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纸上到石上:墓志铭的生产过程

墓志铭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它有纸上和石上两个文本。纸上墓志铭并不完整,留有不少空格,且信息量有缺有失,有待上石填写。在从纸上进入石上的过程中,志主及其先世名讳得到填写,其先世事迹被完善,志主本人事迹得到增补修正,其年岁生卒、后嗣及卒后安葬情况得到具体交代,最终完成墓志铭的文本生产。但同时,一些事迹被掩盖遮蔽,撰写者的评价遭到篡改,并因石材及书手等主观因素造成一些改变。墓志铭畸形的商品化,包括墓志铭撰写的模式化,职业墓志撰稿人的出现及墓志铭的产业化、商品化使得"谀墓文"大量出现,而一些撰写者不得不接受墓志铭丧家被篡改的事实。考察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的生产过程,首先在于强调墓志铭有两个版本,其次在于加强人们对石上墓志铭的认识,三是突出墓志铭的商品化,加深人们对石上墓志铭文体独特性的认识,四是分清撰写者与丧家各自在墓志铭完成过程中的贡献和各自的责任。墓志铭从纸上到石上的改变,不足以否定墓志铭的价值。

《花间集序》:一篇被深度误解的词论

在《花间集序》中 ,欧阳炯第一次勾勒出可歌之“词”发展的大致线索 ,并明确提出了“清”、“清绝”的审美标准。但是 ,长期以来 ,他的词史线索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而他的词学观点却遭到完全相反的理解 :他所反对的 ,变成了他所赞成的。造成这种深度误解的原因 ,约有四端 :受《花间集》词的连累 ;受他所采用的骈体文的影响 ;受他的词作的影响 ;受《玉台新咏》及《玉台新咏序》

试论李清照词中的花草意象——兼论李清照词创作的低俗倾向

李清照词中,出现较多的花草意象,主要有梅花、菊花、荷花、桂花、海棠、梨花、芭蕉,以及笼统的花。李清照首先突出的是花草作为物的形象、特性,而不是种种象征、寓意;她的成功之处是在真实反映花草自然物性的基础上,由某一点伸发开去,将词笔引向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或要抒发的情感。艺术上,咏物词中的花草意象,多运用对比、衬托、比喻等手法,并较多使用典故;而非咏物词中的花草意象,则多用白描手法,为花草摹形传神,为词人传情达意。但是,李清照词中的花草意象,有些没有寄托,有些物与情呈分离状态;或者不用典,或者堆砌典故,而以熟典、俗典为主;她所使用的对比、衬托、比喻等手法,也具有庸俗的倾向。从花草意象及咏物词的角度看,李清照的创作未能实践其理论主张。

《唐人试律说》:纪昀的试律诗学建构

纪昀《唐人试律说》立足于唐代试律诗的评点,而又超越了唐代,超越了一般的评点,上升到试律诗学的理论建构。他对试律诗体进行恰当定位,既承认试律的独特性,又要求以诗歌法则对它加以规范,并从提高作诗者人格与气格、崇尚风骨健笔方面,提升试律体格;他每以感性生命实体为比喻,以毛发、血脉、筋骨、精神为核心范畴,视试律诗为一完备的有机生命体,从而构成其灌注生命精神的试律诗整体观:先全体后工拙;先立意后语句;追求血脉贯通,浑然无迹;在唐代试律的评点中,纪昀建立了各种"法"、"诗法",并从反面提出"非法"、"非诗法"、"非格",进而总结出诸多诗病,但他又能超越具体之法,对那些变化自如、用法于无迹的试律诗歌极口称赞,崇尚"活法"、无法、自然超妙、神似与神妙。

论宋代《调笑》词

宋代《调笑》词有独特的体式,与唐、五代《调笑》迥然不同,它以女性为抒情主体,以男女之间的相爱相悦、相思相别为主要内容。它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是唱赚的早期形式。诗词文三者结合的样式,注重对人物情感心理的刻画,使它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它与通俗曲艺接近,但又追求“雅”的风格。宋代《调笑》词集中于北宋,这既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相关,与苏门文人集团的参与创作相关,也是其自身的发展、变化使然。

