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汉代音乐思想

《乐论》为荀子所作,而非公孙尼子。《史记·乐书》、《礼记·乐记》、《说苑》、《白虎通义》等接受、改造了荀子的音乐思想,并形成了系统的、具有汉代特色的音乐理论。这一方面说明,在汉人看来,荀子的音乐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也表明,汉代十分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

叔孙通儒学实践批判之批判

作为一名儒者,叔孙通深谋远虑,因利乘便,与时俱进,行事委婉,终为汉家重用。但人们对其儒学实践颇有微词。其实,叔孙通成功的儒学实践正是先秦以来儒家自我调整、自我革新的结果,它促成了儒家政治理想向现实的转化,并为儒学从私学逐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践经验。

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悲凉底蕴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被后人解为闲逸、高雅之趣,这当然没错。不过,如果联系此诗的创作背景、陶渊明的其他写菊作品,以及前代及当时的习俗,我们就会发现,陶渊明钟爱菊花有着更为朴素的动机:他希望通过服食菊花,达到养生延年的目的,从而缓解时光流逝、生命衰老带来的精神苦闷。从这个意义上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看似"悠然",其底蕴却是颇为悲凉的生命感叹。

论荀子的儒学批判及其“大儒”理想

荀子笔下之儒,名目繁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为品行低下、才智平庸之儒,贱儒、俗儒是也;二为德虽不贱,才智平庸之儒,陋儒、散儒、腐儒、瞀儒是也;三为德行高尚、才智皆具之儒,小儒、雅儒、大儒是也。荀子深刻批判了各类儒生,他最赞赏道德高尚、才智开通、明于治道的大儒。荀子构建的大儒政治体现了其学说"隆礼效功"的中心原则。

儒学的艰难历程——从荀子到董仲舒

荀子对后代儒学的最大影响有三:荀子吸纳了法家的合理成分,使儒家的政治学说更具实践品格;与孔孟相较,荀子更加重视人臣的进言技巧与为政技巧;荀子极端重视儒家及儒家经典,成为儒学圣化运动的推手。从逻辑上讲,荀学乃是秦汉儒学的理论先声。经过数代士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儒学最终在汉武帝时期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开始以此形式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领域,从而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写形向写意过渡——萧梁帝王诗歌的审美特性

萧梁帝王的诗歌题材琐屑、体式较小,却借用汉赋手法,全方位刻画景物或人物,具有繁缛与形似的特征。当萧梁帝王在相对开阔的空间内精选几处物象,稍作点化,并间之以情时,其诗歌立即体现出简净小巧的风致。萧梁帝王的诗歌,体现了中国诗歌从写形向写意过渡的审美特点。

孟子的人性善恶混论

孟子的人性论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面向:人的感官欲望生而具有,亦属人性;感官欲望中含有易于趋恶的因素,这种因素往往遮蔽了善端的有效扩充;意欲成善,必须努力抑制生而具有的恶端;正因为恶端自发,不易控制,因此,成就现实之善,还必须依靠来自外部的优质教育。综合而言,孟子充分认识到人性善恶两端并存的事实,并提出了自成其善、教而成善的两种不同路径。

萧梁帝王诗歌题材琐屑的多重原因

萧梁帝王诗歌体裁琐屑,其原因颇多。除了萧梁帝王喜好平俗外,乐府民歌的启迪,赋对诗歌题材的开拓,文学观念的演进,学术研究对诗歌题材的拓展,巩固政权的政治考虑等都是导致萧梁帝王诗歌题材琐屑的原因。萧梁帝王的诗歌,主题和风格均受到了乐府民歌的影响;而"赋"这种文学形式,更能表现萧梁帝王逞博示能的文化心理,所以,在诗歌中,他们也借鉴了"赋"的艺术技巧;进而拓展了诗歌的题材;萧梁帝王的文学观念,亦使题材趋于琐碎,他们的学术研究,更使其诗歌题材广泛化。

论《世说新语》中的《诗经》典故

《世说新语》涉及与《诗经》有关的事迹共三十三则,其中多为汉末魏晋士人灵活化用《诗经》典故的逸闻趣事。士人或以《诗经》经义为准绳,砥砺品节,互相激励;或以经义为标准,品鉴他人;更多的情况则是化用《诗经》典故,增强言谈的艺术趣味。从化用典故的形式看,与先前惯例大不相同,他们一般不再提及《诗经》或《诗经》中的篇名,而是直接把《诗经》的典故活用为谈话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化用经典的方式正是魏晋名士言谈崇尚机警有锋、追求简洁含蓄的表现。

思想的交锋:荀子与墨子在音乐社会学方面的分歧

墨子和荀子的音乐思想均属于音乐社会学的范畴。针对音乐的流弊,墨子从五个方面论证了"非乐"的主张,墨子"非乐"的实质是反对财富的等差分配。荀子反对"非乐",既有正面的驳斥,又未严格针对墨子提出的问题,而是转而论述音乐的积极意义。荀子批评"非乐"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反对墨子的"节用"和平均主义思想。

