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宋学关系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

汉、宋学关系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至关紧要的问题。清末民初以来对此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少,从既有研究的情况看,还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汉、宋学关系不仅是精英阶层的“学术思想”的问题;其二,汉、宋学之间的区别未必是壁垒分明的;其三,研究中必须摆脱先入之见,回归清人的语境;其四,应该重新由史料出发,完善与修正既有论述框架。

清代“汉宋之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汉宋之争"是清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从清末民初以来,对"汉宋之争"的研究形成了"政治"与"思想"两种视角,并各自看到了"汉宋之争"的不同面相。今天对"汉宋之争"的继续研究仍然可以借鉴这两种视角。就"政治"的视角而言,更应该将眼光往下看,而不是仅仅注重高层的统治者和统治政策;而采用"思想"视角的时候,则不妨有意识地在"反理学"这个大框架之外,更多地去发掘"汉宋之争"所反映的清代儒学的正面意义。

《史记》所用“我”字说

在阅读《史记》的《纪》、《表》、《世家》等部分时 ,常能看到诸如“秦伐我”、“魏败我于……”之类的句子。我们都知道“我”字是代表的某一诸侯国 ,但称“我”应是春秋战国当时人的语气 ,司马迁作为后人写《史记》 ,理应直呼国名 ,但他用“我”字 ,显然不合逻辑。不少学者以“我”字为司马迁作书时所依据的旧史原文来解释这一现象 ,其实这一说法很难成立。本文即是对此现象作出另一种解释 ,并进而对《史记》

先秦孔门的造圣运动

从春秋末期开始,孔子的弟子们便展开了一场“造圣运动”,他们希望通过努力,将孔子从一个平民宣传成为一个“圣人”。这个运动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战国中期,在孟子的手里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此后的战国后半期,孔子作为“圣人”乃至“圣人”之首的形象就再没有动摇过。

“求同”与“存异”:明清之际儒学社会性格的转变

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是传统儒家士人的最终职志,因此他们必须时时与他们的行道对象——同处于此世的社会大众保持联系。这种联系与儒学的内在逻辑和外缘环境两方面同时相关。在不同时代,这内外两方面因素是变动不居的,儒家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变动而表现为接纳大众或疏远大众两种倾向,即所谓"求同"和"存异"两种社会性格。明清之际,儒学的理论重心出现了从"道在人心"到"道在六经"的转移,同时又处在社会经济大发展和明清鼎革剧变的外缘环境中。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儒学的社会性格从主动地"求同"转变成为有意识地"存异",从主动地接纳大众调整为有意识地与大众保持距离。以往的研究通常将清代考据家埋首故纸、不问世事的姿态解释为政治压力的结果。这自有其依据。但是如果把考据家的不问世事理解为始终与一般大众的世界保持一种距离的话,那么他们的表现也许就不全是因为政治压力的"被动"姿态,而更是一种"主动"选择。

射频识别系统微带蝙蝠翼天线设计

天线设计及制造技术是RFID的核心关键技术之一,天线性能直接决定了RFID系统的识别距离和范围。本文针对RFID系统对天线的要求,将微带天线与蝙蝠翼天线相结合,创造性地设计出新型的微带蝙蝠翼天线,用矩量法对所设计的天线进行仿真分析;用腐蚀工艺制版法制作天线样品,并对天线的性能进行测试。仿真和测试结果都显示该款天线兼具蝙蝠翼天线宽频带、高辐射强度的特性及微带天线尺寸小、低剖面的特点,是一款性能优异的RFID系统天线。

狂者之言与狷者之态——颜元的学术分裂与清初士人文化的两个风势

颜元在清初以推翻程、朱等宋儒的读书静坐之学、专倡习行经济而震动一时。其学说最终的也是唯一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可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经济的动作,即便外界主动提供的经济管道也被他迫不及待地堵死。可以说他的学术始终呈现一种分裂状态:经世致用是他终生的志向,韬晦退藏也是他一开始就致力的目标。这种分裂状态是缘于清初士人文化中存在两个彼此背离的风势:一个是积极的经世致用,一个是消极的韬晦退藏。经世致用之风推着颜元向前走,韬晦退藏的力量却把他往后拉。两股力量同时作用在颜元身上,几乎将他分裂成两个人。颜元的学术生命就是在两个自我的严重分裂中度过的。

章学诚《文史通义》的两种编本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是我国清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他一生著述宏丰。其中堪称代表作的。即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文史通义》。章学诚生前，《文史通义》只有少数篇章有所刊印，直到道光十二年（1832），其次子章华绂才在大梁（开封）编刻出全书，华绂所编的这个本子.

