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州粟特人贸易活动考索

唐王朝统治西州时期,粟特人大量聚集于吐鲁番,他们依靠稳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语言优势,在西州地区立足并从事商业活动。西州的粟特人长期从事着三种贸易活动,即丝绸之路上的长途贸易,西域各绿洲之间的短途贸易,以及代表唐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间贸易。其商贸活动主要分为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官方贸易包括入贡贸易和互市贸易,民间贸易则种类繁多。同时,粟特人的贸易活动与整个西州社会紧密联系,对西州乃至整个西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吐鲁番出土《无量寿经》再探

《无量寿经》属于"净土三经"之一,是净土宗的根本经典。中古时期此经有多种版本在吐鲁番社会中并行传播,既有从梵文本翻译而来的版本,也有沿河西走廊回传的版本。此经在吐鲁番的弘传,与高僧大德的弘扬、本身的经义与价值、所处的时代环境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吐鲁番出土的《无量寿经》中完整的体现了西方净土信仰。

德国探险队与清末吐鲁番社会——以第二次、第三次考察为中心

近代以来,德国吐鲁番探险队一共在新疆地区进行了四次“科学考察”活动,其中曾三次到达吐鲁番地区,围绕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哈拉和卓墓地、吐峪沟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盗掘活动,获得了大量的文物。除此之外,探险队成员还与吐鲁番当地社会的各阶层都有广泛的联系和接触,也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盗掘活动才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末吐鲁番社会。

天宝六载唐击小勃律行军考

学术界对于小勃律的关注多集中于史地研究和吐蕃的对外扩张。斯坦因和沙畹最早基于地理环境,探讨了唐军在帕米尔高原的行动,推测了唐书中记载的地理位置。白桂思《吐蕃帝国在中亚》探讨了吐蕃向外扩张的七个阶段,森安孝夫《吐蕃の中央アジア進出》中围绕军事地理论述了吐蕃在中亚的军事活动。国内学者主要以“吐蕃—勃律道”作为关注点,杨铭专门考察了勃律道,重点对一些地名、关隘,及商旅往来作了论述。田峰、董知珍等学者围绕“勃律道”的驿站和道里问题进行了考察。关于唐军在天宝六年行军的诸问题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吐鲁番地区尼僧初探——以高昌国及唐西州为例

高昌国及唐西州时期,正值吐鲁番地区佛教势力快速发展,此时尼僧及尼寺大量出现。尼僧本身来源广泛,在内部存在着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之差。作为一个特殊的宗教群体,尼僧过着普通的寺院宗教生活,也积极参与世俗生活。尼僧从这两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社会并与之紧密结合,在政府的干预和控制下,发挥着自己特殊的社会作用。

道地药材沙苑子的推广栽培技术

沙苑子为陕西名贵道地药材之一,主产于大荔县沙苑一带,为保护并扩大药用资源,本文就沙苑子的高产栽培技术及其推广做以分析,希望有助于生态改善或引种栽培。

唐代恒笃城事件与程知节西域史事考

葱河道行军是显庆元年唐王朝为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所组织的行军,传世典籍中将其误与第一次葱山道行军混称。恒笃城事件正是葱河道行军中发生的转折性事件,除历代史籍中多有记载外,这一事件在出土文书和金石墓志之中也有所体现。“裨将失律”是恒笃城事件爆发的主要起因,其不仅成为程知节个人仕宦的转折点,还引发了唐军在西域地区战略部署和军队指挥系统的调整。唐廷对主将程知节及副将王文度的处理,受到了法律、观念、现实三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此外,这一事件背后还涉及边军将领间的权力之争,更是直接关系到高宗初年核心政治集团成员序列的变动。

侯灿先生与吐鲁番学研究

一、负笈入疆:侯灿先生的吐鲁番学研究侯灿(1936-2016),四川合江人,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中国故都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吐鲁番学研究》编委等职。1936年,侯灿先生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一位农民家中,1956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中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进行学习,1961年毕业后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师部政治宣传科工作。1973年,侯灿先生调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这次调动与他考古学的背景密切相关,也正式开启了他在新疆的学术生涯。

由祆入释:再论高昌北凉时期的佛教

高昌北凉统一吐鲁番盆地后,以汉传佛教为核心的大乘部派迅速发展。大乘佛教势力与世俗统治集团建立起了密切联系,获得了社会上层的广泛认可和推崇;而盆地内部原有的祆教和其他宗教势力随之衰落,主流宗教信仰逐步由祆教转向佛教,同时期佛教内部也仍存在大、小乘之争。高昌立国初期,祆教与佛教、大乘与小乘之间呈现共生并存、互相融合的发展趋势,且均受到统治集团的承认与保护。汉传大乘佛教势力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逐步完成了自身转型及本土化改造。

