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学术的整体中推进中国的人文学——彭国翔教授访谈

彭老师，您好!很高兴有此机缘对您进行访谈!据我了解，您很早便将中国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学立为终身志业。能否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走上这一研究道路的？

合法性、视域与主体性——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反省与前瞻

西方学者自黑格尔直至今天的德里达,都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于是“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便成了问题,中国哲学学科便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如何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如何超越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是否可能?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深究精察,作出合理的、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为此,本刊推出本组笔谈,以期对推动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和建设有所裨益。

公议社会的建构: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从《原君》到《学校》的转换

对于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不论以民本还是民主来界定,历来多以《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为据。作者首先辨析《原君》文本,指出其与特定的历史境遇相关,其实乃针对明代尤其晚明的昏君而言,其中甚至隐含了承认易代鼎革合法性的思想。而即便抽离具体的历史脉络,《原君》文本的思想在理论的层面上也并不构成对君主制本身的批判和否定。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其实当在其《学校》一篇,其中包含的建构公议社会的思想甚至举措,即在今日亦颇有其合理性,其价值不在于以往所谓与西方议会性质近似,而在于与当代西方民主最为前沿的理论思考尤其是关于“公议”的思想多有相合之处。因此,如果要从黄宗羲思想中发掘契接现代民主的资源,仅就《明夷待访录》而言,重点当由《原君》转换到《学校》。

全球视域中当代儒学的重构

由于港台新儒学对儒学传统的重建功不可没,因而如今“当代新儒学”与“港台新儒学”几乎构成同一所指。但就全球范围而言,以港台新儒学指代当代儒学的重建,未能反映当代儒学重构的全貌。中国大陆与西方世界,如今都有儒学重构的重要成果。仅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世界而言,如今至少就有两种参与儒学重构的理论形态,即南乐山和白诗朗所代表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对于古典儒学建构性的诠释。本文在指出“当代儒学”并不等同于“港台新儒学”的基础上,考察了西方世界中南乐山和白诗朗的“波士顿儒学”以及安乐哲和郝大维的儒学建构,并对二者的不同进行了提示。限于篇幅,关于中国大陆当代儒学的重构,则另文处理。

王畿的良知信仰论与晚明儒学的宗教化

中晚明阳明学的宗教化,不仅构成儒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还可以为中西方的比较宗教学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本文首先考察中晚明阳明学核心人物王龙溪的良知信仰论,以为阳明学宗教化的具体个案。然后在此基础上,力求在一个比较宗教学的视野中揭示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的基本特征与不同取向。

论儒家“万物一体”的生态观——重读《大学问》

从生态的视角来看,儒学对于当今世界所能贡献的思想与精神资源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生态学而论,儒家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应当被界定为一种基于"天人合一"的"一体观"。这种儒家的"一体"生态观实际上是王阳明《大学问》所蕴涵并贯穿始终的核心内容之一。然而遗憾的是,迄今在儒学生态思想的讨论中,对这部儒学经典的意涵和重要性却措意不够。本文旨在通过对《大学问》的重新解读和分析,揭示儒家的万物一体的生态观。依笔者之见,生生不息的一体关系不仅建立在自我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更在于作为共同创造者的人类与整个宇宙以及无限之间。

典范与方法:侯外庐与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侯外庐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对于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而言,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曾经长期发生重要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样一个脉络之中来考察侯外庐是否合适?换言之,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关于侯外庐的讨论是切题的还是不相干的?第二,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说,侯外庐所建立和提倡的典范与方法是什么?第三,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是如何流行的?那种典范与方法是否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建立之后的结果?抑或对于侯外庐自己来说,这种典范与方法可以视为一种学术发展的结果?第四,对于当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最近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是否还有其相关性和意义?

