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葛维汉因“江口考古事件”写给汉口美国领事馆的两封信

2017年彭山区江口镇因打捞张献忠沉银的考古事件在海内外媒体上颇引人瞩目。不过,不太为人所知的是1930年代初期,这里曾经发生过葛维汉、陶然士发掘汉墓在当地引起纠纷一事,这一事件在当时的成都报界、政界与学界曾经闹得沸沸扬扬。葛维汉是西方的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研究近代西南的宗教文化、羌苗习俗、西蜀考古、华西博物典藏等,都离不开葛维汉的人类学学术影响。葛维汉长达35年左右在华西的传道与人类学实践,也与民国早期的教育更新、学科创立、科学与实地研究的范式提倡相连,更与时代社会与政治背景攸关。葛维汉的"江口考古事件"不仅折射出变革中的中国地方社会在西方人眼中的诸种"失序",也反映出特定时段民族主义与"文物"观念交织之下地方"文化意识"雏形的悄然兴起。葛维汉曾经就"江口考古事件"向当时的汉口美国领事馆写过两封信。这两封信目前以英文打印件的形式保存于美国华盛顿州惠特曼学院图书馆葛维汉档案中。译者2008年应该院人类学主任孟辙里(Charles F.Mc Khann)教授的邀请,前去惠特曼学院讲座,在图书馆特藏部查阅葛维汉档案时发现。该信件的翻译也是受葛维汉家族后人委托,作为葛维汉自传翻译的一部分。在此,译者对孟辙理教授、惠特曼学院图书馆和葛维汉先生后人所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深表感谢。

人类学对危险与灾难的研究

人类学新近的研究将灾难界定为一个涉及自然或技术环境的、有潜在损害力因子与某一社会和技术生产形成的脆弱条件下的人口复合而成的过程和事件。从这一基本的理解中形成了三个广泛的命题:(1)行为与机构应对范式;(2)社会变迁范式;(3)政治-经济/环境范式。文章聚焦于灾难的脆弱性的历史结构范畴,尤其是就发展中国家的情景,讨论了应用人类学对灾难管理的贡献以及灾难风险的观念与评估研究,还探讨了危害与灾难研究对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潜在意义,侧重点在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和社会变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