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遗音集》与清季民初的词史演进

清季民初士大夫词人在为世所遗的境遇中产生对“末世之悲”母题的集体认同,并吸收“意内言外”的理论资源而生成反复刻意言说与不可言说、不必言说两种相反相成的书写范式,完成常州词派阐释学与词体创作的实质对接,朱祖谋纂《沧海遗音集》集士人同道之作,是一时创作风会与集体范式形成的表征。但伴随近代新旧思潮的激烈碰撞,士大夫词人也面临末世之悲的母题消解及范式空洞化的危机。与此同时,词坛也活跃着更加多元的创作力量,进行个性化的书写实践。朱祖谋赞赏陈洵后期词作的直写心素,及陈曾寿词的即事会心,甚至部分弥合了与王国维的分歧,体现了他对个性化书写的观照和思考。集体性与个性起伏消长间的张力,推动了清季民初词史的承续发展。

20世纪前期词体与新体乐歌的离合关系

20世纪前期词学家虽然因尊体的立场而徘徊在文学革命的边缘,但也意识到词体的存续危机,龙榆生、叶恭绰等主动寻找词体与新文艺相融的机会,提出以词体为参鉴范式创作新体歌词的构想。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家也希望以词体为"文化要素",使本源于西方歌曲体裁的新体乐歌承接中国音乐文学传统。词学家与音乐家联合组织艺术社团,参鉴词体的特征创作了一批兼具声辞之美的新体乐歌,为新民族音乐的发展打开了一条路径,也增强了词体的时代性。但词体与新体乐歌植根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前者为传统士人阶层私享的古典文学体裁,后者则需发挥团结教育民众的社会功能。随着20世纪30年代大众文艺运动的高涨,词学家与音乐家的关系逐渐疏离。但从文体的角度言,词体与新体乐歌的联结有着充分的合理性,值得当代创作者再次审视。

晚清民国时期的清词总集编纂与清词史的建构

"词史"与词总集密切相关,但其学术意义至近代方逐步为治词者发掘。晚清民国时期,传统词人群体藉由编纂总集的方式对尚留余音的清词史进行回顾总结,或沿袭传统词学存词存人的理路;但也有精选之本通过点次名家勾稽清词史的发展线索,接轨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考察清词总集对"词史"不同维度的呈现,正可见出传统词学向现代学科转型的轨迹。较之新派学者编辑词选以推衍清词及词体的"末路史",传统学人对清词流派、分期及词体变革的探索更能体现"历史家之态度",为今日清词研究之滥觞。

其实就一读书人——彭玉平教授学术访谈录

问：彭教授您好1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您的专著《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可以说是近年来王国维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学者评价说外界只看到您成果的丰硕，但很少了解您十多年来潜心研究而厚积薄发的历程。

在历史与艺术之间——胡适与王国维词学离合考论

胡适与王国维词学之合主要基于在历史维度中的一致性。两人考证“词的起原”虽分持中唐说与盛唐说,但都以之为进入词学批评的前提。赵万里延王国维辑唐五代词之例辑宋金元词,胡适表彰其注出处、存异文的实证方法,也可证与王国维的契合。但胡适与王国维治词存在根本分歧:胡适在历史维度动观词境从浅显局促到充实广阔再到衰落的过程,提炼文学嬗变规律;王国维臻于艺术维度,专注静观词境,揭出词人观我观物的深微,及对精神生命乃至宇宙人生问题独特深彻的感受。动观的批评范式在近代成为主流,但静观的批评范式能唤起对文学史生命感的省思,指向古代文学研究的终极意义。

20世纪前期传人型词选的编纂及其词学史意义

20世纪前期的词坛继承了起源于南宋的传人型词选的编纂传统,并将之作为总结词史"光荣结局"的主要方式之一。词学家发挥传人型词选因词以存人的文本功能,收录大量词家,同时也通过聚合词人词作的方式记录清代以来词体中兴的气象。综合性的断代词选凸显了清词的整体成就;续补型词选印证了近代词坛以词证史的创作风气;乡邦词选反映了从处于词坛中心的吴中、浙西,到词坛边缘之云南、福建等地区各具特色的词学发展轨迹;女性词选体现了清代以来女性词人创作愈趋繁荣的趋势。这一时期传人型词选的编纂者也吸收文学史研究的现代学术方法,将传人型词选的编纂理路与词史之研究批评相结合,以选辑词人词作的方式进行词学批评史实践,勾勒词史发展脉络。传人型词选的编纂成果不仅有助于近现代词史研究,也体现了词学从传统到现代的因革。

中体西用与通贯治学:王国维研究的立场与方法——《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评介

彭玉平教授的著作《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于2015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讨论的重心落在“词学”和“学缘”上,就“词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来说,包括对《人间词话》不同版本形态的勾索及重要理论范畴的研究,《人间词》中“人间”的意涵,《履霜词》《苕华词》的编纂及背后隐在的政治意味,《词录》的文献学意义等.