周海门学派归属辨

内容提要 黄宗羡在《明儒学案》中将周海门作为罗近溪弟子而归入泰州学案。海内外研究者历来皆沿袭此说,并未深究。本文以各种相关原始文献为据,详细考证《明儒学案》中周海门学派归属的失实。指出无论从地域、思想传承还是自我认同来看,周海门都应当作为王龙溪的弟子而归入浙中王门。由于《明儒学案》早已成为治明代思想史尤其儒学史的基本文献,其学派划分也历来被研究者以为依据。因此,本文之作,提请我们在明代儒学的研究中反省到《明儒学案》作为文献依据的限制,以便立足于更为原始的历史材料,使我们的研究更趋深入。

近三十年(1980-2010)英语世界的朱子研究——概况、趋势及意义

对1980～2010年间英语世界的朱熹研究进行了考察。首先,本文介绍了这三十年间英语世界中朱熹研究的概况,包括朱熹文献的翻译、以朱熹为题的博士论文以及以朱熹为题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其次,指出在这三十年间英语世界的朱熹研究中,在对于朱熹多方面的探讨中,宗教学的取径是一个重要的趋势;最后,说明了海外相关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学界的意义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之辩

对《大学》中“格物”观念的不同理解与诠释,可以反映朱子学与阳明学这理学传统两大典范的基本差异。但中晚明阳明学“格物”观念的发展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貌。由中晚明不同阳明学者的格物之辩可见,中晚明阳明学的“格物”观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以聂双江、王宗沐、王艮以及刘蕺山等人为代表,将“格物”完全收缩到自我意识的领域,不免取消了“格物”这一经典用语本身所具有的面对客观事物的致思方向。另一种以王龙溪、周海门、欧阳南野、王塘南等人为代表,通过将“物”理解为意向性中的对象或者作为各种实际生活行为的“事”,使“格物”工夫不再是一种单纯自我意识的孤立活动,而是展开于自我与外界事物的关系结构与互动过程。在后者看来,如果说朱子学的“格物”“忘内求外”而不免“逐物”的话,前者则又“务内遗外”而不免“绝物”。作为一种既不“逐物”又不“绝物”的“合内外”工夫,后者其实是阳明晚年成熟“格物”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反映了阳明学在与朱子学互动过程中由反对到吸收的动向。并且,这一动向在中晚明一些朱子学者的“格物”观处也有鲜明的体现。

阳明后学工夫论的演变与形态

工夫论是中国哲学特有的话语形态 ,和持论者的修身实践相关。儒家的工夫论在中晚明阳明后学中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和朱子后学有所不同 ,阳明后学的工夫论既有沿着王阳明精神方向的进一步展开 ,也有不同于王阳明思想的其他形态。本文首先指出王阳明之后不同阳明后学在工夫问题上的一致追求 ,进而具体考察在此一致追求基础上不同工夫论形态的分化。依本文之见 ,在体用观上一元论与二元论的不同思维方式 ,是造成阳明后学产生分化的重要原因。二元论体用思维方式之下的工夫论 ,可以说是阳明学话语形式下的朱子学形态 ,其后果是逐渐从阳明学内部产生了脱离阳明学传统的典范 ,尽管那种新典范并非简单地回归朱子学。

阳明学者的正统与异端之辨

自理学兴起以来,理学家几乎无不以佛老为异端,在理学的话语中,异端亦成为佛老的代名词。但在中晚明,随着阳明学的兴起和发展,儒家学者正统与异端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本文通过对王阳明、王龙溪和焦弱侯这三位阳明学不同时期代表人物正统与异端观念的考察,揭示阳明学正统与异端观念的演变,进而说明这种变化的原因与思想史意义。

黄宗羲佚著《理学录》考论

《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是黄宗羲对研究宋、元、明儒家学术思想史的最大贡献。但在两部《学案》之前,黄宗羲其实已有一部梳理宋、元、明儒家学术思想史的著作《理学录》。笔者几年前偶然发现了这部失传已久的著作,本文即是对该书的研究。笔者首先考察《理学录》的内容和体例,进而检讨该书与今本两部《学案》之间的同异关系,最后指出该书的价值和意义。依笔者考察,《理学录》是今本两部《学案》的来源,反映了黄宗羲整理宋、元、明儒家学术思想史的最初构想。其中不少今本《学案》不见的文字,尤其是黄宗羲评论人物或学派的一些案语,对于研究宋、元、明的儒家学术思想史,特别是研究梨洲本人的学术思想史观,提供了最新的文献材料。《理学录》的发现,让我们对今本《宋元学案》的成书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从《理学录》中宋元的部分,到梨洲原稿《宋元儒学案》,再到今本《宋元学案》,构成今本《宋元学案》成书的完整过程。最重要的是,《理学录》的发现,既让我们了解到梨洲在康熙初年对宋、元、明儒家学术思想史的看法,又让我们掌握了从《理学录》到《学案》之间梨洲对宋、元、明儒家学术思想史看法的变化。