论《毛诗》之《序》《传》《笺》与荀子之关系

在现有文献条件下,难以断言《毛诗》是否传自荀子,但可对比二者之异同:《大序》"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学观与荀子相通。《小序》探索诗的创作背景及反映的历史事件,与荀子借重《诗经》、强化己说不同;不过,《小序》解诗重教化与荀子的诗学精神一脉相通。《毛传》《郑笺》解诗与荀子或通或异。

论《史记》对荀子礼学思想的接受

《史记.礼书》绝大部分来自《荀子》,在礼的起源与作用,礼与战争、刑法之关系,礼之三本,礼贵本而亲用,礼意与礼仪之关系,礼的关键在于能思考、能坚持等七个方面,《史记》接受了荀子的思想。《史记》对荀子礼学思想的接受一方面表明荀子的礼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表明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荀子论为臣的政治艺术

针对不同德才的君主,荀子为臣子设计了相应的进谏方式。其"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及"必无后患之术"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更不是乡愿,而是高超的政治艺术,其根本目的在于保全必要的政治地位,以便获得适时指陈君过、化易君心、剪除邪恶、成就社稷大业的机会。

从《世说新语》看《论语》与士人的言谈艺术

《世说新语》大量记载了汉末魏晋士人在相互对话中灵活化用《论语》的逸闻趣事。士人或以《论语》经义自我砥砺,或借《论语》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依据,或凭借《论语》劝说或品评他人,或依据《论语》批评讽刺他人,或通过《论语》增强谈话的艺术趣味。就士人活用《论语》典故的方式而言,多数未说明其语出自《论语》,而是直接把《论语》的原话或典故灵活转化为自己谈话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用典方式使得他们的谈话机锋迭出,简洁含蓄,充满幽默。这种语言艺术正是魏晋风度的应有之义。

荀子势论爬梳

荀子所谓势即权力、地位。荀子认为只有得势,君子的政治理想才能有效付诸实践,造福于民。势固然重要,然君子求势必以其道,宁不得势而不可失道,更不可趋炎附势。得势之人君,必须以道处势,否则民心不服,势则必去。荀子还主张势不可齐,势位、财富的等级看似不公,实则至公。荀子论势比法家片面强调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势,而蔑视仁义道德深刻得多。

舞马: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盛装舞步

中国古代的舞马与当今马术中的盛装舞步颇为相似。舞马自刘宋从西域传入建邺,于梁武帝和唐玄宗时掀起高潮,唐后在中土消失,舞马成为时代兴衰的一个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舞马盛会规模宏大,其性质并非单一的娱乐活动,而是与宣扬皇朝圣德紧密相连。由于皇帝的奖掖和科举的推动,舞马盛会催生了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除杜甫和陆龟蒙的颇具批判性外,其余几乎为润色鸿业之作。

以义变应:“后王”与“先王”的历史对话

荀子既言"法先王",又言"法后王",遭到后世批判。然考察诸家所论,均未得荀子本意。借用荀子自己的话来概括其本意,就是"以义变应"、"以义制事",即后王以先王成功治国的普适性理念,来应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化普适性理念为具体政治实践,从而造福生民。

从阅读与创作双重角度重新解读“文章且须放荡”

学界无一例外地把萧纲所谓“文章且须放荡”之“文章”理解为写文章,这似乎并不完全符合原文本意。“文章且须放荡”还应从阅读的角度理解为不拘一格、广泛阅读。学界从创作角度理解“文章且须放荡”时,又多把“文章”的外延限定在“宫体诗”或诗歌,这既不完全符合萧纲视野中的“文章”含义,更不符合萧纲“文章”创作的实际。从创作角度讲,萧纲“文章且须放荡”应理解为突破传统,不拘泥于创作阐发儒家经义的文章,还可创作其他学术文章、应用文章及文学作品。

《庄子》与审美高峰体验及其社会理性缺失之批判

《庄子》对于审美高峰体验的论述十分精辟,但它又因在语言表述上经常排斥社会理性,而为后代纵欲者提供了非理性沉迷的口实;审美的高峰体验只有与社会理性精神高度整合,才有可能使人类踏上真正的审美之路。

荀子天人观的四重内涵

荀子所谓"天",多属自然之天。在他看来,天生万物、天道奇妙,但天道自然,并无人格意志。而且天道与人道具有本质区别,人类应该做到"知天"与"不求知天"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人类缺乏足够能力,亦无必要,汲汲于解释天道运行的终极根源;另一方面,为了自身的福祉,人类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了解天道、顺应天道、利用天道。荀子有时也借天道的权威论证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为了强调礼制的作用,他甚至认为完善的人间礼制可以影响天道的运行,这显然与其天人相分的主体思想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