陈廷焯《骚坛精选录》及其诗学思想

陈廷焯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纂辑《骚坛精选录》,正以维护诗教正统为宗旨。他评选诗人诗作,重在凸显"风人之旨"在文学史上的存续,同时也借此阐发自身的诗学主张。他认为忠厚的品格是诗歌之基石;主张通过"比兴"手法表达出深厚的寄托,从而臻于沉郁的意境,且反对过多的形式雕琢,崇尚古质之作。不过,陈廷焯更希望能与古而化,杜甫即其所标举既守中持正,又熔炼古今的典范。陈廷焯所秉持的诗教观也影响了其词学思想的形成,他编辑词选本,亦力求接续风雅传统。对《骚坛精选录》的考察,可使学界对陈廷焯诗学及词学思想的认识进一步深入。

选本编纂与清词史图景的当代建构

当代清词选本的编纂者突破清代、民国选家的选辑批评视野,进行全景式、纵深式的词史图景建构:扩充词人坐标系,选录众多主流词派之外的作者,更从词坛创作与政治社会更迁之关系等角度观照清词流变,展现更为多元、复杂且充满张力的清词图景;同时推动对清词图景的纵深认知,展现清词创作中的“复合性审美征候”,突出清词创作中的非主流审美范式,更打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批评史成见,进行唐宋至清词史图景的纵向比较,彰显清词独立于唐宋词的美学特质,是为推动清词经典化的重要实践。

李冰若《栩庄漫记》初探

李冰若在其汇笺的《花间集评注》中,以《栩庄漫记》的形式表述已见,尊重晚唐五代的历史语境,于反拨‘比兴’之说的同时,细绎士人复杂心绪,重视性情气格,并借用绘画概念‘设色’解词,凸显艳词‘清韵’;进而依据情致高下划分《花间集》的词风流别,追溯后世文人词自写性情的发端。《评注》自出版之后,部分观点虽屡被学者借鉴,但对《漫记》本身的研究尚显薄弱,重审这部‘花间词话’,意在挖掘、梳理其学术价值,同时也助益于当代的《花间集》研究。

论近代词学史上的“声调之学”

20世纪前期,龙榆生、夏承焘等在新文学家、音乐家驳词律论的刺激下,通过建构"声调之学"来阐扬词体声情吻合的美学原理,与词体解放主张形成对峙之势。其基本方法是,通过旁鉴宫调声情、考究文献记载、梳理唐宋同调词作等途径推测词调的音乐情感;对各词调句度长短、字声平仄抑扬、韵部选用、韵位疏密等进行分析,考察词调声律与词调音乐情感的谐协关系。声调之学的建构弥合了仅考订文字律的词律之学与音乐学的隔阂,完成了对古典词学研究理路的革新。而在20世纪新旧文体并存、竞争的格局中,声调之学也重塑了词坛内外对词体倚声之本色的认识,凸显了词体独特的音乐性及美学价值。

20世纪前期词体与新体乐歌的离合关系

20世纪前期词学家虽然因尊体的立场而徘徊在文学革命的边缘,但也意识到词体的存续危机,龙榆生、叶恭绰等主动寻找词体与新文艺相融的机会,提出以词体为参鉴范式创作新体歌词的构想。萧友梅、黄自等音乐家也希望以词体为“文化要素”,使本源于西方歌曲体裁的新体乐歌承接中国音乐文学传统。词学家与音乐家联合组织艺术社团,参鉴词体的特征创作了一批兼具声辞之美的新体乐歌,为新民族音乐的发展打开了一条路径,也增强了词体的时代性。但词体与新体乐歌植根于不同的文化环境,前者为传统士人阶层私享的古典文学体裁,后者则需发挥团结教育民众的社会功能。

民国时期明清词集丛编的编纂特色及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词学家上承晚清以来校刊唐宋词集的风气,编纂《明词汇刊》、《清名家词》等明清词集丛编,体现了强烈的文献保存意识。在编纂过程中,编纂者充分考量定本与全本的文献学意义,利用版本互勘的方法度词目差互,辑录全本,在词人有自定本传世的情况下,则倾向收录自定本。再者,针对明清时期词曲界限混淆、幛词盛行、以诗为词等现象,编纂者甄辨删汰异体、变体之作,维护了词体的纯粹性与独立性。在汇存文献的基础上,编纂者还以词集叙录、词集提要、论词词等形式评析明清词人创作,梳理明清词史脉络,对当代明清词史研究起到了先导性的作用。

《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

该书讨论的重心落在“词学”和“学缘”上。《人间词话》融贯中西美学思想,王国维“词学”素来被学界置于东西方交汇的宏大背景中,显然必先对交汇的学术背景有整体的了解,才能避免得出管中窥豹的结论。由该书第一、二编的章节排布来看,著者首先对王国维的哲学、美学思想,文学观念做系统的分析,涵括其纯文学理念、兼取自孔子与席勒的美育思想,以忧患为底色的人生观等,在此基础上方切入对词学本体的研究。第三编梳理20世纪王国维词学的接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