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就业收入:数字资本的视角

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的转型带来了新的不平等议题,不同阶层的人使用数字技术的获益并不相同,数字素养成为数字时代的新型资本。在当前老年人口规模不断膨胀、老年人口比例持续提升、高龄化快速推进的形势下,中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促进劳动力持续就业,但老年人在持续就业中面临数字排斥问题。由于数字技能的缺乏,大量老年人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数字化转型,持续就业和职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已有研究探讨了互联网使用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及其原因,并在不同劳动力群体中进行了检验,但鲜少关注老年人持续就业过程中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也并未充分意识到数字素养发挥的作用。对老年人而言,新兴技术的应用是延续了传统的社会分层机制、还是催生了新的红利分享机制?本文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关注使用互联网对老年人持续就业收入的系统性影响并讨论以数字素养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使用能力不平等问题。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20年的面板数据,结合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进行因果识别。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持续就业的收入,但数字接入的增收效应体现出明显的群体差异,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群体(如受教育程度和家庭、个人收入更高的老年人)获得的数字红利更加明显。与此同时,数字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也降低了工业时代劣势群体的就业门槛,老年女性、低龄老年人和个体农业生产经营者成为数字社会的“数字能人”,在互联网使用中获得了增收机会。进一步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的增收效应主要通过数字素养水平产生差异化影响。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群体、低龄老年人和高技能从业者通常具备更好的数字化意识和数字技术使用能力,这显著促进自身持续就业收入的增长,老年女性和个体农户则主要获益于互联网应用带来的就业机会均等化。研究表明当前数字技术应用同时体现出“差异化数字红利”与“数字能人效应”,数字素养是重要的转化机制。因此未来在提高互联网普及率的基础上,需要对处于劳动年龄的老年人进行“信息赋能”和“素养赋能”。

助推型老年就业政策:理念、框架与实践逻辑--以日本为例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性难题,促进老年人就业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助推型政策显现出独特优势。助推理念下,通过政策设计和实施,在保留老年人选择自主性的同时,能够推动老年人做出更优的就业选择。日本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助推型老年就业政策体系,并取得显著成效。日本助推型老年就业政策框架的形成主要包含三个步骤:选择体系设计、选择意愿塑造、选择的可执行,其构建了国家在场、社会成长的有效助推场景,最终实现老年人就业供给端与需求端平衡的助推成效。日本助推型政策的成功也对中国应对老龄化难题,促进老年人就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首先应基于受众需求设计就业促进的政策框架,其次创造包容友好的老年人雇佣与就业环境、激活就业意愿与能力,最后调动市场、社会组织、社区、家庭多主体参与,保障老年人做出的最优选择能够实现,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中国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现状、特征及趋势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国家战略。低龄老年人作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对象,其劳动参与现状尚未得到详尽描画。以2000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城乡、地区、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等角度描绘中国低龄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和劳动参与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低龄老年人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且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持续改善,但目前中国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效率仍然较低;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低龄老年人多从事农业劳动,就业结构比较单一;城镇和发达地区的低龄老年人虽然拥有更多就业机会,但却大多从事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差的低端劳动;女性低龄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源潜力较大,但却面临更多的制度、社会文化和个人认知层面的就业阻力。

面向老龄化的数字社会治理:现实、演变与未来进路

随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我国网络覆盖率和数字设备接入率均显著提高。但不同群体获得、理解、使用、吸收与转化数字技术的能力仍存在较大差距,数字素养正逐渐成为当前数字社会治理新的发展议题。我国老年人的数字素养水平仍落后于数字社会转型且内部差距较大。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我国数字社会治理经历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银发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关注老年人数字障碍”三个阶段的演变,仍存在重视解决数字接入障碍而忽视数字技能培育、强调数字资源供给而缺乏关注老年人自主性的不足。为更好地将老龄化现实充分融入我国数字社会治理的进程中,未来应充分考虑将提高老年人的数字素养纳入政策议程,以多元化、多层次、更具精准性的数字治理理念培养老年人的数字技术使用能力。

中国政策扩散的空间模式、多重机制与府际互动决策

政策扩散过程中,地方政府决策并非彼此独立,周边城市的政策响应情况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采纳,进而在多层级政府间产生复杂的政策扩散模式,空间转向的政策扩散为厘清地方政府决策行为提供了府际互动的空间视角。本文以277个中国地级城市的网约车监管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分别引入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行政距离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政策采纳过程中的府际互动决策行为与空间扩散模式。结果表明,中国网约车监管政策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依赖性特征,地方政府选择跟进经济水平相似的城市,并与相同行政层级的城市出台互补或替代性的政策内容。这种同级政府间的决策互动增强了自上而下的强制扩散效应,而不同来源的纵向扩散效应具有重叠性。本文从空间视角重新审视了传统的政策扩散理论与假设,有助于增进对地方政府议程设置和政策制定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