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新林:让潜逃贪官无处藏身

携手打击跨国（境）腐败，加强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不仅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诉求。

义乌的彭新林路奔跑着找自己

经历 2003年，彭新林从江西农业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到江苏昆山一家台资企业打工，一干就是五年，这期间，彭新林成为了厂里有名的模具设计师，一个月拿着四五千元薪水，家里人挺为他高兴的。后来彭新林和厂里的一个女同事相爱了，女孩是江苏人，但是女孩家里人百般阻挠俩人在一起，原因只有一个，彭新林家里太穷了!彭新林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上女友老家提亲时带去的礼物，都被其家人毫不留情面地扔出了屋外……2008年下半年彭新林辞职了，同在一个厂的大学同学周太斌也辞职了，哥俩找到了一个北京的“沼气罐”项目，花了6800元的技术转让费后，两个还显青涩的小伙子回到了宜春乡下老家，租了一间民房，搞起了沼气罐、汽化炉的生产，但是，最终二人还是失败了，上了这个不成熟技术的当，他们用四个月赔光了打工攒下的所有积蓄。彭新林无颜面对心上人，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彭新林的心灵世界彻底坍塌了。2009年2月14日，情人节，彭新林和周太斌来到了义乌。连铺盖卷、电磁炉都是从家里带来的，因为两个人身上一共只有2000元钱。

共沉淀法合成铈锆复合氧化物及表征

以共沉淀法制备了Ce0.8Zr0.2O2复合氧化物。样品经BET法比表面积测定,XRD,SEM和粒度分布等表征,结果显示500℃时(Ce Zr)O2即形成单一立方相固溶体,SBET可达到135m2·g-1,D50为7.17μm,经900℃老化6h后,仍保持相结构不变,SBET还大于40m2·g-1,显示了较高的热稳定性。

氨皂化的P507微乳液导电行为及FT-IR光谱研究

利用电导法研究了氨皂化的P507形成的微乳液体系,Ea-VH2O%关系曲线表明,溶水率VH2O%为29%时微乳体系最稳定。利用FT-IR光谱研究了P507皂化时的分子结构变化、微乳液中水的存在形式及微乳液的相变化。增溶水过程发现,P507阴阳离子先发生水化,之后形成微液滴的内相,W/O型微乳液内相增溶水阶段出现渗透现象,再加入水使得分散相联通形成双连续相微乳液,最后发生相变,形成O/W型乳浊液。

试论我国确立前科消灭制度

我国确立前科消灭制度具有必要性,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走向现代化和回应司法实践呼唤的需要。与此同时,因前科消灭的意旨与我国传统文化观念存在相容性,以及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确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条件已趋成熟,使得我国刑事立法中确立前科消灭制度也具有了现实可行性。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会面临规范冲突、制度配合和观念改变等三个方面的主要难题,可以从法律规范的调适、人道和宽容文化理念的培育、相关制度的配合以发挥整体联动的合力等方面寻求解决对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动因、要义与方略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对我国反腐败领导体制机制的深层次、开创性变革,有助于破解长期存在的反腐败实践难题。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有着深刻的现实动因,是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客观要求,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重大举措,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现实需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四个"牢牢把握",即要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个根本目标、"政治机关"这个本质属性、"监察法治化"这个核心要求和"监察全覆盖"这个关键任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方略,可以概括为五个"有机统一",即推进改革试点与运用改革成果的有机统一、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机统一、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有机统一、改革创新与尊重规律的有机统一、解决突出问题与长远制度建设的有机统一。

论前科消灭制度的正当性根据

前科消灭制度的存置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与正当性根据。从人性的维度来考量,前科消灭制度是人性的可变性与发展性以及具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必然要求;用哲理的眼光来审视,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都为前科消灭制度的存置奠定了理论上的支撑;从法理的立场来观照,前科消灭制度乃是公正性与功利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刑理的视角来省察,报应与预防亦为前科消灭制度的存置提供了证成的理由。

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长效机制构建的动因与路径

构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长效机制,是破解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难题挑战的现实需要,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追逃追赃的必然要求,降低合作成本、提升追逃追赃实效的根本保证,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有力支撑。应从制度体系完善、综合能力提升和专业队伍打造三个方面入手,加快形成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长效机制,从而为我国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要重点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以及反洗钱、引渡立法,实现劝返宽大处理制度化和精准化,着力提高国际条约适用、境外执法合作、大数据分析、综合运用多种方式追逃追赃等能力,组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专门队伍,大力培养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专业化人才。

论前科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前科对量刑(死刑适用)的影响,无论是趋重调节还是趋轻调节,既要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也要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谴责性理论""危害性理论"和"同情克减理论"共同为前科影响量刑(死刑适用)提供完整诠释框架。前科在域外死刑裁量实践中发挥着独特且重要的作用,我国实践中的惯性思维是将前科作为强化死刑适用的依据,而其限制、弱化死刑适用的积极功效却未被发掘。"无前科"属于前科情节的范畴,应高度重视其限制死刑适用的价值。在有前科的情况下,需综合衡量当下犯罪以及前科的实际情况,进行双重规范判断,根据是同种前科还是异种前科、故意前科还是过失前科、重罪前科还轻罪前科、前科是否经过一定期限、前科是否消灭等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略论刑法中的复权制度

复权制度是一种专属于资格刑的刑罚消灭制度。其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化形态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由于在关注受刑人更生保障以及再社会化等方面所起的卓越作用,先后为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所确认。该制度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我国刑法应当引入复权制度,以充分发挥资格刑在刑事政策上的功效并完善相关的刑事立法。

