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著治学，探寻真知--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生彭南生教授访谈

上官定一（以下简称上官）：彭教授，您能否结合个人求学经历谈谈您是如何走向现在的学术道路以及学术道路上的体会？彭南生（以下简称彭）：1985年我于华中师范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教学过程中曾有过经济史方面的学习，两年后我师从刘望龄、董方奎老师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又去中南财经大学进修学习，在赵德馨先生的影响下开始认识到历史学的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学的经济史研究的不同，并且认识到了两种研究的优缺，在中南财大的学习使我开始吸取经济学的养分，对我日后的研究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1995年我师从章开沅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并且在章先生指导下开始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研究。在1998年至2000年我进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在蔡少卿先生指导下开始了博士后阶段的研究。

南箭东金 生花之笔--访近代经济史专家彭南生教授

中国近代的经济与社会转型问题,本刊历来关注并致力于刊发此类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彭南生教授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造诣湛深,同时也是本刊的老作者,一直很关心本刊的发展.由于长期的学术合作关系,我们“名家访谈”这个栏目,承蒙彭教授厚爱,百忙之中拨冗接受了本刊记者的学术专访.在这里,我们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现代化中的“中国式”--基于中国工业化历史进程的思考

现代化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多维度的理论建构,它可以被解构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在内的多层面的发展,其中,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工业化则是经济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因此,以工业化为切入点来观察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维度。现代化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波及全球的一场伟大实践,其起点可以追溯到英国工业革命,其源头还可以远溯至16世纪中、晚期西欧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

国家与其边缘视域下的兰州城市史研究——评《现代国家与其边缘:近代兰州城市发展研究(1872—1949)》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邵彦涛副教授的新著《现代国家与其边缘:近代兰州城市发展研究(1872—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是一部少有的将城市史放诸现代国家构建与边缘关系的视野中进行宏观解读的城市史研究成果,有助于从研究视野。

信息化推动新一轮教学改革的探索和实践

华中师范大学作为国家教育信息化试点学校,努力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尝试融合,不断进行教育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及评价方式创新,积累并形成了一些实践经验。

急性脑出血1000例预后研究

观察１０００例经临床及ＣＴ确诊的急性脑出血患者，其中２４３例测算了脑血流量（ＣＢＦ）。１０００例中死亡率为３０．３％。分析出血部位、出血量、脑血流量与预后的关系。ＣＢＦ明显降低者成为影响预后的因子，值得注意。

超大剂量肾上腺素心肺复苏的临床观察

超大剂量肾上腺素（同时辅以其他药物和电除颤）治疗在急诊科心脏停止患者９３例，其中５例心脏复跳（５．３７％），大动脉搏动有力，肢体转暖。紫绀减轻，血压回升至１２～１６／８～１０ｋＰａ，血气测定ＰａＯ２达５．３～８．９ｋＰａ，每例肾上腺素用量达４５～７５ｍｇ，超过一般大剂量。

近代市镇成长道路探析——南浔与羊楼洞的对比观照

本文对南浔和羊楼洞进行对比观照,力图探讨近代市镇的成长模式。如果说前者是东部沿海地区传统市镇向近代化转型的代表,那么后者无疑是内地新兴市镇崛起的典型。对两者作一点比较分析,或许有助于揭示近代乡村城镇化的某些共同性与差异性。

简论1929年的《工厂法》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工厂法》,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工人生存状况十分恶劣、劳资矛盾尖锐、工人运动勃兴及国际国内社会舆论所造成的压力与推力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京政府初期秉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维护劳工权利的初衷。该法具有移植性、继承和超越性、超前性等特点。它的制订使民国法制更趋完备,也将现代国家的建构向前推进了一步。

南开经济学人的乡村工业理论与实践

以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研究平台的南开经济学人,是活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以欧美留学生为主体的一个研究群体,他们以"学术中国化"及"知中国,服务中国"为理念,开展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研究,主张推进以手工业为主的乡村工业的发展,挽救农村经济危机,实现农业国的工业化。南开经济学人利用从政之机将其乡村工业理论付诸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重新释读南开经济学人的乡村工业理论与实践对当前中国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20世纪20年代上海棉纺织机械业的技术创新——以大隆机器厂和中国铁厂为分析重点

20世纪20年代随着棉纺织业的繁荣,上海的棉纺织机械制造业也开始踏上以引进和仿制为主的技术创新道路。在创新初期上海棉纺织机械业面临着严峻的市场困境,技术创新存在着需求不足的高风险阻碍。大隆机器厂通过棉铁联营这种纵向一体化战略控制了下游产品市场,保障了技术创新的顺利展开,在行业中产生了引领作用。企业家精神和经济民族主义精神对大隆机器厂的成功转型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后进工业化地区重工业的技术本土化既是市场需求诱发的结果,又面临着市场风险的阻碍,而企业家精神与合适的企业战略是克服障碍、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

民族命运共同体话语下的“兰州中心说”

兰州在传统中国的疆域观念中一直位居边疆,但自清末以来随着"中华民族"一词和各民族平等融合的共同体观念的出现,兰州一跃而成了中国的"中心","建都兰州"的主张一时也广为传扬。"兰州中心说"的提出,不只是因为兰州位居中国地理几何中心,更是源于民族建国进程中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作为疆域中心和五族共和象征的"兰州中心说",代表着国人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目标上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实态。兰州虽淡出政治边疆的范围,但从现实情形看,它仍未脱摆经济边疆的范畴。

