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人性论的统合与创新发展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是中国儒学两种主要的人性论,且传统中以性善论为主流,除此之外还有扬雄的善恶混、董仲舒的性三品等诸说莫衷一是。随着阳明学之弊的出现,以及阳明后学在惩忿窒欲中遇到欲恶难以根除的困难,加上传入的西方宗教性恶论的刺激,儒者对性恶论的重视随之渐显,儒学性善论亦面临挑战。在此影响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方以智正视恶,以“正”“余”论为基础,开创性地将《周易》的飞伏引入人性论,突出性善论与性恶论彼此包含的柔性,建构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相对的、动态的人性论,并由此统合中国儒学的主流人性论。此外,方以智还以“无善恶”与“有善恶”的交轮,来有效救治重视超越之“无善恶”的龙溪学流弊。通过善的统摄与反统,恶既受到善的统摄,龙溪学的“无善恶”亦受到善的反统,从而在正视恶时,更有利于防范性恶论的风险。总之,方以智的人性论既能有效应对儒学内部出现的恶欲难除与无善之弊,在重视恶的现实性时,亦能形成整体导向性善的合力,维护儒学主流的性善论。

明代哲学源流与中国哲学史

明代哲学源流包含三部分内容,分别是明代哲学之源、明代哲学、明代哲学之流。宋代哲学是明代哲学的直接思想来源,宋代奠定了理学的范式与基本议题。宋代哲学总体表现为客体性;客体性趋势发展至极,造就了明代哲学对客体性的反动,明代哲学总体表现为主体性。明代哲学的主体性趋势发展至极,迎来了客体性的再度崛起,以及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由此形成明代哲学之流,也就是明末清初及其后的哲学。明代哲学的整体研究有七个主要问题,均围绕正、反、合的三一模式展开。当前明代哲学主要遵循个案研究范式,并表现出与问题研究结合的趋势。明代哲学的断代研究离不开中国哲学史的大背景,在《明代哲学史》出版之前,明代哲学研究主要依赖中国哲学史研究来推进:冯友兰注重客体性,因此明代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比较轻;劳思光注重主体性,因此明代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比较重。在《明代哲学史》出版之后,明代哲学研究则带动中国哲学史研究。新的明代哲学史研究与书写有四个重要的展开方向:从断代研究到源流综合研究;重点人物与边缘人物综合研究;从理学研究为中心到百家争鸣研究;从单一范式到多元范式的儒学研究。

阳明学忏悔思想管窥

收录于《密之先生杂志》的《胡庐山自矢文》(简称《自矢文》)和《管子登忏罪文》(简称《忏罪文》)集中体现了胡直和管志道的忏悔思想,是研究方以智忏悔思想及阳明学忏悔思想的重要文献。胡直主要对忿欲、名利等杂念进行忏悔,以无欲主静为核心,最终指向独知心体的自然呈露,达到一体全归的境界。管志道的忏悔功夫包含屡空、养气、无欲、主敬四个面向,意在践行中道、消除业障。两人的忏悔思想均体现出儒佛合流趋势,较之胡直的忏悔,管志道在因果业报等方面受佛教影响更深。

胡庐山博约仁说

博文约礼为孔子、颜子所传仁学要旨。在儒学流衍过程中,朱子重博文,阳明偏约礼,由此导致了诸多偏失。胡直作为阳明再传弟子,不为其惜门面,亦不盲目尊朱子。在多年思考与修证的基础上,胡直以博文约礼为中心,纠朱、王之偏,复孔、颜之正,归根于仁学,其尊孔求仁思想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论语》首句“学”诠释中的仁学分化

《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为全书枢要。朱子以效训此句之学,学与习相表里,心与理相涵养。阳明再传弟子胡直以觉言仁,觉即明觉、灵觉,十字打开,既有溥博之横摄,又有渊泉之纵贯。胡直弟子邹元标以愿学为宗旨,《论语》首句之学即觉即悟,以本心之明觉含摄一切,以本心之灵觉达之一切,以透悟超越一切。邹元标以《易》之时义贯通此学,以《论语》初编末句"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呼应首句之时。总之,此学既有实行义,又有超越义,以效训学与以觉悟言学诠释各有侧重,二者在对立中相互融摄,总体上丰富了孔子仁学的思想内涵。