黄庭坚艳情词的佛禅观照

黄庭坚出于佛禅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有意创制艳情词。这首先与他的佛学经历、佛学修为,禅宗特别是黄龙派的刚猛禅风有关;其次,与佛禅的女性态度,以及黄庭坚本人所受到的佛禅无差别对待"中道观"的思想有关;再次,与他的词学观有关,他所秉持的词学观,也深受佛禅思想影响。南宋陈善、朱熹等人,对黄庭坚创作艳情词的良苦用心和慈悲用意,做了充分肯定。

唐五代北宋绘画与词

唐五代北宋时期绘画与词的关系,从词人与绘画关系看,存在两种情形:一是词人未必能画,但收藏、鉴赏、品藻过绘画,二是词人能画。词人兼画家身份的鉴定,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一批画家或词人。从词与画的结合看,有以词意入画和题词于画两方面,后者即题画词。唐五代北宋题画词,范围较广,可概括为题写人物画、山水风景画、竹梅图三类。题画词的认定,对理解词意大有益处。题画词不仅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而且使词家能"换位"思考,从而为抒情写物、驰骋才情开辟出崭新的艺术境界。绘画对词的深层影响,体现在词家借鉴绘画的白描、钩勒、大斧皴、点染、着色、取景、构图等手法技艺,以刻画人物、描写景致、创设意境、抒发情感。

结构完密 方法新颖--评《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

文学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青睐。就词学领域而言，出版的学术成果业已不少。陈水云等著《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就是其中一部优秀的著作。作者之所以选择传播与接受作为词的研究视角，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试图打破文献、创作、理论相隔离的做法，想通过传播与接受的视角将三者的研究相打通，二是试图改变词史上先后代序的研究思路，

“真”:梅曾亮文学思想的核心——兼论嘉道之际桐城文论的发展

梅曾亮的文学思想,以“真”为核心,包括:景境真,即再现山川风物之真实情状及人物所历所处环境、情境之真实状态;情事真,即通过具体真实的事情,刻画人物性格、形象,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时代真,即“因时”、“通时合变”,有时代性,能反映时代的风云际会、人情物态;情性真,即见出作者的真情性,真情感,见出真“我”。在梅曾亮的观念中,“真”还是成就作家独特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他提倡朴质畅达的文风,反对华词浮饰以丧真,反对奇博新异而无真;提倡那种自然而然、不刻意求工而自工、具有“自得之趣”的艺术境界。强调“真”,特别重视“因时”和真情性,是梅曾亮对“桐城三祖”文论的补充,体现了该派文论在嘉庆道光时期的发展。

宋代文格与《黼藻文章百段锦》

宋人所用"文格"一词有四义,分别指文章体格、骨力,文章风格,诗歌之格,以及文章作法、方法。南宋末年《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以文格立目,截取名文的段落为例文,就例文阐说文格,具有独特的选文体例;它把文格分为十七类,以立格为主,随格选文,文以辅助说明格,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格著作;十七类下,再分九十九格,对文章的作法进行非常详细的归纳,并各举例文对每格做一定阐释;又借鉴诗格以诗病入格的做法,将文病亦列入文格。宋代文格的出现与科举考试有莫大关系,但《百段锦》同时又接受了吕祖谦以"格"论评文章的精神,而发展成为文章学意义上的文格专书。

试论王昶词论对浙派的发展——以稿本《西崦山人词话》为论

稿本《西崦山人词话》是浙派重要作家王昶未竟的词话,它集中反映了王昶的词学观和词学批评活动,其中有明确的绍述朱彝尊词学思想的意识,是对浙派传统词学观的继承,然更大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王昶词论对朱彝尊、厉鹗等人的突破和发展。首先是对"雅"的具体化和丰富化,其次是对柳永其人其词的认可,再次是对"寄托说"的突破,以及既重视音律,又不以严守格律匡衡所有词人。

刘将孙词学思想阐微——以《胡以实诗词序》为论

刘将孙推尊词体,认为"诗词文同一机轴",以反对当时词坛轻视诗词的不良倾向。他崇尚情性,提出词的本色在于"情性",这是他词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对传统本色论的补充。他强调词的文学性在于"非直致",从而维护词的体性特征。他重视对偶、炼字、谋篇等形式技巧,但主张对偶要"以意称",字要"以精炼",篇要"以脉贯",守法而不死于法。他认可的词学境界是"天趣",不主故常、变化莫测,而具自然自得之致。理论资源的多源性,使其词学思想带有折中诗化论与本色论、调和情性论与技巧论的色彩。他的词学思想,在表述、论证上存在一些不足,但对传统词论,也有一定的发展。

