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变动根据与趋势的应然分析——基于刑罚轻缓化的反思

刑罚轻缓化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人道主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重刑结构论无法作为证明其成立的根据。刑罚轻缓化理论蕴藏三大风险:把刑罚体系性缺陷不当化约为刑罚过重,不利于刑罚体系的整体完善;轻缓化居于理论高位,造成刑罚改革理论供给不足;轻缓化思维将刑罚改革核心放在刑罚量的控制上,导致刑罚改革出现方向性偏差。刑罚变动并非出于轻缓的目的,而是取决于国家对犯罪现象控制力的强弱、社会感刑力的大小以及社会基本秩序维持的需要。在此三种因素综合作用下,从长远来看,死刑废除是大势所趋,财产刑终将逐渐消亡,自由刑和新型自由刑将在刑罚结构中占据绝对主流位置;刑罚量的增加不可避免;刑罚执行将呈现出时间灵活化、场所社会化、去隔离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终身监禁的立法评述与司法适用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了终身监禁,但对终身监禁的看法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譬如认为完善无期徒刑即可达到终身监禁之效果,设立终身监禁无实际意义;终身监禁之设立,有轻纵贪污贿赂犯罪之嫌疑;加重了刑罚力度,违背刑罚发展之趋势,且不利于刑罚目的之实现。文中认为,终身监禁首先是一项不依附于任何其他刑罚的、具有独立意义的刑罚制度。且终身监禁是对当下刑事政策的回应,也是对刑事政策与刑罚原则的调和,更是刑罚制度变革的必然。同时,终身监禁体现了法律对个体生命的敬畏,是国家刑罚大权注重保护个体生命权的理性回归;是在价值选择方面对一般预防的重点关注;是刑罚在其轻刑化发展趋势下对罪责刑均衡原则的坚持;更是刑罚对正义的社会秩序的追求。在司法适用方面,犯罪人是否参与劳动因人而异、区别对待;当下不宜单独设立执行场所,但从长远来看,"小社会自治"模式应当是较为妥当的选择。

刑罚的当代困境:表现、缘由及出路

当前我国刑罚陷入了某种困境。具体而言,其一,刑罚设置轻重失衡,名为轻重有度、宽严相济,实为多重少轻、重罚愈烈;其二,刑罚效用不当夸大,刑罚实际效用与国民心中的期待效用之间尚有距离;其三,刑罚结果信任危机,裁判结果屡遭质疑。出现如此困境的缘由在于刑罚目的混乱导致刑罚设置轻重失衡,功能不明导致刑罚效用受损,而判罚机械、说理不足导致刑罚结果难以获信。对此,应当重新明确刑罚目的;合理认识刑罚功能;以公正为价值目标,克服判罚机械、说理不足的弊病。

论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智能机器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深度学习或无监督学习只是更为高级和智能化的算法,无法产生自由意志;对智能机器人不能进行自由意志的推定。智能机器人的行为欠缺刑法意义上行为的完整要素,其行为不具有刑法评价意义。智能机器人不具有内源性权利和感刑力,对其科以刑罚难以实现刑罚的报应和预防目的。与智能机器人相比,单位体现和最终实现的是自然人的意志,处罚单位是出于社会控制和社会治理的需要,这难以成为处罚智能机器人的合理根据。

未定罪没收程序属性及证明问题研究

为了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与恐怖活动犯罪这类重大犯罪案件,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未定罪没收程序。从立法现状、立法目的以及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来看,设置未定罪没收程序合理且必要。从立法背景、目的、整个诉讼程序、诉讼标的、与犯罪事实的关系以及合法财产保护各方面来看,未定罪没收程序应该是一项刑事诉讼程序。作为一项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刑事诉讼程序,未定罪没收程序具有相对独立的证明标准——证据优势;作为一项针对特殊案件类型的刑事诉讼程序,未定罪没收程序应适用特殊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证明责任部分倒置。同时,实践中该程序要得到有效适用,须解决案件类型范围与涉案财产范围认定的难题。