论《广弘明集》中姚兴的佛学思想

后秦国主姚兴与佛教的关系密切,现存《广弘明集》一书中有多篇文章记载了其佛学思想。姚兴迎接鸠摩罗什入主长安,给予罗什极高的礼遇并大力推动译经弘法,然而姚兴本人的般若佛学思想却并非源于鸠摩罗什。虽然姚兴本人高度认可中观派思想,但与鸠摩罗什在“三世”“圣人”等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姚兴在现实施政中,试图通过建构制度来调和法理与现实之间的矛盾,采取了吸纳僧俗人才、罢道还俗辅政、建立僧官制度等多种措施,通过将佛法和现实制度相结合来不断加强王权。《广弘明集》中的众多记载正是其思想的真实体现。

事死如生——读《唐五代宋初冥界观念及其信仰研究》

广义上说,现实世界之外世界皆可称之为冥界。但在中土,冥界往往指死去的人所居住的地方。近些年来,中外学术界对冥界及冥界观的研究不断深入,仅著作方面枚举,国内如萧登福《先秦两汉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探讨了先秦两汉时期冥界的相关问题;刘振东《冥界的秩序: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概论》从考古学的角度解读了中古时期墓葬制度与冥界之间的联系。更多学者的研究视野集中于唐五代时期,邵颖涛《唐代叙事文学与冥界书写研究》以冥界书写演进及文学发展为主线,重点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冥界的定型及其书写载体。

对 Q25C_1-L_6 型机控行程阀的改进

对Ｑ２５Ｃ１Ｌ６型机控行程阀的改进张重洲笔者在调试一种气动推进装置的过程中，发现由某气动元件厂生产的Ｑ２５Ｃ１Ｌ６型机控行程阀有待改进和完善。１问题的发现在系统调试中（管路系统按图１ａ所示安装），气缸出现活塞杆伸出快，而缩回时非常慢（从理论...

“西门”之争:唐经略小勃律再考

小勃律地势险要,唐蕃两国先后围绕此地爆发多次战争。在唐人的观念中,小勃律一直作为“唐之西门”存在。随着开元二年和天宝六载唐军两次征讨的胜利,小勃律先后设置镇军,由“西门”转变为唐朝掌控的边州,完成了自身的内化。唐军征讨小勃律的行动不仅与其边土观念的变化紧密相关,而且同以小勃律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小勃律与突骑施和大食等政权的关系、唐蕃战略形势有所关联。

百年克孜爾石窟研究論著目録(1912—2014)

新疆克孜爾石窟是中國開鑿最早(大約開鑿於公元3世紀)、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目前有4個石窟區,正式編號的石窟有236個,大部分塑像都已被毀,現81窟存有精美壁畫。隨著絲綢之路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這一石窟群的研究價值和意義日益凸顯。

ATY-2500天井钻机的研制

介绍ＡＴＹ２５００天井钻机的主要技术性能、动作原理。

唐休璟与武周年间的西北边防

唐休璟作为唐代中期重要的武将和朝臣,在高宗末年对突厥的作战中展露头角,武周初年得到重用,长期处于边疆一线并辅助收复四镇,成为重要的军事将领。至武周中后期对吐蕃和突厥的两次成功用兵,得以入朝参政。正是凭借这三次在西北建立的边功,以及经略西北所展现出的远见,唐休璟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赖,为入朝辅政铺平了道路。

晋唐时期弥勒信仰在敦煌、高昌传布考

弥勒信仰是指世俗百姓对弥勒的崇拜和对弥勒净土的向往,通常包括弥勒菩萨信仰、弥勒佛信仰、弥勒净土信仰三种。弥勒经典又可分为“上生”“下生”“本愿”三个系统。弥勒信仰既包括了对弥勒菩萨本身的崇拜,也包括对弥勒经典的崇拜,两种信仰互相融摄。而弥勒净土也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弥勒未来成佛的人间净土,二是弥勒说法所居的兜率净土。弥勒信仰在中原的传布始于西晋,南北朝时期逐步走向鼎盛。

论唐西州初期的人口流动及阶层分化

高昌国灭亡后,唐王朝在高昌故地设立西州并开展了一系列人口迁徙活动。唐廷在迁徙人口之前进行了充分的检户工作,大力推行各项国家制度来强化高昌遗民的家国认同。唐廷除了将固有的罪人、流人、百姓迁入西州外,军事人口的大量迁入决定性地改变了社会中的人口结构和权力分布,并由此加速了社会中的阶层分化。留居高昌本地的贵族成员大多只能担任西州官府内的中下层职位,同时西州社会中有大量旧贵族投身于宗教领域,从而构成了唐初西州社会中的特殊现象。

论唐西州初期的社会改革与佛教整顿

高昌国灭亡后,唐王朝开始在西州地区推行州县制度,并着手进行社会和宗教改革,这些改革活动与佛教密切相关。唐西州初期向中原地区强制迁徙了高昌的豪门望族成员,清查本地户籍。从经济上限制寺院田产,转为僧道单独受田,更直接采取了整顿寺院、裁汰僧尼等改革措施。虽然国家制度有序推行,但西州建政初期却并未在基层社会中完全落实,部分仍然延续了高昌国时期的旧政策。特别是西州官府在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与唐律规定相左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