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七种思维”推动核工业“整体·协同”发展

核工业作为高科技战略产业,是国家安全重要基石,核工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协同、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新时代新征程,以“七种思维”推动各方面进一步有效协同形成统一整体,强化“整体·协同”,是我国核工业面向未来落实国家重大战略、推动核工业强国建设的时代需要。

刑法原则位阶关系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的实施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产生的困惑,并进而引起的学术争议之一,就是造成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冲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视野表明,罪刑法定原则是实现刑事法治的基础性前提。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实质是追求罪刑法定之下的刑罚正义。与此相应,应当明确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之间存在的位阶差距,罪刑相适应的实现应以罪刑法定为限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突破极大制约了法治理念的形成。因此,应该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地位,这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延伸。

终身监禁适用正当性及其完善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引入的终身监禁制度,被认为是我国通过替代措施实现限制、废止死刑的试验性立法。作为不可减刑、假释的刑罚执行措施,终身监禁代表了死刑改革与民意变革的妥协,是替代死刑过程中最能满足刑罚的报应价值,实现预防犯罪目的的刑罚手段。因此,终身监禁具备刑罚正当性基础。在终身监禁未来适用与扩张的过程中,应当在影响司法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引导社会死刑民意的变革。终身监禁立法应当保持科学、理性,充分吸取社会治理中刑罚手段能力有限的域外教训,审慎扩大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更好的发挥终身监禁限制、替代死刑的效果。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的若干问题及其纾解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党在新时代着眼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而提出的重要命题。目前我国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实际研究和立规实践中仍然存在过度依赖西方法学理论界定党内法规概念,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认识错位,以及立规实践中党内法规法属性、体系性不足的问题。为此,必须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党内法规既要在形式上与国家法律近似,又应在实践中保持自身原有的优势。同时,坚持和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建设党内法规体系,制定统一的民主集中制条例。

儒学法律化与法律儒家化辨异

法律儒家化作为瞿同祖先生考察中国古代法律的结论性命题,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这一命题对儒法合流的展现是不清晰的。透过儒家与法家所处的不同视角的观察,可以发现以荀子对儒学理论"礼法并用"、"以礼统法"的改造为基础,晚出儒家开始占据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并通过儒学法律化实现了由理论向制度的转变。而在"纯本于法家精神"的法律体系被儒家化的过程中,法家逐渐被儒家吸收同化,独立意义上的法家学派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从“一元”到“二元”——儒家治世模式的理论转变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儒家学说的发展表现为前后两种不同的形态。经由孔子"纳仁入礼"对周礼的损益以及孟子"居仁由义"基础上的发展,早期儒家在伦理精神与政治实践两个层面塑造了体系完备的理想化标准。从孔孟的理论架构来看,早期儒家的礼治理论本质上排斥了"刑"、"法"的适用,并进而体现为孔孟对待"刑"、"法"手段时的反复与矛盾。通过对早期儒学的改造,荀子在理论上融合了"法"的存在,避免了孔孟的"一元"主张面对"法"时所面临的理论尴尬。通过"礼法并用"到"以礼统法"的递进,荀子最终构建起儒法合体的二元化治理体系,从而实现了儒家治世模式的内在转变。

我国涉核企业核安全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与优化路径——以中国核工业集团为例

安全是核工业的生命线,核安全文化是涉核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之一,持续推动核安全文化建设是我国涉核企业提升核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的有力举措。分析涉核企业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梳理核安全文化发展历程,归纳总结中核集团核安全文化建设历程和实践做法,对于准确把握核安全文化建设的成效与现状,提出涉核企业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的积极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域外法律概念的中国化——以无期徒刑为视角

准确界定法律概念是一切制度更深入研究的起点,这不仅需要借助逻辑的推演,更可以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借助翻译学、语言学的知识,在语境转化中实现对法律概念的理解。可以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与此配套的现代法律制度本质上都属于外生的力量。终身自由刑法律概念在移植的过程中,首先被清末法学家翻译为"无期徒刑",这一过程受到域外法律理念影响的同时,也存在与本土价值观相结合的"中国故事",而这恰恰是建构中国话语的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当前,在区分原生与移植的基础上,对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终身监禁与无期徒刑的法律概念也能作出更为清晰的界定,终身监禁应当属于无期徒刑的执行方式。

马克思主义对私有财产概念的解构及其现实意义--以“重建个人所有制”中的三组关系为视角

消灭私有制是共产主义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在实践中,消灭私有制总是片面地与消灭私有财产联系起来,这对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产生了误导。在“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中,马克思从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对未来社会进行了构想。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是理解消灭私有制的基础,而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则是理解扬弃私有财产的关键。因此,消灭私有制不等于消灭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已被消除剥削及阶级对立的属性,转化为按劳分配乃至按需分配后的个人消费资料,而准确理解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关系也将为现阶段推动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