王龙溪与佛道二教的因缘

王龙溪是中晚明阳明学中会通三教的代表人物，历来虽多谓 龙溪与佛道二教 关系密切，但却鲜见有专门的研究。本文考察龙溪与佛道二教人物的交游以及龙溪对道教实 践法门的修炼，以具体说明龙溪与佛道二教的因缘，力求为进一步探讨龙溪与佛道两家在思 想上的关联，奠定历史与实证性的研究基础。

哲学翻译之我见略谈

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翻译和翻译哲学逐渐突显为急迫的问题。外文能力、专业知识和母语书写能力这三个方面,是翻译工作取得成功的基本保障。就中国哲学作品的"中译英"而言,不必刻意造新词,不必追求用难词,而准确理解所译语词和文本的内涵则是根本。翻译的成功有赖于译者的精心谋划,以在两种语言思想的间隔中建立某种沟通的媒质,哲学翻译的难点是如何在求同与立异之间有所权衡折中。哲学翻译中的意义错失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情有可原,有时甚至不无必要。翻译的标准与理想就不只是对原作真意的简单忠实,而是对原作所要表达而又不能穷尽的意味的一种参与和阐发。文本的原义与译义之间的张力存在于中国哲学的文本翻译中,尤其是现代中国思想家的著作的翻译中。在英译现代中国思想时,译者还要面对另一种压力,即读者的需求。为了卓有成效地把中国思想介绍给对非西方传统有偏见的英美哲学家,就有必要尽可能地译介能够吸引他们的文本。最后,需要警惕的是,在"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中,哲学翻译或哲学阐释的困境有可能被归因为"语言相对主义",或者说一种"语言决定论"。

古文献基础、西学素养和国际视野

2010年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陈来学术论著集"(十二种),这是继陈寅恪、钱钟书之后,三联书店推出的第三位清华学者的文集。为了进一步促进国学研究、儒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发展,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与三联学术出版中心于2011年3月26日在清华园联合举办"陈来学术论著集"出版座谈会,谢维和、李昕、万俊人、王博、何怀宏、张学智、胡军、肖鹰、舒炜、高瑄、梁枢、段伟红、辛鸣、曹峰、强昱、向世陵、彭国翔、干春松、郑开、杨立华、吴增定、唐文明等首都高校学者参加了座谈。发言稿经翟奎凤整理和参会学者审定,现将部分内容刊发出来与读者共享。

阳明学的政治取向、困境和分析

中晚明的阳明学具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本文从政治取向这一角度,将中晚明的阳明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观察,深入分析"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这两种不同政治取向的各自涵义及其关系,进而对于阳明学所蕴含的"民众政治主体"观念以及儒家传统的政治理想,从一个现代的角度予以分析和评价。具体讨论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如何理解阳明学者在"得君行道"之外所另行开辟的"觉民行道"这一路线?其次,如何理解"觉民行道"和"得君行道"在阳明学中作为两种不同政治取向之间的关系?第三,如何理解阳明学中所隐含的"民众政治主体"这一观念及其所面临的困难?最后,如何才能建立儒家的政治主体并实现儒家的政治社会理想?

化解全球化过程中宗教冲突的儒学资源

全球化其实是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趋同”与“求异”的一体两面。“求异”的根源在于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差别 ,而如何对待宗教传统的差异 ,从而化解愈演愈烈的宗教冲突所导致的文明冲突 ,如今尤为迫切。儒学传统并非西亚一神教意义上的宗教 ,但具有独特而深厚的宗教性。其中蕴涵的“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 ,在明代的阳明学中趋于成熟。而这种“理一分殊”的多元主义宗教观 ,可以为化解全球化过程中的宗教冲突提供一笔丰厚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