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饺子”名称的共时分布和历时演变

“普-方”“方-方”之间“同实异名”和“同名异实”现象屡见不鲜,纵横结合探究其形成原因是一条路径。“饺子”作为重要的名物词,共时名称繁多。历时考察表明,诸名系不同时地累积的产物:宋代以前用“馄饨”;宋金时期南用“角子(角儿)”北用“匾食(扁食)”;元明清时期“角子(角儿)”北移,音变为“饺子(饺儿)”,上升为通语词,“匾食”虽有南移倾向,但始终以北方使用为主,“水角(水饺)、煮角(煮饺)”与“角子(饺子)”互补,是基于不同烹制方法而产生的命名。称谓传承、语言认知、语音变化等共同影响着“饺子”名称的共时分布。

明清南北官话用词差异管窥——以《白姓官话》和《老乞大新释》特用方言词比较为例

《白姓官话》和《老乞大新释》系18世纪中叶南北代表性官话口语文献,同时而异域,通过比较二书特用方言词的使用情况表明:第一,明清南北官话用词差异显著;第二,从词汇视角考察明清南北官话之争切实可行;第三,汉语普通话词汇是明清南北官话词汇的聚合体。

超声诊断甲状腺腺瘤的诊断价值及临床作用探讨

分析超声诊断在甲状腺腺瘤中作用。方法 选择2023年1月至2024年3月我院收治的100例甲状腺疾病患者,其中包括50例甲状腺腺瘤患者(观察组)与50例甲状腺癌患者(对照组)。所有患者均接受超声诊断,对比超声符合率。结果 观察组收缩期血流最大流速与阳力指数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血流分布集中在1级与2级之间,对照组集中在3级与4级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超声诊断符合率为100.0%。结论 甲状腺腺瘤可以使用超声技术进行诊断,超声技术可以准确判定甲状腺腺瘤,降低误诊率,有利于快速开展后续治疗,提供患者的预后效果。

超声诊断乳腺肿块微钙化的临床价值及准确性探讨

分析超声技术用于诊断乳腺肿块微钙化的准确性与临床价值。方法 选择2023年2月至2024年4月我院收治的100例乳腺肿块患者,根据肿块性质分为恶性组与良性组,两组患者均接受超声诊断。比较两组诊断结果。结果 超声检出微钙化的敏感性为98.68%,特异度为100.00%,准确率为99.00%。良性组微钙化率低于恶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良性组粗钙化率、弧形钙化率与恶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良性组微钙化簇状率低于恶性组,散点状高于恶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超声诊断用于乳腺肿块微钙化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异性以及准确性,根据肿块微钙化的特征可以判定乳腺肿块的性质,有利于临床治疗工作的开展。

表“边”的“厢、壁”地域考

前修时彦对表"边"的"厢、壁"的地域性多有阐述,但结论未达一致。文章通过考察历史文献中"厢""壁"的使用情况,并结合活方言用例,考证"厢"在宋金以前为北方方言词,元明清时期转为通语词,现代汉语阶段只保留在南方方言中;"壁"的使用时间相对较短,始见于唐,终消于清,且南北方文献均有用例,当为通语词。

沙格列汀对初诊2型糖尿病患者胰岛β细胞功能及血糖波动的影响

目的 探讨沙格列汀对2型糖尿病患者胰岛β细胞功能及血糖波动的影响。方法 选取初诊2型糖尿病患者96例,随机分为观察组（n=52）和对照组（n=44）,对照组给予二甲双胍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沙格列汀治疗,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14 d后检测两组患者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计算胰岛β细胞功能指数（HOMA-β）,同时采用动态血糖监测系统检测患者治疗第13~14天时血糖波动情况。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HOMA-β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第13~14天血糖波动幅度（MAGE）、血糖水平标准差（SDBG）、最大血糖波动幅度（LAGF）、平均血糖水平（MBG）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结论 沙格列汀联合二甲双胍可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胰岛β细胞功能及血糖波动,且不增加低血糖事件发生。

“教”的读音演变及其与“叫”的历时更替

在表"使令"义上,唐代以前,主要以"使"、"令"为主;宋金时期,"教(交)"取代"使"和"令"成为当时口语中表"使令"义的主导词;而大约在明末清初,"教"在与"叫"的竞争中失去优势,被淘汰出局,"叫"成为至今表"使令"义的主导词。"教"本读去声,表"使令"义的"教"读作平声是为与原义区别而产生的一种破读,之所以后来又重新读为去声,是受"叫"读音影响的结果。

两种诸宫调和《朱子语类》词语的地域差别比较研究

诸宫调反映了12和13世纪的金代口语,带有北方方言色彩;《朱子语类》反映了12和13世纪的南宋口语,带有南方方言色彩。二者同时异域,通过比较,发现诸宫调语言较《朱子语类》通俗,这一方面取决于二者不同的文体;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南宋和金作为第二个南北朝,北朝(金)口语用词较南朝(南宋)口语用词更俚俗。

