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创新

绿色发展、数字经济驱动新一轮创新提速的同时,正在重塑中国区域创新格局、影响区域创新效率。基于我国南方14个省份2012—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中介效应、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系统研究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绿色发展程度越高,该区域创新能力越强;绿色发展能够通过提升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创新。基于此,各地区推进绿色发展的过程中,要协调区域间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实现我国整体创新效率最优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论文的边际贡献在于补充了绿色发展对于区域创新作用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的作用机制。

面向空间治理的轨道站点地区类型研究

城市TOD战略与站点地区建设衔接过程中,需要通过精细化的空间治理策略,协调不同站点地区发展不平衡、多元主体利益博弈等问题。文章提出轨道交通站点地区“节点-场所-动力”方法,综合考虑轨道交通站点地区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的节点特征、场所环境TOD水平和房地产市场动力的平衡关系,构建站区分类框架。基于武汉市实证,发现轨道交通站点地区可分为填充提升型、内生优化型、渐进改造型、功能拓展型、远景发展型5类,归纳了各类站区发展特征。从空间规划引导约束、政府政策和公共投资供给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等角度,探讨各类站区差异化的空间治理策略。

中东欧的民粹主义基础及其影响——兼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中东欧民粹政党有大量社会底层支持者,农民是最有代表性的民粹主义基础。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看,以农民为代表的中东欧民粹支持者与历史上保守势力的支持基础有类似的逻辑。在农业仍为关键产业的中东欧国家,当传统经济受到转型后突如其来的外部经济影响时,既有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受到严峻挑战,在本土保守势力的推动下,竞争力不足的中东欧国家呼吁保护传统经济,反对以西欧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腐化、以威权整肃国内腐败、强调历史上的民族荣光、复兴宗教及家庭伦理等。这一思潮被民粹政党用以获取政治权力。在外部经济压力下,农民、城市底层民众、经济民族主义者、保守的政治精英、大文化中心论者共同构成支持民粹主义的基础,民粹政党的兴起是精英和大众共同推动的结果。中东欧民粹政党自该地区转型后就出现在政治舞台,其影响深度和广度是欧洲其他地区所不及的。有鉴于此,探索一条以民粹主义基础为导向的策略路径,整合政府、企业和民间机构三类实践主体,有助于强化中国在中东欧的影响力。积极推进民粹政党或执政党的对华合作,是中国强化和拓展中东欧地区利益的重要方向。

投票行为理论视角下中东欧民粹政党的兴起

民粹政党自转型之初就在中东欧各国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随新自由主义的深入发展而更加繁荣,在选举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显著影响地区政治生态。本文通过投票行为的相关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影响选民投票动机的因素。研究发现,生产系统转型在一些中东欧国家造成了人口结构向保守和本土主义的转变,构成民粹支持者的身份基础;转型的“非人民性”未使民众对代议民主和主流建制建立起忠诚与依赖,而“转型性衰退”和对各种危机的处理不当使主流政党产生绩效赤字;包袱更小的民粹政党通过各种提升政治正当性的策略,以提高其投资附加值,导致选民将选票投给预期回报更大的民粹政党;在转型质量较差的中东欧国家,政党系统分裂度高,选举波动性强,为边缘民粹政党提供了更多得到选民关注的政治机会。本文选择保加利亚民粹政党的兴起进行案例分析,较好支持了研究假设,使中东欧民粹政党兴起的解释更为充分和科学。

边界理论的建构透视与南海问题——弥合南海的“信任真空”

南海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极为重要的区域,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一环。近年来,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使稳定的大局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单就缓和的目的而言,难点在于领土争端的现实性特征,使南海成为了一块"信任真空"的地带。相较于领土,边界具有可被建构的属性。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边界研究的前沿观点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的诸多理论,可以为我们建构一个松缓、漂移、可渗的边界空间提供理论支撑,并使域内国家的认同得到重塑,进而设计一种基于建构视角的"进阶模式",打通难点,弥合南海区域的信任真空,使区域的缓和成为可能。