改革开放30年刑罚消灭制度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刑法学界对刑罚消灭制度进行了有益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刑罚消灭制度的基础性问题、时效制度、赦免制度、复权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等方面。以1997年刑法典颁布为界,刑罚消灭制度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总体而言,当前对刑罚消灭制度的研究在整体研究水准上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但仍有进一步深化拓展的空间。在研究方法上,应当进一步重视和深化比较研究。在研究重点上,对于赦免制度、复权制度,尤其是刑罚消灭制度的特征、理论根据等诸多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中国特色腐败犯罪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构建要论

腐败犯罪污点证人作证豁免,是国家为了追诉某些严重腐败犯罪而对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的妥协和限制,并非污点证人的权利。确立腐败犯罪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是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义务、贯彻严厉惩治腐败犯罪刑事政策、缓解腐败犯罪取证难困境和提高腐败犯罪诉讼效率的需要,且其不违反刑法基本原则,具有道德相容性,与司法腐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具有现实可行性。构建中国特色腐败犯罪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可从作证豁免的类型、对象、条件、程序、保障措施等方面入手。

危险物品肇事罪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危险物品肇事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单位和对危险物品的作业活动进行指挥、管理的人员以及对保障上述活动安全的劳动安全设施负责维护、管理的人员均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刑法中的危险物品是指由于其化学、物理或者毒性特性,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的过程中能够危及人身安全或财产安全的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的物品。"生产、存储、运输、使用"危险物品的活动不要求必须是合法进行的,同时也不限于必须在业务活动中实施;本罪中的"生产、储存、运输、使用"活动包括对军用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运输、使用"。

腐败犯罪国际追逃问题要论

腐败分子外逃出境已成为我国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一大障碍。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工作,是新形势下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多种方式并存、相互补充、重点突出的反腐败国际追逃体系。当前,我国腐败犯罪国际追逃工作仍存在一些难点和问题,应加快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规定的衔接,实行国际追逃与国际追赃双管齐下,加强主管机关国际追逃的技术力量,探索组建一支国际追逃的专门队伍,并深化司法改革。

完善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思考

完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对证人进行有效保护,既是消除证人作证顾虑、救济其合法权利的现实需要,也是保障被告人质证权、彰显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法律程序社会价值的体现。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进行了增补修改,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原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不足,但仍然存在一些缺憾。应进一步完善刑事证人保护立法,明确刑事证人保护的具体机构,健全刑事证人社会救助体系,确立刑事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论伪造、盗窃、买卖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

《刑法修正案(七)》第12条第2款对《刑法》原第375条第2款作了重要修改,增补规定了"伪造、盗窃、买卖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在该罪的司法适用过程中,应注意把握该罪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及该罪与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等相关犯罪的界限。这一修改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中存在的立法缺憾也是不可否认的。

中国前科消灭制度构建论纲

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其设立到发挥效力,必须有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以及配套的制度保障。在立法建构方面,进行具体的制度化设计;在司法保障方面,应当改革刑事诉讼文书格式,法院对于消科者提起的名誉权和平等权侵权之诉应予受理;在行政支持方面,应对户籍制度之前科记载的附加功能进行剥离,并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积极落实作好前科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在文化支撑方面,主要是要张扬权利文化观念、淡化报应文化观念和培养人道文化观念;在社会合力方面,一是要消除社会的歧视心理,二是对社会舆论要进行正确导向,三是对出狱人人对具体如何构建我国前科消灭制度进行探讨。如果对确立前科消灭制度的研究仅限于方向性的呼吁和探讨上,而未就其在我国具体如何构建展开研究,那么其意义将十分有限。有鉴于此,笔者拟从立法建构、司法保障、行政支持、文化支撑和社会合力等五个方面对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问题提出纲要式的构想与论述,以期促进我国刑事法学界对此一重要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对出狱人保护事业给予扶持。

关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两个问题

应当承认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作为倾向犯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该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具体应该表述为“妇女的性自由权利与健康的性习俗”。

“洞穴奇案”的法理思考

"洞穴奇案"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法律虚构案,14位大法官关于该案的不同判决意见基本上反映了20世纪主要的法哲学思潮,展现了法哲学理论、法律思想之间的交锋对话,让人深刻感受到,司法适用并非是简单的是非判断,更重要的是思辨的哲学。法官应弃绝那种认为每一次裁决皆"正义"及问题已妥善解决的盲目自信,而应始终抱持慎始敬终、谨小慎微的态度,努力在裁决中去无限趋近实质正义,让裁决的公正性、合法性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及其解决是盘恒今古的难题,为自保而杀人、食人的行为难以容忍,很难有道义上的正当性。生命是不可量化比较的存在,"一命换多命"是划算交易的观点实际上是把人作为工具而不是目的,为保全自身生命而以他人为食,这是文明社会不能容许的野蛮行径。生命不能出让和转移,以生命权为标的的契约不应被承认,受害人的同意不能成为谋杀罪的抗辩理由。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法律规定也需要与时俱进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相比之下,法律规范总会有一定的滞后性,这就需要通过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予以纠偏和平衡,以此弥补法律的漏洞和不足。法律不是僵死的教条,法官通过自由裁量权来救济个别正义是必要且合理的,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能违背法律的目的和原则。

努力构建反腐败国际合作新秩序

当今,腐败已成为困扰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性难题,我国近年来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2016年9月在我国召开的G20杭州峰会将反腐败列为会议重点议题之一,围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等事项达成多项共识,对未来反腐国际合作新秩序的形成将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