《朱子语类》中“杀”字结构的用法

《朱子语类》一书中"杀"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作补语有三种用法:表死亡性的结果,这是中古时期已有的用法;表非死亡性的结果,不早于宋代;表极甚的程度,不晚于唐代。由"杀"作补语的几种用法,可以看出其副词用法是由动词虚化而来,并非假借。造成这种虚化的原因,主要是词义引申、句法位置改变和认知因素。

从“儿缀”的发展演变看杭州话后缀“儿”的来源

关于杭州话"儿缀"的来源异见歧出。文章通过考察"儿缀"的发展演变、历时与共时分布,考证出"儿缀"在历史文献中乃通语词,以此判断杭州话的"儿缀"应该是其固有,但其不同于周边地区的带强烈卷舌性质的发音是南宋以后受北方话影响所致,这从"儿缀"转化到"儿化"恰好发生在宋金时期也可证明。

从《刘知远诸宫调》和《董解元西厢记》中几则词义的时代性看曲文语言的一脉相承性

从音乐体制、结构等方面来证明变文、南戏、诸宫调、元杂剧等存在继承关系的大有人在,但从词汇运用的角度来考证的实属罕见,文章通过考察几则词义的时代性来论证曲文语言运用的一脉相承性。

《朱子语类》中“好看”的词汇化及使用

《朱子语类》一书中"好看"用得很多,意义也很丰富,对其义项的归纳有助于补苴《汉语大词典》的缺漏;同时将其在《朱子语类》中的使用情况和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情况作一对比,既可以看出《朱子语类》在近代汉语研究中的语料价值,又有助于对汉语史分期的理解。

同音同形词略论

同音同形词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符合语言经济的特点,而且在运用过程中起到增强语言表现力的作用。但大多数的语言学家着眼于同音词或同形词的研究,而将同音同形词纳入到同音词的范围。文章从对其定名、分类、产生根源及其功用做一简要分析。

由林州方言量词“嘴”与“口”的区别说开去

文章以林州方言量词“嘴”“口”的区别为引子,并结合42方言点中二者的使用差异,提出相关问题:为什么普通话乃至方言中都是量词“口多嘴少”?林州方言量词“嘴”“口”何以存在修饰对象的不同?扬州方言中为什么只用量词“嘴”不用量词“口”?然后通过考察量词“嘴”“口”的使用历史来试着回答。“口多嘴少”的原因有三:(1)历史的积淀;(2)不同的语义;(3)词形的优势。林州方言量词“嘴”“口”修饰对象的不同和“嘴”的原指义有关。扬州方言只用量词“嘴”不用“口”缘于两点:(1)其他量词对“口”的竞争;(2)常用词“嘴”对“口”替换得彻底。本文可为“普—方—古”的结合研究提供一个例证,说明同一种语言现象,在方言和普通话中的发展并非同步;就同一种语言系统而言,同一个词的不同用法之间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董解元西厢记》的语言时代补证

关于《董解元西厢记》语言的时代,一直争议颇多,如"金代说""非金代说"等。已有成果多是从历史文化、典章制度等角度来考察的,然而从词汇角度来看,《董解元西厢记》以用宋金新词为主,金以后的语言成分微乎其微,相对来说,后人改动的比例较小,基本上可将其看作金代的语料。

对外汉字教学的现状及思考

汉字一直是留学生汉语学习中最难攻克的壁垒之一,而汉字教学同样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界的薄弱环节。尽管近年来学界在汉字教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问题仍不容忽视。基于此,解决好汉字输出前的教材编写、输出中教学内容的安排和教学方法的选择及输出后的复习巩固问题,对促进对外汉字教学的长足发展或许会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金代两种诸宫调释词四则

解释疑难词语是近代汉语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在两种诸宫调的词语考释方面,前贤时彦已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但仍有一些释义未详或欠完备的词语,如"坎""麻糖""冒扫""皱搜",文中对这四个词的解释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表“处所”的“许”的地域色彩

《世说新语》中"许"之"处所"义用得最多,而在同时期的"北魏三书"中却使用很少。通过探究"许"语源,观其在魏晋六朝以后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并结合"许"其他用法的大语言背景,认为表"处所"的"许"有可能是南方的一个方言词。

宋金对峙时期南方文献中官话方言词考察

宋金对峙时期南北词语差异明显、南北方言互相交融和渗透,这是近代汉语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前修时贤对宋室南迁导致南北方言发生接触这一事实多有阐述,然而对南北语言接触的具体情形却鲜有人及。本研究从南宋时期带有吴语色彩的《张协状元》入手,掘发其中的北方官话方言词语,来论证北方官话方言对吴语方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为今天的杭州话带有北音特点做出解释和说明。

金代两种诸宫调中外来语成分考察

《刘知远诸宫调》和《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代文学的双璧。金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因此两种诸宫调中有多少外来语成分值得关注。经考察,两种诸宫调受外来语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这和金朝的主流话语及诸宫调的文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