族田管理在一套完善的体系下进行,很好地避免了管理者贪污舞弊行为的发生。

自然灾害与教育应对——以1935年黄河水灾山东灾民异地安置措施为例

1935年7月,山东境内黄河决堤,鲁西各县受灾惨重,灾民数量庞大。水灾发生后,山东省政府积极组织救灾活动,将灾民运往未受灾县份收容,异地安置受灾民众。异地安置期间,政府利用省内原有教育资源,开展灾民教育。教育工作疏解了灾民情绪,提高了灾民素质,为后续灾民返乡生产生活创造条件。受回籍政策影响,灾民教育活动被迫中止,但这次教育实践为今后的救灾治理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启示。

习俗、政府和律法博弈下的永佃土地流转——以清至民国时期福建省为例

对于民间自行产生的永佃土地流转,政府的态度从完全禁止到立法规范。法律禁止的永佃转租因在民间适应性强仍广泛存在;法律许可的永佃土地典当、继承、买卖等行为在流转呈现自身特色的同时,能极大扩充流转规模。政府还限制过典卖回赎和找价行为,也没有抵过习俗的强大。在习俗、政府和律法的相互博弈中,政府和立法者都曾妥协以求更贴合民俗,但仍到处受挫。原因就在于法律法规没有在充分尊重习俗的基础上满足民众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