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驾驶与自动驾驶注意义务之比较

随着自动驾驶车辆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区分辅助驾驶车辆与自动驾驶车辆的法律责任,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从我国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度等来看,对自动驾驶车辆发生事故的民事责任等有所规定,但如何规制其刑事责任的确定尚处于空白状态。确定自动驾驶车辆事故的法律责任,不可能无视刑事责任,关键在于如何认定事故中的注意义务。注意义务是影响车辆事故之法律责任的重要因素,在过失犯罪认定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辅助驾驶车辆与自动驾驶车辆在注意义务的根据、特征、内容以及主体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区别。与辅助驾驶等传统车辆驾驶相比,自动驾驶车辆的注意义务更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同时还会面临来自道德与伦理方面的拷问。

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归责与归因

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归责与归因,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助力驾驶自动化技术开发与运用的重要保障。对自动驾驶汽车犯罪进行刑事归责的理论依据,主要有风险分配理论、共享理论和道德理性论。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刑事责任可分为工具责任、辅助驾驶责任和代理责任,其归责模式主要包括严格责任模式和过失责任模式。自动驾驶汽车犯罪的特殊主体包括制造商、用户、车主、智能网络及大数据信息提供者以及辅助驾驶人等,不同责任主体的注意义务的内容和来源有所不同,因而对其归责亦有所不同。

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关键问题

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既包括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也包括犯其他罪时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故意伤害行为。“特别残忍手段”是指常规手段之外的,能够额外增加被害人精神或身体上的痛苦,明显违背人伦道德与善良风俗使社会一般公众难以忍受的伤害行为。作为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条件之一,“情节恶劣”在性质上属于立法拟制的客观处罚条件,可以是事中情节,也可以是事前或事后的情节,但不包括过往违反学校纪律或法律法规的偏差行为或造成的社会影响等。根据责任事由或者综合评价各类量刑情节,可以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适用较轻的法定刑幅度。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的量刑,应当着重分析各低龄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以及所起的作用,结合各自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做到区别对待以实现量刑个别化。

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反思与重构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本质上讲是国家纠正、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体系之一,其落脚点是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是“最有利于未成年人”这一原则的重要实践面向。目前,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概念过于狭隘,不利于帮助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和重新融入社会。关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应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基础上,扩充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内涵,将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与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纳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并寻求“基于证据”的矫正有效性。

强奸致被害人怀孕在性质上属于“情节恶劣”

法答网问题:司法实践中,对强奸致被害人怀孕及怀孕后流产、引产、生育的,能否加重处罚?如加重处罚,属于《刑法》第236条第3款第1项规定的“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还是第5项规定的“造成幼女伤害”,或是第6项规定的“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罪量认定的基本根据、面临问题与化解路径——以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为视角

司法机关在进行刑事立案确定罪量时,需要综合考虑影响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做到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并重而不能失之偏颇。罪量认定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行为事实是认定罪量的基础,对行为事实进行价值判断是认定罪量的保障。罪量认定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形式上将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分别而论,导致罪量认定发生标准上的偏颇;罪量认定存在以单一或纯粹事实为根据的现象,没有揭示犯罪的本质特征;将定罪的价值判断与量刑的价值判断相混淆;不能及时适应情势变迁需要调整立案追诉标准,难以充分体现处罚必要性。化解罪量认定中的问题需要做到:罪量认定必须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不能厚此薄彼或者此消彼长;罪量认定坚持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区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及时调整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确保刑事立案的公平、公正;健全和完善刑事立案监督机制。

我国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现状、问题与完善路径

犯罪记录查询是为了解、掌握犯罪状况和实现犯罪治理现代化,经有权限的主体申请,由特定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对曾犯过罪的人既往的犯罪情况进行核查、询证的活动。犯罪记录查询制度是犯罪记录查询的规则或运作模式,建立犯罪记录查询制度既有利于实现犯罪治理现代化,又有利于犯罪人再社会化。我国有关犯罪记录查询的规定存在抽象化、管理分散化、规范性不足等问题。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完善需要建立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全国统一的犯罪记录查询数据库,明确犯罪记录数据的采录范围与传输方式,还需要对犯罪记录的查询主体、查询程序及相关配套措施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使犯罪记录查询制度具体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

