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希哲:人口不是个小问题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数量比2017年减少200万,为近10年来新低。这一趋势,将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挑战?面对“养老”和“养小”的压力,我们做好准备了吗?对此,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彭希哲带来他的看法。

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探究与治理选择

随着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传统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经济增长开拓了新视角。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口质量的提升可以部分抵消由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且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大趋势下,能够充分发挥各年龄段尤其是年长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源潜能,重构社会经济生产方式,最终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正处于能够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并具备将其兑现的现实条件。实现中国式第二次人口红利需要政策制定者基于正确认识人口红利相关理论、把握未来中国人口长期动态、秉持供给侧和需求侧双管齐下等人口治理策略,对社会和市场进行有效政策指引,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长期护理政策的国际经验与中国探索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家庭功能弱化,完善长期护理政策是未来社保体制和养老服务体系优化的重要一环。本文分类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长期护理政策的特征以及制度选择的可能成因,并基于我国目前长期护理政策发展情况以及我国目前大力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背景,提出未来完善长期护理保险的政策思考。本文认为,首先应当确立我国未来长期护理保险的底层逻辑和基础,明确政策目标、政策定位及运行模式,整体设计应与国家战略及未来趋势相协调;其次完善筹资、评估和待遇方案,推进制度衔接和资源优化配置,提升长护险运行效率;然后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平衡区域和人群受益水平,促进长护险制度公平发展;最后完善长护险配套资源建设,实现长期护理保险持续稳步发展的目标。

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最直接的人口学结果,而老年人定义的确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判断,并直接通过劳动力市场等制度或政策安排,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全球性人口发展趋势,巨大的老年人口数量、快速的老龄化进程与显著的地区和城乡差异是中国老龄化的最主要特征。应当动态调整老年人的定义和分类依据,避免过度解读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充分认识老年人口中所蕴含的人力资源,积极推进老年群体广泛的社会经济参与。

老年人的家庭禀赋对其居住安排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连续性理论解释了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迁机制,认为囿于家庭禀赋的老年人会调整自身的居住安排,但是这种居住安排的变迁受到老年人行为与观念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基于2014—2018年三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潜在类别模型和二元逻辑斯蒂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支持老年人依据家庭禀赋理性选择居住安排的观点,家庭禀赋减弱会显著促进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并且这一结论在改变家庭禀赋临界值后仍然稳健。同时,这种影响的城乡异质性不大,时期效应显示城市空巢化趋势明显,而农村出现一定反弹。研究还验证了行为与观念对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在异质性影响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紧密型和依赖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与子女同住概率较高;另一方面,在中介作用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独立型和工具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会通过调整家庭社会网络类型,改变居住安排。综上所述,研究认为政府应正视居住安排的空巢化变迁,重点关注观念等软指标对居住安排的影响。

户籍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户籍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命题表现为决策者的政策目标的优先序从工具性目标向权利和平等的价值性目标的转变。户籍改革的本质是决策者放弃以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及其相关的社会福利来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工具性目标,将流动人口的权利保障及其正义性纳入自身的社会总福利函数之中,并赋予其权利价值在政策目标序中的优先地位。改革的路径是以渐进式为基调的,以一种循序渐进的适应内外压力的形式出现的,并对原制度存在强烈的依赖性。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应当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之上的种种福利,使户籍管理功能回归本位。

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的逻辑分析

通过连续性理论解释了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的逻辑,即病理性老化人群虽然囿于个体禀赋限制缺乏外在连续性,但是居住安排选择仍然遵循内在连续性规律。这种规律在当前老年群体集中体现为家庭主义观念的延续,具体表现为个体禀赋和居住安排选择间的机制遵循代际支持减轻子女负担的原则。实证上使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分析身体健康状况、照料代际支持对居住安排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结论支持老年人依据个体禀赋进行理性选择的观点。老年人自理能力对选择子女家和养老机构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在使用工具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PSM)减少内生性以后,结论依然稳健。并且这种影响呈现显著异质性,自理能力较差的农村老年人更倾向于子女家和养老机构。第二,结论初步验证老年人居住安排选择遵循通过代际支持减轻子女负担的原则。子女代际支持过强是自理能力较差的老年人选择养老机构的重要因素,而老人代际支持过强是自理能力较好的老年人选择子女家的重要因素。综合上述结论,认为政府应将家庭作为养老政策单元,弘扬代际支持为核心的家庭主义观,这有利于社会养老非刚性需求群体重新回归家庭,有效缓解社会养老负担。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研究综述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推行十多年来 ,在实践上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在理论上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这些文献研究的焦点问题 ,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存在的问题、实践中的区域差异、今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等进行整理和总结 ,并分析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上海市空气污染造成人群健康经济损失的研究