陆地中国还是海洋中国?——民国时期第四次建都论战中的东西之争及其内涵

抗战后期,胜利在望之际,学人之间爆发了关于民国建都问题的第四次争论。在这次建都之争中,北平与南京的南北之争多集中于政治斗争,而西部各地与南京的东西之争则更多的是理念和原则的冲突。东西之争的表面问题是"陆防"与"海防"的冲突、开发西北与发展东南的争执,而其实质则是近代以来的"海国精神"与传统的"陆地中国"观念的对抗,是试图以陆地中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以反抗和消解其边缘性的历史努力。

清末民初湖北乡村棉织业发展缓慢的因素——兼与华北、江南地区的比较

本文从比较的角度探讨近代湖北乡村棉织业发展缓慢的原因,认为阻碍湖北乡村棉织业半工业化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机器制造业生产结构的不合理,以及外部推动力量的缺失。以湖北为典型的内陆农村手织业中传统生产方式的大量存在,说明了中国近代农村手工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复杂性及其差异化格局。

严庆祥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严庆祥是近代中国机械制造业的著名企业家。由学徒成长起来的严庆祥,其思想虽并无体系,但对于中国重工业的发展而言,却是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严庆祥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体现在经济民族主义、铁棉联营战略和企业经营管理这三个方面。经济民族主义体现为发展民族机械制造业,实现进口替代的强烈主张;铁棉联营战略深受前人影响,又具有技术导向的特色;在管理上,严庆祥推崇思想齐一的集权模式,注重培养刚健积极的企业文化。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早期阶段的技术路径——以上海汽车工业基地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汽车工业一度出现了一种"土洋结合"的技术模式,体现为传统技术尤其是手工业成分与现代工业技术的混合并存。以作坊式汽车配件制造厂为基础的上海汽车工业是"土洋结合"的典型。在研制技术含量低的三轮汽车时,"土洋结合"模式有效弥补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种资源的不足,生产出了适合国情的产品。但在研制技术含量高的轿车时,"土洋结合"模式只能保证产品样品的试制成功和小批量生产,却无法实现真正的规模经济。然而,现代汽车工业的本质特征之一正是规模经济,因此,"土洋结合"模式陷于失败,并使引进外资具有了技术上的合理性。

衣荒与应对:抗战时期四川手工棉纺织推广运动的兴衰

抗战发生后,纱布内运困难,衣被原料向需省外供给的四川面临衣荒危机,随着战事西移,衣被问题益发严重。危急时刻,在国家与地方的通力合作下,一场旨在解决前后方衣荒的手工棉纺织推广运动应运而生。由于国家力量的介入,这场运动具有了多重意义:它既是一项救荒应变的生产事业,也是一场推广先进生产工具与技术的革新运动,同时还是战时乡村建设的有效载体。抗战后期,政府花纱布统制政策的实施,不但客观上加剧了推广工作中的原棉短缺问题,而且带来了一些不利于推广事业的新问题。抗战胜利后,导致手纺织推广运动兴起的外部因素消失,这场由政府主导的运动亦宣告结束。

同籍专业化模式的演变及其差异——基于潮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

施坚雅的同籍专业化模式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近代变革中一些商帮衰落的关键因素。晋商和潮商分别代表了同籍专业化模式的两种演变路径。随着商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晋商逐渐由小家族企业向同籍联合企业转变;潮商则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小家族企业,逐步转变为家族联合专业化企业形态,并通过对家族成员的专业训练来减轻和替代对同籍专业化模式的依赖。潮商与晋商在同籍专业化模式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在近代变革中的制度创新能力。潮商以家族制度融合西方股份制,降低了制度创新成本,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而晋商的同乡联合模式则抗拒现代法人制度,导致了高昂的制度创新成本。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村合作事业与农村经济——以河南省为个案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衰微。为了挽救农村危机,合作运动应运而生。河南合作事业在政府的主导下,采取优先推广策略,形成了以陇海、平汉交叉的"十"字型布局,离铁路沿线越近,合作社分布越密集,越远则越少。随着合作贷款的下发,对于缓解农村金融、维持农民生活、促进农业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缓慢发展。虽然合作事业在推行中存在许多问题,但毕竟开启了政府救济农村的进程,这对于当时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来说,是值得肯定的。

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方式

中国近代行会制度完全为同业公会制度所取代经历了约 90余年时间。鸦片战争后 ,随着中国经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 ,行会不断受到冲击与挑战 ,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与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对行业组织提出了新的制度要求 ,传统行会开始了内在性变迁 ,组织缓慢趋新 ,功能逐渐转变 ,形成一种较有利于行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但是这种内在性的变迁在行业上与地区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 ,同时 ,要使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权威性 ,还必须得到国家的法律支持 ,使其成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晚清至民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及其配套措施 ,提供了行会变迁的制度供给系统 ,加之商会的推波助澜、西方同业公会的示范效应 ,从外部促成行会的最终转型。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是内力与外力相结合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与自下而上的内在性变迁两种方式交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