公共外交中的媒体困境——以德国媒体对华报道为例

随着公共外交上升为国家战略,媒体作为公共外交的关注重点,其研究价值也不断提升。文章借助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范式,对公共外交中西方媒体对我国误读甚重这一"媒体困境"进行系统分析。以德国媒介制度为例,考察了五组媒体运作中受政治干扰的变量,并从大众传播理论的视角,对公共外交这一传播过程中的五个节点进行研究、提供建议,以减少或消除西方媒体对华报道中的有意误读,打破公共外交中的"媒体困境"。通过公共外交的有效进行,有利于促进他国公众对我国的深入了解,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战略意义举足轻重。

欧洲农业民粹主义的区域差异与激进右翼的捕获策略——基于农耕结构变迁的视角

当代欧洲农民动员具有农业民粹主义倾向,倡导保护小农生计,反对欧盟及本国政治精英、资本与大型农企对家庭农民的打压,是一种中性思潮,但在动员过程中容易受到以“激进右翼”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力量的捕获。传统的农业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结合是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现象。当前农业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结合发生于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背景下,与传统模式不尽相同。从土地耕作的主体入手,能够透视新自由主义在农业生产和土地利用方面给欧洲农业生产者带来的结构性变化,进而推断右翼民粹主义的施动策略。西欧中型家庭农场与大型农企竞争激烈,农业民粹主义动员与右翼民粹主义的结合,主要影响了以家庭小农为主的“新兴资本主义农民”,右翼民粹主义的策略是经济性的;中东欧中型家庭农场的力量极为薄弱,旧时“非经营性”的小农生态仍具活力,右翼民粹主义的捕获策略同时具有“经济不满”与“文化反弹”的特征。相关假设通过德国和波兰的案例得到验证。新自由主义的制度霸权仍占据主导地位,欧洲农民的前景依然堪忧。

制度化政治的“边界失守”:论美欧民粹政党与社会运动的联动关系

民粹主义是一种平民导向的政治思潮,民粹政党与社会运动的联动在美欧国家普遍存在。代表性危机导致西方治理赤字累加,加之身份政治等矛盾现象急速发展,使制度化政治出现“边界失守”现象,这构成了美欧国家当前诸多难题的根源。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性解决思路,民粹政党试图通过与社会运动的联动来响应未被代表的群体,弥合代表性危机。实证研究表明,民粹政党与社会运动在人力资源、机会资源、领袖资源、沟通资源和场域资源等五个关键领域出现部分重叠,推动了工具共享、功能共备,以及观念共鸣。民粹政党与社会运动通过施动要素的紧密联动来维系生存、推进目标,对美欧主流建制派发起冲击。然而,二者的联动使民粹政党不断吸纳社会运动的激进风格,行事更加极端。社会运动也加速向“伪运动”方向发展,成为体制的附庸。民粹政党与社会运动的联动不仅不能解决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危局,反而对民主制度和地区稳定构成严重破坏,使美欧国家的内部矛盾不断深化。

社会认同视角下欧洲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析——经验观察、机制探索与柏林圣诞卡车恐袭的案例研究

欧洲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作为一个地区热点问题,已经成为学界与社会关心的重要话题。但伊斯兰极端主义存在的社会性群际根源,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在批判与反思已有解释的基础上,借鉴"社会认同"这一群体研究的重要理论,分析欧洲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群体认同机制,总结欧洲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群际矛盾产生的原因。通过效能感、共享价值、相对剥夺感等社会观念环节梳理了一个包括"个体认同激发"、"内群认同聚合"、"群际认同评价"在内的理解机制,最后辅以柏林圣诞卡车恐袭事件作为实证。从群体认同机制出发分析欧洲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可透视出诸多"社会事件"的逻辑内核,从而使恐怖分子、恐怖组织和社群以及恐怖主义现象三个层次得到系统梳理和解释。

当代欧洲民粹政党的兴起：基于“供需机制”的解释

当前欧洲民粹政党在多国的兴起对欧洲主流政治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已有的解释民粹政党兴起的研究多为单因素解释,既不系统也不稳健,视角也较为静止。本文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多因素纳入解释框架,探索机理并建立模型,以期提供更全面的解释。作为“关键节点”的重大事件或危机开启了公众民粹需求的窗口期,民粹政党得以进入公众视野,并在开放的选举体系中与主流政党形成“正当性竞争”的关系。此为民粹政党兴起的两个必要条件。在竞争中,主流政党在立场上的趋于一致反而为民粹政党提供了政治空间和机会;而民粹政党利用“人民自主权”“反建制和反精英”“民众中心主义”的三大施动过程,帮助其赢得了更多的民众支持。本文在“供需机制”框架搭建完成后,通过希腊“极左联盟”与德国“选择党”两个案例来验证该框架。案例研究结果表明,这一系统性机制能较充分揭示民粹政党的兴起原因和过程。