宋代词学批评中的佛禅话语

宋人在进行词学批评时,较多地借用了佛禅话语,这在词体论、词人论、创作论、艺术技巧论诸方面皆有体现,其中著名的有向上一路、禅宗棒喝、野狐精、野狐涎、绮语、七宝楼台、句外取意、坐禅守律等。

补《全宋诗》81首——新补《全宋诗》之一

宋人调笑转踏词,含7个构成部分,其中"口号"、"诗"、"放队"(遣队)等,多为作者创作的诗歌,它们有的被《全宋诗》收录,有的未被收录。本文从《乐府雅词》、《永乐大典》以及宋人别集等文献中辑得晁补之、毛滂等人诗作共81首,作为对《全宋诗》的补遗。

关于张孝祥生平和创作几个问题的考辩

张孝祥在绍兴间的仕历,宛敏灏的研究基本无误;对张孝祥罢建康府的原因,知潭州权荆湖南路提点刑狱,生前进显谟阁学士致仕的考证,宛先生也是有证据的;张同之是张孝祥的亲生子;太平为其子,永通为其孙,也难以断然否定;《文集》附录的《信谱传》之作者、署时无误无伪;《文集》版本为经过抄补的宋版,其附录无误无伪;关于《念奴娇》等词的笺校,宛先生亦不误。

弱势外交下的宋代使金词

弱势外交下的宋代使金词,缺少宏大叙事,而多个人书写,主要抒发使者羁旅孤寂之感、佳节为客之愁、岁月流逝之叹、北方的荒寒之感,表达他们对故国繁华与文明的追忆,对访梅赏花的回忆与渴望,以及家山乡关之思。与居者的和作、送行词相比,使金词整体缺失慷慨意气。

《全宋诗》补59首

宋人乐语和致语中的附诗被称为“口号”,它是宋人诗歌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宋诗》作为一部宋代诗歌全集,收入了大量宋人乐语和致语中的口号,然亦有疏漏之处。本文从宋人别集中辑录了59首口号,作为对《全宋诗》的补遗。

多重张力下的母爱合奏——论嘉道时期大型征诗题诗集《断钗吟》

嘉庆、道光、咸丰朝近五百名诗人题咏、数量超过七百首的诗集《断钗吟》,是清代嘉道时期,汤贻汾为称颂其母苦节教子之美德而手绘《吟钗图》卷,广泛征诗,汇刻的题画诗总集。它以歌颂母爱、彰扬母德为核心内容,在诗才与节德的对立及弥合、故物存在时间的有限与情思的无限、共同主题的男女异咏诸方面,汇集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和意义,体现着巨大的诗歌张力,是多重张力构成的母爱合奏,净化了诗坛风气,丰富了诗歌主旨及表现力度。

元祐学术与元祐词坛

以苏轼为首的元祐词人多数是学者,或兼具学者的品格;元祐词坛“以诗为词”的共同特征、多元化风格并存的风貌,元祐词的写国事、时事,与元祐学术所具有的批判精神、融通精神、创造精神、现实精神息息相通;元祐词的议论化倾向、人文旨趣,同样得益于元祐学术的沾溉。元祐学术也给元祐学词坛带来了议论过度、爱“掉书袋”的弊端。

观剧、看戏:一个典型士大夫的非典型观剧活动

《孟宪彝日记》中记载了大量观剧看戏活动。孟宪彝不但有超常的观剧兴趣,还发表有专业的戏剧评论。他对戏剧博取泛爱,体现出兼容并包性,所观赏过的戏剧品种约有5种12类。随着工作和生活空间的转移,他的观剧活动场域也发生变化,呈现出城市与城市的不同、城市与乡村的不同;所观赏的戏剧表演,也有着剧种与表演质量的差异。日记所载戏剧观赏活动及其评价,体现出他多重的戏剧功能观,即作为政治活动、带有仪式性的观剧、作为社会交际的观剧、作为精英阶层身份象征的观剧。清末民初电影已经出现,但尚未对传统戏剧构成威胁,这是他始终保持观剧热情的原因。孟宪彝的观剧,很少与家人同观,更少个人性的欣赏。戏剧这个本是专业演员表演才伎的古老艺术,承载了很多本不属于它的附加物,已经异化为观赏者的"表演"道具;戏剧作为一门艺术所具有的观赏性和愉悦性,反而退居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