刺五加间套种甜糯玉米

刺五加(Acanthopanax senticosus)为五加科,五加属落叶灌木,别名五加参、刺拐棒等[1]。刺五加口味独特,性温、味辛、微苦,有调节血压、益气健脾、补肾安神、扶正固本功效[2]。光害易引起刺五加叶片产生日灼病,适当遮光处理叶片生长较好且生活期延长[3]。

新会计准则下海天味业关联交易对商誉的影响

随着2006年新会计准则出台及2018年会计准则修订版公布,财政部在企业会计准则中对商誉的用法有更加规范的说明。关联交易一直以来备受瞩目,其所交易的事项信息披露是否及时,对企业未来发展有一定程度影响。本文通过讨论海天味业近三年关联交易的发生对商誉的影响,提出关联交易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以此分析企业商誉的价值,为商誉进一步拓展提供可能方向,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可行性建议。

血清25羟基维生素D水平与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急性冠脉综合症(ACS)患者血清25-羟基维生素D(25OHD)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及炎性反应因子的相关性。方法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78例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急性心肌梗死(AMI)组和不稳定性心绞痛组(UA)]及94名健康体检者(对照组)血清25-羟基维生素D水平。比较25OHD<25nmol/L与≥25nmol/L组患者性别、年龄、合并症及疾病严重程度的差异。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急性冠脉综合症患者血清基质金属蛋白-9水平,并分析其与25OHD的相关性。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相关性比较采用Pearson分析。结果与对照组血清25OHD水平[(35.3±23.1)nmol/L]相比,ACS患者血清25OHD[(21.2±10.7)nmol/L]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AMI组25OHD水平<25nmol/L者占86.8%,高于U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维生素D缺乏多见于合并高血压病、糖尿病的ACS患者。25OHD与基质金属蛋白-9有相关性(r=―0.768,P=0.000)。结论 25羟基维生素D水平与心血管风险存在相关性,可能在急性冠脉综合症的发病中起一定作用。

自动驾驶车辆犯罪的注意义务

在自动驾驶车辆情形中,对于制造商、程序员等不跟车的实体和个人而言,其注意义务具有间接性;跟随车辆的辅助操作者,其注意义务则具有不完全性。自动驾驶车辆犯罪要件中的注意义务根据包括三类:一般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有关自动驾驶车辆的特别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责任主体的承诺与规范。自动驾驶车辆无法预测、无法解释的危险可以阻却注意义务。自动驾驶车辆采取了特定的预警防范措施等,即使在特定情形下造成事故,也符合危险分配的法理,阻却注意义务。在高冲突环境等特定场景中,应当限制信赖原则适用。自动驾驶车辆通常涉及多个主体,注意义务的竞合较为普遍。

抗磷脂抗体与急性冠脉综合征相关性研究

目的:初步探讨抗磷脂抗体与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的相关性。方法: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55例ACS患者、23例稳定型心绞痛及陈旧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和24例门诊体检人员血清中抗心磷脂抗体IgG,IgM亚型和抗β2糖蛋白ⅠIgAGM,IgA,IgG,IgM亚型抗体的水平。结果:ACS组中抗磷脂抗体阳性率为54.3%,其中抗心磷脂抗体阳性率为17.5%,抗β2糖蛋白I抗体阳性率为36.8%。ACS组中抗心磷脂抗体IgG亚型、抗β2糖蛋白ⅠIgAGM亚型及IgM亚型抗体的阳性率和滴度明显升高,尤其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这3种抗体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另外,抗β2GPI抗体阳性的冠心病患者血脂水平(尤其是血清总甘油三酯)高于抗磷脂抗体阴性的冠心病患者血脂水平。结论:ACS的发病可能与抗磷脂抗体有关,尤以急性心肌梗死相关性明显,抗磷脂抗体可能参与ACS血管病变的发病过程。