汪中善骂考

汪中可以说是清代中期最具争议的学人。他喜好骂人,又每遭人骂。当他去世后,诸家为他作墓铭行状,使他好骂人的轶事流传纷纷。而他的儿子汪喜孙(字孟慈,1786-1848)则屡屡辨言诸家记载失实,极力想为其父洗雪掉这种不讨人喜欢的形象。这样一来,汪中骂人与被骂的实情究竟如何?也就成了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者常常提及的话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整理出版了《新编汪中集》,搜集有关汪中的材料比较齐备,借助此书,再配合其他相关文献,围绕汪中骂人与被骂的种种传说的迷雾,或可稍稍揭开一二层。

柳州古城郭建置论略

2007年10月柳州市政府扩修雅儒路,发现一块立于解放初期的文物保护标志碑,碑文标明此处为修建于明洪武四年(1372)的破城门遗址。结合有关史料,梳理出柳州内、外城郭建置史,并澄清了有关柳州城郭建置记述中的其他一些问题。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

开阳CORS系统精度测试分析与研究

开阳CORS作为国家质量基础NQI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对其精度进行系统的定位性能测试。本文采用野外实地测试的方式,选取开阳县域的8个已知坐标控制点进行实验。结果表明:开阳CORS的内符合精度平面优于0.5cm,高程方向优于1.5cm;外符合精度平面优于2.0cm,高程方向优于3.0cm。对点位的定位测量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可安全可靠地向用户端提供定位服务。

何为隐逸:论陈继儒形象的转变及《明史·隐逸传》的编纂

《明史》纂修中曾产生了数种过程稿,考察这些过程稿可以发现,《隐逸传》在《明史》的纂修中曾出现多次改动,其中《陈继儒传》的叙述更出现了明显的转折。这一系列变动与转折表明,纂修官们对于《明史》的认知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一是以万斯同、严绳孙等为代表的老辈学者,以护惜故国之史为旨趣;二是以王鸿绪、汪由敦等为代表的清朝新一代史官,疏离前明的文化氛围,站在自身的学术立场上评判明朝史事。两种评判标准折射了《明史》纂修过程的流动性和历时性特征。

颈动脉粥样斑块超声指标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分析超声检测颈动脉内-中膜厚度(IMT)对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价值,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Gensini评分与颈动脉粥样硬化Crouse积分的相关性,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的防治提供简单易行的检测依据。方法选取成都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于2015年1月~2017年1月心血管内科诊治并行冠状动脉造影(CAG)检查的患者114例,根据CAG检查结果将其分为非冠心病组(n=40)与冠心病组(n=74),再根据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将冠心病组分为三个亚组,比较非冠心病组、冠心病组的颈动脉IMT、颈动脉斑块Crouse积分,探讨Gensini评分与Crouse积分的关系;评估颈动脉超声诊断冠心病临床价值。结果冠心病组的IMT较非冠心病组显著增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三个亚组(单支病变亚组、两支病变亚组、三支病变亚组)的IMT分别为(0.94±0.15)mm、(1.17±0.17)mm、(1.21±0.23)mm;非冠心病组Crouse积分为(1.11±0.75)分,Gensini积分为(0.0±0.0)分;冠心病组Crouse积分为(5.14±3.41)分,Gensini积分为(22.2±11.02)分,冠心病组上述指标均高于非冠心病组(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Crouse积分与Gensini积分呈正相关(r=0.354,P=0.001);诊断实验四格表显示颈动脉超声诊断冠心病的诊断符合率为86.0%。结论利用颈动脉超声检查的指标去诊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严重程度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程度的相关性,具有可实践性,值得临床推广。