文章通过对上海市空气污染季节性状况的描述 ,分析了各种污染物的污染程度和变化趋势 ,并利用对上海某市级医院的实地调查数据 ,对空气污染物与医院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日门诊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研讨 ,建立了多元分析模型 ,探讨了患者健康经济损失的计量方法 ,并对由空气污染造成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健康经济损失进行了估算。研究表明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NOX 日指数每增长 10 % ,被调查医院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日门诊人次增加 7 7人次 ,而这些疾病患者由于患病产生的年度健康经济损失为 2 11万元。据此作保守的推断估计 ,上海市一年内因NOX 超标而发生的呼吸系统疾病门诊行为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可以达到 4 2亿元。同样 ,SO2 和TSP造成门诊患者的健康经济损失分别为 1 5亿元和 0

家庭规模缩小对家庭经济保障能力的影响:苏南实例

本文通过实验设计方法 ,并利用苏南农村居民的数据资料 ,分析实证了在有收入积累的前提下 ,家庭规模缩小不仅不会弱化家庭保障能力 ,而且会强化家庭保障能力。不同规模家庭保障能力差别 ,随时间推移和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波动性。家庭保障能力会因家庭规模的大小、消费和积累模式的差异和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而不同 ,并可能发生相互转换。

上海市空气污染疾病经济损失的意愿支付研究

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引起世界范围内的高度重视。目前国际上对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评价通常采用意愿评价方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ology,CVM),而国内尚未见有相关研究文献的公开报道。本文应用该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上海市空气污染造成呼吸系统疾病损失进行探索性研宄,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空气污染疾病损失的意愿支付费用为51.66亿元,占GDP的1.2B％(1999年)。同时,对不同性别、年龄、医疗费用负担方式、病种、健康状况等的意愿支付情况进行分析,并应用多元回归方法对意愿支付费用进行多因素分析。

试论经济发展在中国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本世纪60年代起,生育革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如果说50年代以前普遍的低生育率只是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时至今日,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部分拉美国家外,生育率转变已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进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并已进入接近完成阶段。在转变过程中,对促成转变的主要决定因素的分析也就成为人口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出现了诸如人口转变理论、中间变量理论、代际财富流理论等众多学说和流派;然而,不论各种理论的出发点和注重面如何,经济发展在此间发挥的作用依然是一个最难达成共识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解放40年来的有关人口和经济指标,对生育率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一初步分析。

老年人口死亡概率时代变迁与老年定义的重新思考

通过对1982—2010年间我国老年人口年龄别死亡概率的考察显示,近30年来我国老年人口的死亡概率随时间推移而不断降低,表明我国老年群体的健康状况和年龄内涵正在发生改变。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老年人口的生活生产方式,也提供了更多的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能力与机会,从而使得后世代的老年人往往比前世代的老年人"更健康"、"更年轻",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对老年人的传统定义。此外,中国老年人口死亡概率的变化也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地区差异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说明对中国来讲,要完成死亡模式的根本转化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充分认识这些差异性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老年,将使得我们对老龄社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也将有助于我们重构未来常态化老龄社会的公共政策体系。

厘清非正规就业概念,推动非正规就业发展

本文通过对非正规就业的概念进行文献梳理和国际比较 ,分析了非正规就业的不同概念定义在中国的发展和运用 ,论证了由于概念的不确定性导致的政策导向和管理上的问题 ,提出了在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阶段应以就业优先为目标开展非正规就业研究 ,推进非正规就业的发展。

生育决定的风险最小化模型与农村计划生育环境的优化

充分利用利益导向机制,推动农村社区发展,以优化我国农村计划生育的工作环境,是我国人口学界和计划生育部门近年来努力探讨的一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本文谨根据我们多年研究和实践的心得,对这一问题在理论和认识上谈点看法;就教于学术界同仁并以此促进农村社区发展与计划生育一体化的进程.

积分权益制:兼顾户籍改革多重目标的普惠型制度选择

中国户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如何进一步推进户籍改革,使更多的流动人口受惠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指出户籍改革应具有多重目标,在梳理户籍改革路径和现有改革措施的基础上,提出积分权益制是可以兼顾户籍改革多重目标的普惠性制度选择,同时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福利和权利分配的新的制度载体,是适应户籍改革过渡期的最佳人口管理途径之一。

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本文将构建模型,说明在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老年人养老金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定量关系,进而指出,人口老龄化下养老保险体系可持续性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运用妇女发展指标推动妇女发展

随着妇女发展研究的深入和推动男女平基本国策的贯彻,妇女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呼之欲出。本文总结了国际上比较经常使用的妇女发展指标和指标体系,提出了在我国运用妇女发展指标作为推动妇女发展策略的设想,希望能对新的妇女发展指标或指标体系的建立有所借鉴。

孝伦理重构与老龄化的应对

老龄政策的制定和运行应该有明晰的价值理念和完整的伦理体系做支撑,在此基础上,相关老龄政策才能更好地发挥效能,基于这种认识,以孝伦理的动态演化为主要考察线索,讨论了目前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和传统孝伦理衰微的主要原因以及对老龄化应对的挑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以更全面视野审视老龄化、用不同方式营造有利于孝文化重构的文化氛围、在现代语境下为孝伦理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通过多种途径让孝伦理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等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