正余的吞吐成环及双向开掘——论方以智的体用观及其创新

在方以智的体用观中,余是体,正是用,并且二者可以互换,即“体用互余”,这是对中国哲学“体用一源”与“体用不二”的继承与创新。体用互余始于“一分二”,终于“二合一”,中间经历交、对、反、克、生、代、错、综、弥、纶,包括反对六象十错综。体用互余的重要创新点还体现在吞吐与成环,以生生为基础:如鹅笼喻,以无声无臭之影为体,以覆帱持载之形为用,影吞形,形又吞影;如仁树喻,仁体生树用,树用又生仁体。吞吐与成环还可从“三”来讲:显冒、费均为用,密冒、隐均为体,方以智引入统冒、中均、公因、绝待等第三个概念,弥合体用之间的断裂,实现三冒、三均的吞吐合一。体用叠加“有”“无”,有体用超越至无体用,无体用又返回有体用。体用双向开掘:体向几、故等形上学发展,引发根本因的追问,追问生生之体;用导向致用,体现为实学精神。这两个方向代表了明清之际中国哲学发展水平的高度:前者以发掘本体的根本因为目的,预示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进路;后者在明清实学思潮中独树一帜,是融合了阳明学之“无”所呈现的“即无而有”之实学,是“无用”与“致用”的融合。

良知精微之体的喻指与表达——王阳明与王龙溪对《中庸》要义的诠释

依据《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阳明学向“致广大”推致;在此之外,《中庸》的“未发之中”“独”亦是重要依据,向“尽精微”深入。如同《中庸》的“致广大而尽精微”,两者共同撑开阳明学。通过病根喻与钟声喻,王阳明从反与正两方面揭示“未发之中”隐藏的风险与潜在的动能,并在天泉证道中综合之。三十年后,王龙溪发展出北辰喻,此喻保证“未发之中”指向正确(无病根),且无一息之停(动能充足)。由“未发之中”可拓展出良知三面:第一面是作为隐微之体的缄默维度(“未发之中”“隐”),第二面是作为显见之用的显性维度(“已发之和”“费”),第三面是前两面的统合(“独”)。前两面“通一无二”,呼应中国哲学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结合《中庸》的“费而隐”,良知三面之间多重互动,相互表达,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良知三面可对应无、有、有无之间,但亦有超出。与知识论对接,良知体用两面可分别对应德性之知(知)与知识(识),通过“转识成知”,可实现两者的统合,以知识锻炼德性。能力与动力之知均可归入缄默维度,是良知的深层动力之源。

朱子晚年“木晦于根,春容晔敷”的精神旨趣

朱熹字"元晦",号"晦庵","晦"平衡"熹","晦"之意如启蒙老师刘子翚祝词:"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这影响了朱子一生的审美趣味与精神旨趣。朱子主静的思想资源丰富,如道南指诀的观未发之中、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无欲主静、《易传》的寂然不动等。朱子晚年对道教丹道经典《周易参同契》颇用功,著有《周易参同契考异》,深受其中主静功夫的影响,如朱子视"三光陆沉,温养子珠"为其中之"要切之要切者",效验是"黄中渐通理,润泽达肌肤";在晚年的《楚辞集注》中,朱子通过屈原的《远游》来寄托超脱的情怀,以"壹气"为要诀之要诀,涵盖"毋滑魂""与泰初而为邻"。另外,主静还表现为专一的持守,如《调息箴》中所言守鼻端之白,由此而至"静极而嘘,如春沼鱼"。诸多主静思想资源汇聚于朱子,他既能入之深,又能转得出,以持敬平衡主静。