制度、学术与政争:从乾隆博学鸿词科看雍、乾之际的文化与政治

从获得荐举资格、入京考试,再到中式或落选,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的征士们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思想状态,蕴含着这些亲历者对该科的理解。从征士角度分析,乾隆元年博学鸿词科正处在制度史、学术史、政治史三个脉络的交叉点上,研究者借此可以窥见乾隆初期历史的诸多面相。选士与考试过程展示了地方与朝廷的互动,朝廷可以驱使地方,地方也反过来影响朝廷。考试经史的新变化引发了征士与朝廷之间有关“博学鸿词”的异议,反证了词章之学在乾隆初年的强势地位。试后舆论出现的“抑张扬鄂”趋势,又使博学鸿词科成为乾隆初年朝廷党争的战场之一。

“颜元”的诞生——清初学者颜元思想激变过程的重建与诠释

清初思想家颜元的学思历程,在既有研究里呈现为一种标准论述:颜元在39岁之前名叫朱邦良,他在34岁那年获知了自己实为颜氏子,因其父早年为朱氏养子,故他出生后方冒朱姓;随即他的学术面貌也发生了激烈转变,几乎一夜之间就从笃信程、朱变成力反程、朱。39岁时,他归宗颜氏,名为颜元。由此他的学术生命大体以34岁为界,分为此前的“朱邦良”和此后的“颜元”两个阶段。从“朱邦良”到“颜元”的转变也成为清初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传统的意见基本认同“颜元”是“朱邦良”顿悟的结果,近来的研究则认为“颜元”是由“朱邦良”逐渐蜕变而成。事实上,通过对他学思历程中若干节点和面向的重建,可以看到早在学变之前,“颜元”就已经站在“朱邦良”的身边;“颜”“朱”两种学术性格始终并存且相互竞争,34岁时的学变并不是“朱邦良”变成了“颜元”,而是“颜元”通过奋斗最终击败了“朱邦良”。对“颜元”的诞生过程尽量真切的了解,是评估在清初震动一时的“颜李学派”的坚实基点。

左心房增大与高血压关系的研究

目的探讨左心房增大与高血压的关系。方法对50例左心房增大患者（E组）进行血压监测，另对同期30例新发高血压患者（A组）、已确诊高血压但血压未达标的30例患者（B组）、已确诊高血压血压已达标的30例患者（C组）及30名健康对照人群（D组）行心脏超声测定左心房、左心室、室间隔、动态血压检查，化验同型半胱氨酸和尿酸。结果50例左心房增大患者中确诊高血压23例，占46％。左心房增大A、B、C、D组分别为65．4％、68．8％、15．8％和5．3％；左心房大小A、B、C、D组分别为（30．1±5．5）mm、（31．0±4．5）mm、（27．3±5．6）mm和（26．8±6．1）mm。前三组和D组比较，A组与C组比较，B组与C组比较，左心房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A组与B组比较，左心房增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型半胱氨酸（HCY）和尿酸（UA）高血压组均比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A组、B组、C组间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左心房增大与血压相关，而与年龄、体质量指数、尿酸、同型半胱氨酸无相关性（P〉0．05）。结论左心房增大作为高血压的标记物，结合同型半胱氨酸、尿酸，可识别高血压患者，提高高血压诊断率。

不讀漢宋書,也爭漢宋學:清代漢宋之爭“風氣”的形成

清代知识界大致可分为“读书人”和“学人”两类人。所谓的汉宋之争不仅是少数专业“学人”探讨的高深的学术问题，同时也是大量一般“读书人”广泛参与的热门话题。大量“读书人”的不断卷入又使得汉宋的争辩成了一时流行的风气。这些“读书人”往往是通过科举考试来接触与表现他们的“汉学”与“宋学”。他们拥有各自不同的科举经历，渐致他们对“汉学”或“宋学”形成各种不同的态度，既而卷入汉宋的争论中，在不自觉间即成为这股争论风气的推动者。这一层面的汉宋之争大体上是一个社会史的问题，同儒学内部的各种理论层次并无太大的关系，因而很少受到既有研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