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中的伙伴外交与中国企业“走出去”:从“共识驱动”到“机制驱动”

共识驱动伙伴外交建立,机制驱动伙伴关系升级,密切的外交伙伴是中国在大变局下可持续地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依托。文章基于1993~2019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数据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刻画伙伴外交驱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作用机制和模式转变动因。研究发现:外交关系每提升一个伙伴等级,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完成和意愿案例数将提升约3%~4%;机制检验发现,伙伴外交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驱动作用本质在于推进双边经济合作制度化,并通过规则完善、高层交流、文化融合3个中介路径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非“一带一路”区域、与中国签署BIT协议、政治互信水平较低的东道国,伙伴外交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效的促进作用更强;拓展检验发现,层级跃升、质量深化、机制创设3种类型伙伴关系升级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效的促进作用依次增强,这意味着伙伴关系通过增强制度安排约束力与执行力实现合作模式从“共识驱动”转向“机制驱动”。文章结论为中国外交伙伴关系升级的方向和抓手提供了启示。

秩序重构:人工智能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技术“奇点”的存在使得人工智能将对全球经济运行及其治理模式带来深刻影响,必须对此提前谋划、前瞻治理。人工智能具有自主学习能力、低应用知识门槛和强大的推理能力三大技术特征,它们在经济领域转化为开发层面的“马太效应”、应用层面的“多中心化”和效用层面的“效率最大化”三大特征。人工智能基于其“技术一经济”特征将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带来三大冲击:一是大国利益分配争夺激化,“中心一外围”格局失衡加剧;二是主权国家主体地位遭到削弱,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进一步增强;三是工具理性收益超越价值理性,机制设置面临人机冲突。据此,须从三方面应对人工智能冲击带来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重构:首先,以智能技术赋能新型经济全球化,塑造公正的利益分配格局。其次,推动形成多元协同的权力结构,适应“多中心化”治理模式。最后,以预防性和可被解释为原则,强化监管人工智能参与机制设置。应以“技术向善”为治理目标,以“多边协作”为治理手段,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补充人”作用,审慎运用其“取代人”功能,绝不允许其在社会经济决策中扮演“超越人”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