阳明后学邹元标气节综评

邹元标师承胡直、罗汝芳、邓以讃、孙应鳌、万廷言、王时槐等阳明后学,收摄良知学诸流,经三变而悟道,成为阳明三传弟子的学术领袖。邹元标存诚除百伪,持正压千邪,融严毅方正之气,与世推移,以气节名重于晚明士林。吉安地区的士风、邹元标的家学、阳明学等对邹元标气节形成有重大影响,以新科进士时疏抗首辅张居正为代表,随着家人的影响、从政经验的丰富、师友的夹持及良知学功夫的日益纯熟,渐趋平易和婉,言为世则,行为士范,以身任道,维系太和元气。邹元标的气节影响了刘同升、李邦华、李日宣、刘宗周等后学,共同维系了阳明学的法脉和儒家的风骨。

船山批评阳明学的三个层次及检讨

王船山批评阳明学可分三个层次:一是直接攻击阳明及其后学:阳明不堪小誉,阳明学附会圣说,阳儒阴释,是明亡祸根;二是批评阳明对经典的诠释:阳明假借经书,对于格物等妄加诠释,歪曲了儒学正统;三是批判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以及无善无恶整个体系。船山以阳明学为对立面,以易知简能、至善无恶、以行兼知构建船山学体系。三个层次是相互交裹的,尽管批评中表现出明亡之恨向阳明学的宣泄,但亦是阳明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系,是船山学与阳明学健康协同发展时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阳明学的孔学及学孔

面对阳明学发展的困境,胡直、孙应鳌等阳明后学以"孔学"树正鹄,以"学孔"为致良知的道德修养"工夫",以密、勇、博、高、大且全为孔子画像。孔子的真精神在于"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孔学的诠释在于良知的推致与践行:孔子的真宗谱在于"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精神传承;真年谱在于一生发愤志学,以复心体至贲。胡直绍续程颢之学,以觉言仁;独握虞廷心印,研透深微,居江右讲学,与孙应鳌主持的贵州"学孔书院"相呼应。从地方到政治中心北京,胡直、孙应鳌的后学邹元标主盟首善书院,以"愿学"孔子为标宗,推进"学孔"。

刘宗周《周易古文钞》中的“慎独”功夫论

刘宗周晚年重要著作《周易古文钞》可与《人谱》相辉映。刘宗周认为,慎独功夫纲为乾坤,目分为六:凛闲居以体独、卜动念以知几、谨威仪以定命、敦大伦以凝道、备百行以考旋、迁善改过以作圣。又认为,《乾》、《坤》从继善成性、易知简能、一理凝然、一念惺然等方面阐发了独体的内涵;《复》、《豫》、《履》、《无妄》、《小过》阐释"慎独"功夫论;《蛊》、《节》、《大过》展现学问与生命的统一。

明儒万廷言的学术传承及著述

易学大家万廷言践履与发扬江右王门巨子罗洪先的收摄保聚良知学,尽得江右王门精髓。经王畿点化,万廷言对于浙中王门高旷超洁的良知学能默契于心、体之于身。万廷言镕铸江右、浙中于一身,推原阳明未尽之旨,与万虞恺、唐顺之、王时槐、章潢、邓以赞、李材等阳明学者同参共学,维持阳明学学脉以不堕。万廷言传世著作有《学易斋约语》、《学易斋集》等,《学易斋约语》见藏于台湾国家图书馆,《学易斋集》有北京国家图书馆和日本尊经阁文库两个版本,后者晚出,其中以《易原》差别最大。

由“踵息”看船山的精神趣味及思想深度

《庄子.大宗师》言"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船山以踵息、喉息判别天、人,明确成圣、合天之进路。明亡后,船山修齐治平之志不能伸,转而诉诸于内丹功夫,沉静内向彻乎踵。踵息不仅代表了虚静之心的深度,而且其息深深处直接关联着生生之仁之天机,元气亦孕育于极静至虚中。踵息主要有三层含义:与心之沉静密切相关,关联着先天一阳生,将常意识引深至潜意识以至元意识。"《六经》责我开生面",船山在深入吸收内丹思想时,仍然保持坚定的儒家立场,与道家保持适度的紧张。由此透露出船山独特的儒道融合方式,以及作为明代遗民遭遇亡国之痛、饱受外族凌侮时的精神趣味。