政党竞争与西方主流政党的民粹化转型

随着当代西方民主运行越发依赖于民众,政党竞争的“盲动性”正在改变代议民主制度,推动民粹主义勃兴,政治动荡不定。主流政党遂也采取民粹手段,或转型为民粹政党,加剧政党竞争的激烈程度。主流政党的民粹化转型对国家、地区和全球政治都产生了严峻的侵蚀作用。既有研究仅论及主流政党的“软民粹”竞选策略,没有讨论彻底的民粹化转型。从理性选择视角出发,考虑到选民市场的成本与收益以及民粹政党兴起的“供需逻辑”,选举波动性的强/弱与议题所有权的大/小为主流政党民粹化转型提供了四种机制动力,即联合、吸纳、精炼与赋魅。前两种机制分别为水平联合外部力量、吸收外部极端势力,民粹转型均需要在与外部的互动中得以实现,后两种机制分别为精炼所持议题中的民粹芯子、为民粹行动赋魅以增加正当性,属于主流政党的内部调整。实证研究表明,不同机制动力的发生,在于所在国政党制度与主流政党所持议题等条件的差异。随着媒介技术等种种公民赋权方式的新发展,大众愈发属意于民粹政治,使其逐渐合理化、普遍化,“精英—大众”的权力关系边界随之被颠覆,主流政党的民粹化转型在全球加速形成趋势。

在规范与实力之间--德国对外战略中的灾难外交

灾难外交既具价值规范底色,又有实力政治导向。德国是灾难援助与减灾合作大国,随着多类灾难日益威胁人类社会,德国不断加强其灾难外交的力度与规模。作为一种重要的对外战略形式,灾难外交对于当代德国的崛起具有积极的辅助作用。本文将灾难作为分析基点,剖析灾难外交实现国家利益的路径。在互动关系的路径下,德国利用灾难的窗口期,以灾难外交修补与大国之间的关系裂痕,借助非常规的灾难外交手段促进关键地缘政治棋局中与对方棋手的关系,并在大国竞逐的地缘断裂带实现影响力的突破。在制度布局的路径之下,首先,德国通过迎合倡议或利用特殊身份,在已有的防震减灾制度内实现权力增长,并在巴尔干、中东、北非等西方外围地带推进制度规范,以"守制"的形式在谋求西方整体价值利益的基础上突显德国的主导权。其次,德国借助灾难救助本身的文明性和塑造性特征,在最大化减少国际非议的基础上,在非洲、印太等政治后发地区和国家进行灾难外交"创制",输出治理模式,提升国际影响力。德国着眼于本国务实利益,努力拓展战略空间、积极与大国竞夺,但在关键节点则遵循西方的价值准绳。灾难外交战略适配于德国"柔性崛起"的现实需要,加速其国家复兴。

民粹主义浪潮下中东欧国家俄裔的身份分析——以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为例

由于历史恩怨与现实威胁,俄罗斯少数族裔自中东欧转型以来就是一些国家建立独立民族认同的障碍,乌克兰危机后更是被视为潜在分裂国家的“特洛伊木马”。自难民危机以来,俄罗斯通过积极施展“政治捕获”这一隐性的外交手段,在保守主义繁荣的中东欧邻国弱化了右翼民粹—民族主义政党对俄裔的排斥与攻击。本文旨在探讨这一手段在俄裔身份地位提升中的作用。这一针对他国内部的“政治捕获”包括笼络右翼民粹政党、培植中左翼主流亲俄政党,以及影响选民偏好等三个策略。通过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两个与俄裔民族矛盾较为严重国家的比较分析,上述三个策略得到验证,两国当前势头最盛的民粹政党对俄裔的排斥均较之前有明显下降。而所在国选民主要的议题需求和政党政治系统的差异性是俄罗斯选择运用何种具体策略的决定性因素。在民粹浪潮下的中东欧,通过多种政治捕获策略化解俄裔遭受民族排斥的事实性难题,是俄罗斯实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