混合毒品数量认定方式之完善——基于200份裁判文书的考察

通过对200份裁判文书样本的分析发现,混合毒品在司法实践中意指对象不具唯一性,其概指四种情形:毒品与非毒品物质混合而成的毒品;不同类型毒品混合而成的毒品;犯罪行为涉及不同类型毒品时,将不同类型毒品在整体上称为混合毒品;将成分复杂的混合毒品和不同类型毒品同时出现时也称为混合毒品。当下司法实践中对不同类型混合毒品数量认定方式存在的问题有:毒品数量认定是否考虑纯度时有争议,成分复杂的混合毒品的数量认定标准混乱,根据折算法计算所得毒品数量与既有司法解释存在冲突。对此,应当在认定毒品数量时考虑其纯度,将纯度正式纳入毒品数量认定的标准体系;对成分复杂的混合毒品的数量认定,应当采取毒性与含量相结合的双重认定模式;同时,应当根据2016年《解释》的内容,重新确立各种毒品与海洛因的折算比例。

污染环境罪危险犯之理论证成与立法完善

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而非行为犯或准抽象危险犯。污染环境罪的本质是对环境法益的侵害或侵害危险,其中对环境法益侵害的危险是污染环境罪危险犯在犯罪本质上的合理性根据。环境法益是一种共享性生态利益,包括生存利益、生活利益和经济利益,以危险犯的形式对环境法益早期保护是正当的,且并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污染环境罪所保护的是包括环境利益、社会秩序稳定与安宁、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组合而成的法益群,各类型法益之间存在着差序层级关系,环境法益处于核心地位,将污染环境罪设置为危险犯是必要的。出于迎合实务需求、消弭理论争议、明确立法规范的目的,建议对《刑法》第338条进行一定的完善,从而在立法上确立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地位。

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冷思考

"环境公益诉讼"一词给我国既有诉讼制度带来区分困难,因为首先公益诉讼的性质尚未有统一的定性,其次,环境公益诉讼的含义本身也不明确。并且所谓的环境公益诉讼程序到底属于哪种性质的诉讼程序亦不明确,可以说,"环境公益诉讼"本质上是术语困境。因此,应当摒弃这一提法,但绝对不能忽视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应当从完善立法、降低诉讼成本、明确案件因果关系认定标准及举证责任分配等各方面,完善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诉讼制度。

边疆民族地区法治乡村建设实践与思考——以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曼等乡为例

边疆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如何在乡村治理中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乡村振兴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当下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共同面临的难题。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曼等乡除汉族群众以外,还有彝族、回族、哈尼族、瑶族等17个少数民族群众杂居,是典型的边疆民族地区乡镇。

毒品数量的认定应当考虑纯度

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但2015年《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武汉纪要》）中却指出，对于既未规定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又不具备折算条件的毒品，综合考虑其致瘾癖性、社会危害性、数量、纯度等因素依法量刑.

网络犯罪行为模式的类型化分析与立法检视

有关网络犯罪的概念,主要有"计算机犯罪"、"电脑犯罪"、"互联网犯罪"、"网络犯罪"与"信息网络犯罪"五种。通过对各概念演进历程及其内涵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各概念中包含了不同的犯罪行为模式,但总体上可以类型化为四种:以计算机、互联网为犯罪对象的犯罪行为;对计算机、互联网技术所产生的虚拟物品实施的犯罪行为;以计算机、互联网为犯罪工具的犯罪行为;在网络空间中实施的犯罪行为。建议应取消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中关于"前款规定以外"的限制;在立法上明确网络虚拟物品的财产属性;将网路服务平台纳入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网络服务渎职罪的犯罪主体;充分利用既有的刑法立法,发挥刑法解释的功能,对预备、中立、帮助等行为增设罪名的做法要慎重。

巨菌草变成了“聚金草”

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曼等乡瓦窑村,位于无量山腹地,澜沧江从村庄旁边奔流而过。全村14.9平方公里,海拔跨度达1270米,隔澜沧江望去,瓦窑村仿佛挂在山腰。我叫彭景理,是云南省司法厅派驻瓦窑村工作队队员。今年5月份,司法厅向瓦窑村派驻新的工作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