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数字平台的内容治理:理解互联网国际传播中的平台权力

以脸书、推特和优兔为代表的跨国数字平台正在成为数字时代国际传播的信息枢纽,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走向产生直接的影响。数字平台吸纳了国际社会的不同要素进入平台生态中,借助用户条款的强制同意形成了对平台内容排他性和垄断性的私治理,由此获得了超越法理意义认可的平台权力。通过对跨国数字平台的用户条款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用户条款的编辑准则呈现出隐蔽的意识形态偏见,用户条款的落地执行则呈现出平台私治理的弹性裁量与双重标准逻辑。西方数字平台利用全球互联网治理的空白,实现了内容治理层面跨境的“监管套利”,私治理的现实与互联网全球治理的愿景形成了直接的冲突。推动多元化平台生态和共识性平台治理的形成,才能为重塑数字时代国际传播的新秩序提供渠道和制度上的支撑。

新型政党关系:内涵与建设路径

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对外工作重要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共同应对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为基础,适应世界政党格局演变为需要,主动因应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关系的历史变化。新型政党关系以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为内涵,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交往的国际主义原则,彰显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历史演进,丰富了习近平总书记外交思想,确立了新时代开展政党外交的指导原则和行动指南,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最新思想公共产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寻求各国政党的最大公约数,着力推动新型政党关系与新型国际关系相向而行,积极构建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创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建立新型政党关系的主要路径。

多重话语冲突下的跨国危机传播——以三起周边领事危机事件为例

以三起周边国家的领事危机为案例,基于话语分析的方法讨论三起危机事件中利益攸关方的媒体与公众的话语冲突,并结合危机的社会语境分析新媒体环境下跨国危机舆情的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呈现出"互文"为特征的话语冲突,话语基于其背后的利益基础、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底色,不断转移焦点,企图在整个舆论场域争取更大的权力,也因而造成了话语不断地再生产和意义变形,使得当前跨国危机中的舆论呈现出"复调"传播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对外叙事--从接触、融入到引领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世界眼光和天下情怀的政党。早在成立之初,我们党就高度重视开展对外叙事,积极向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和故事,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如何在国际多边舞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为例

近年来,我国对外传播的规模、途径、技术、方式等都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传播技巧、技术手段等与大国地位和国际水准、现实需要和时代要求相比,仍然相对滞后。对此,我们要努力深化对国际多边政治对外传播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积累经验,开拓创新,不断丰富和完善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对外传播体系,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对外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

当前,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对比下,世界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希望探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秘诀”。被视作“中共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精华”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已经陆续译为20多个语种,发行660万册;第二卷发行突破1300万册,热销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发行量的新纪录。对外讲好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不仅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新时代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而且对提升中国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接近性与媒介化共情:新冠疫情中的数字公共外交探索

媒介化语境下,共情的逻辑受到媒介逻辑影响,形成了基于媒介化形态的共情传播。本文以新冠疫情期间日本驻华使馆官方微博和留言评论为研究对象,讨论数字化环境下媒介化共情的特点和变化。研究发现日本使馆利用文化接近性开展数字化公共外交,引发中国网民媒介化共情。受社交媒体媒介逻辑的影响,数字化语境下共情的表达途径更为丰富,共情逻辑也在发生变化。情感共情快速起效,认知共情则更为持久,衰减速度低于情感共情。同时,中日之间的媒介化共情高度语境化,文化层面的接近性和历史层面的冲突性,共情与"反共情"因素交互影响。

媒介化语境下的西方政党政治极化

政治极化现象在西方政党政治历史上由来已久,但近年来发生在西方的政党政治极化堪称"近代史之最",已经成为西方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特别是随着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兴起,西方政党政治的政治极化现象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媒介化特征和趋势,主要表现为党派偏见与意识形态极化、政党民粹化和政治叙事极化、政党个人化与精英极化、舆论情绪化与公众分议题极化。这是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不断博弈、共同影响作用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西方政党政治生态,深刻影响了政党的功能与格局,并且从根本上冲击了西方政党政治的运行逻辑与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