量刑的价值判断与公正量刑的途径

量刑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量刑的事实判断以犯罪的主客观事实为基础,量刑的价值判断体现国家和社会惩罚与预防犯罪的特殊需要。《刑法》第61条规定的是量刑的事实根据与法律根据,在价值判断上有所缺漏。量刑的价值判断与规范判断并不相同。影响量刑的非规范性价值评价因素主要包括:情势变迁、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以及犯罪人的家庭、生活状况等。公正量刑的途径在于:坚持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结合;适时调整量刑的依据和标准;赋予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权;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程序机制。

强化降脂治疗的安全性

本文回顾了近几年关于他汀类药物强化降脂治疗的文献,比较强化降脂的含义,评价既往临床研究中的安全性证据以及近年来引起热议的关于强化降脂治疗所带来的新的安全性问题。总结了一系列强化降脂治疗所带来的益处和问题,以便更好地了解强化降脂治疗,提高其临床应用的安全性。

无限防卫权的适用——以对“暴力”的教义学解读为切入

我国《刑法》第20条第3款是对该条第1款、第2款的进一步提示性阐明。认定"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关键是看暴力程度。暴力是直接针对人身实施的有形力量的打击,暴力犯罪后的逃跑行为不属于暴力。"暴力可能造成的结果"的基本认定标准,应为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下一层级的一般损害结果。对于暴力可能造成的损害结果,原则上应当站在一般人的立场考量,特殊情形下站在防卫人的立场判断。评价暴力时应当考虑暴力侵犯的法益和暴力实施的紧迫情形等特殊情境。"行凶"有其立法必要性,是指故意重伤行为,与是否使用凶器、器械等无关。实施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犯罪需要审查暴力程度。

基于效能的舰炮武器系统RMS指标设计方法研究

舰炮系统的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RMS)指标对效能的影响深远,研究其指标的设计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了RMS各指标之间的权衡方法,结合系统工程方法探讨了系统RMS指标设计的一般过程。

论正当防卫限度的重大损害标准

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限度的标准修改后,理论与司法实践对之理解并没有脱离原有理论窠臼。防卫过当的本质是防卫权过度滥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是互为一体的。认定防卫过当的形式根据是"造成重大损害"。判断造成重大损害的实质根据有三:一是犯罪成立所要求的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二是防卫行为入罪所必须具备的特别的社会危害性;三是刑事政策对社会危害性的要求。"重大损害"的一般标准是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损害结果的上一层级中较重的结果。在紧迫情形下,"重大损害"的认定可有所不同。

利用他人遗忘在ATM机上运作的储蓄卡取款的行为之定性

利用他人遗忘在ATM机上运作的储蓄卡取款,是指行为人利用他人插入ATM机中并且已经输入密码的储蓄卡处于运作状态的有利时机,从ATM机直接取走他人卡上现金,据为己有的行为。利用他人遗忘在ATM机上运作的储蓄卡取款的行为,既不是单纯的民事违法行为,也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盗窃罪,而是一种侵占他人遗忘物的行为,符合侵占罪的构成特征,应当认定为侵占罪。

嫖宿幼女罪之罪刑辨析

嫖宿幼女罪,是指以支付报酬为代价,不违背幼女意志,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嫖宿幼女罪是妨碍社会风尚的犯罪,是拟制的法定犯。嫖宿幼女罪之弊端:抛弃了对幼女身心健康的重点保护原则,赋予了幼女的性意思能力与意志能力,为对幼女的性犯罪提供了减免罪责的借口,致使猥亵幼女的犯罪形同虚设,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难以界定。刑罚适度化与轻刑化是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完善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