周敦颐《太极图说》发微——试论先秦文献与北宋诸子天道思想

文章从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恒先》等文献出发,探究了先秦天道观中“无极而太极”思想的萌芽与周敦颐、张载、苏轼等天道观的渊源。

明清之际儒学之德的公共性与约束性发展——方以智会通道法以卫德的思考理路及其意义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方以智以公共性的道与约束性的法为药,医救儒学德之病。为避免德与法的直接对抗,实现德与法的互通互补,方以智以道为缓冲。他通过五喻——君臣喻、四时喻、仁树喻、筐实喻与天日喻会通道与法。五喻显示了道法关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道法互主,道主法,法又能主道;道法互生,生成方式多样;道法并置,既可离断分别,又共为一体。在道法会通的基础上,承接天日喻,如同天与日均以“於穆”为底色,道与法又都以“於穆”之德(生生之德)为基础,由此确立起儒学之德的主体,凸显德的生机。德与道、法具有了双向关系,德可展开为道与法,道的公共性与法的约束性又可捍卫德、反哺德,以补救儒学之德的缺陷。方以智会通道法以卫德,主要是为了应对儒学面临的道德危机。以道、德与法为标准,人的道德水平可分为三类:有道有德的君子;位于道与德之中、法之上的大众,包括处于底部的乡愿;位于法之下的无忌惮乱法小人。明清之际儒学堕落,乡愿亦难求,方以智借助法,惩治无忌惮小人,以法卫道,以法卫德,解决儒学的结构性与制度性伪善问题,致力于庶民共同遵循的公正之道。方以智的思考具有原创性、超前性,对于道德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阳明后学胡直的困学历程及其良知学宗旨

阳明后学胡直从学王阳明弟子欧阳德,立志致良知;受学于王阳明私淑弟子罗洪先,以无欲主静为功夫;其后入禅出禅,重新回归阳明学。胡直曲折的困学历程使得其良知学极具特色。胡直近承江右王门的收摄保聚,远绍周敦颐的无欲主静与程颢的觉一体,三重展开良知学,其道体论依次为独知、仁、性命,并有相应的功夫论及境界论。胡直致良知的功夫论双向撑开:负向的包括开显的无欲与深隐的绝虑;正向的包括开显的觉一体与深隐的慎独。如同剥与复,双向撑开时又兼带回环。双向功夫最终实现透道心之微,主静与持敬在道心惟微处合一。胡直的功夫论开阔圆融,将江右王门的收摄保聚转向生生一窍之仁,将内敛的无欲主静转化为大觉者的资任担当,成为阳明学展开的重要维度。

《东阳楼记》中透视的周敦颐思想之精义

据宋代学者杨栋所作《东阳楼记》,他于四川平都山探访周敦颐遗事时,发现《咏阴仙丹诀》与《观丹诀》。事隔三十余年之后,杨栋在杭州洞霄宫遍览道家典藏,发现周敦颐在其作品中已将道家思想的精义发挥殆尽。杨栋凭借记忆,将平都山所览周敦颐著作的主旨重新表述。这些表述与周敦颐传世著作相辉映,有助于深入理解周敦颐的无极、太极、阴阳、精神、礼乐、无欲主静、原始反终等思想。

万廷言心学易举要

万廷言为王阳明再传弟子,其学说以心学为传承,以易为依归。万廷言以乾、坤、复、坎、离明心体,早年于石莲洞承罗洪先艮背功夫,调停探索几二十年后,匿迹韬光,杜门三十余年,极深研几而证冲然恬愉之境。

传心堂法脉薪火相传:从王阳明至方以智

青原山是江右王门讲会的中心,传心堂则是中心的内核。不同于《明儒学案》中阳明后学的分派模式,方以智后学所录的《传心堂约述》以阳明学标宗与践行为主线,勾勒出王阳明、欧阳德、邹守益、罗洪先、聂豹、胡直、王时槐、邹元标、方以智、施闰章的薪火相传法脉。明亡后,方以智与施闰章依然隐忍精进,冬炼三时,绍续阳明学不熄之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