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下碳边境调节税的减排效应与福利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的量化贸易模型评估

巴黎协定下欧盟单边征收碳边境调节税违背了“共区原则”。通过构建基于全球价值链的量化贸易模型,模拟评估巴黎协定下碳边境调节税的减排效应和贸易福利影响。研究发现:欧盟单边征税与各国基于碳价差异征税均能不同程度地缓解碳泄漏问题,并将有利于欧盟、日本的福利提升;而采用成员国对非成员国征税,相比于各国互相征税具有更高的减排效率,而且相比于前两种征税方式更有利于提高美国以及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水平。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同时显著增加了非成员国与成员国的碳排放,带来更严重的碳泄漏问题,而征收碳边境调节税会明显降低美国的福利水平。如果中国退出巴黎协定同样会加剧全球的碳泄漏,通过实施碳边境调节税可降低碳泄漏,并促使中国通过结构效应进行减排,但是会显著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导致福利损失。此外,进一步的全球价值链机制分析表明,全球价值链的紧密联系会显著降低全球碳排放强度和全球总排放。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中国检验

本文运用1996—200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在内的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发现,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以及估计方法的选取。就本文选取的部分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二氧化硫排放)而言,也存在以相对低的人均收入水平越过环境倒U型曲线转折点的可能。并且,包括人口规模、技术进步、环保政策、贸易开放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在内的污染控制变量分别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起着重要影响。

自然资源耗竭、内生技术进步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本文通过将不可再生资源引入生产函数 ,构建了一个基于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首先 ,通过对模型的社会最优均衡分析 ,给出了最优增长路径的经济增长率以及最优解存在的条件 ,系统地分析了在自然资源不断耗竭的条件下内生技术进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其次 ,通过对最优增长路径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讨论了各经济变量以及经济环境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长率的影响效应并给出经济学解释 ,本文还进一步对系统的动态与稳定性进行了分析。最后 ,给出模型的综合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时序数据的经验分析(1985～2003)

本文选用1985￣2003年期间我国的六类环境污染指标,从时序维度考察了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收入变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首先,基于MaddalaandKim提出的改进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具有协整关系的四类变量中,只有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正的协整关系,其他三类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协整关系均为负,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其次,分别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与TodaandYamamoto提出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了六类污染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GDP之间的一般规律:人均GDP是导致污染排放量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污染排放并不是导致人均GDP变化的原因。

资源约束条件下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研究

文章通过将存量有限且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引入生产函数,构建了一个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首先,通过对模型的市场均衡分析,给出了平衡增长路径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均衡解存在的一个充分性条件,系统地探讨了在人口增长、自然资源不断耗竭的约束条件下内生技术进步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其次,通过对平衡增长路径进行比较静态分析,讨论了各经济变量以及经济环境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长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给出其经济学解释;最后是综合结论及政策涵义。

全球生产网络中国际贸易的碳排放区域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GTAP数据库构建一个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测算和分析了2004-2011年附件I国家与非附件I国家间贸易中的转移排放,并重点考察中国对外贸易转移排放的变化趋势、国别(区域)流向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研究期间附件I国家对非附件I国家存在大量转移碳排放,而中国成为附件I国家转出排放的主要目的国,占比高达49.4%-54.7%。(2)2004-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导致大规模的碳排放"净转入",而其中约62%-75%来自于美、欧、日三大发达经济体。(3)进一步对中国净转入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后发现,中国对美国、能源净出口国的贸易顺差效应是其净转入排放的最主要原因,而对于其他贸易伙伴,中国净转入排放主要是中国较高的污染贸易条件所致。

中国服务业发展悖论——基于服务需求视角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而服务业却没有像预期中那样实现同步增长,这与三次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相背离。基于2007年中国和美国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对中美服务业的最终需求结构、制造业的服务需求程度和结构以及服务业的自身需求程度和结构三个层面进行比较分析,实证考察表明,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需求方面的成因在于:其一,国内最终需求尤其是私人服务消费需求明显不足很可能是制约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此外,我国服务出口需求结构过于单一,内外发展不平衡;其二,虽然我国服务业的中间需求主要来源于制造业,但是我国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以及对服务的需求结构却明显低于美国,制造业与服务业并没有实现良性互动;其三,我国服务业各部门内部自身需求不足,服务业的自我加强效应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国际碳减排合作公平性问题研究

公平性是国际碳减排合作的核心原则之一,也是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碳减排合作的关键。然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学者之间对各种碳减排合作公平性问题的立场,存在较大的分歧。当前,减排的公平性主要体现在历史排放、人均排放、减排能力、贸易的碳排放转移以及谈判程序五个维度上,一个能够被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广泛接受的国际碳减排合作框架必须充分考虑这五个公平性问题。当前国际碳减排合作进展艰难,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诸多公平性诉求还未得到充分重视和体现,南北方国家的公平立场迫切需要进一步的协调。

几种减排方案对宏观经济及碳排放的影响——基于贸易自由化背景的模拟分析

近年来,有关贸易与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利用GTAP-E模型对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不同减排方案的宏观经济和碳排放影响进行预测模拟。结果表明,"附件Ⅰ减排"和"全球合作性减排"的总量管制模式是以牺牲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的,而作为灵活机制的"全球碳排放交易",对全球总量减排效果最为明显,同时对全球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对中国而言,较之其他减排方案,"全球碳排放交易"将促使附件Ⅰ国家将减排压力、资源配置损失向中国转移,导致中国碳排放量增加的同时贸易条件恶化、经济总量明显下降。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参与"全球合作性减排"对中国的低碳经济转型更为有利。

贸易差额、污染贸易条件如何影响中国贸易内涵碳“顺差”--基于多国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多国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1995-2005年中国与32个贸易伙伴的贸易内涵碳差额和污染贸易条件，并对其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研究期间中国是贸易内涵碳“顺差”国，“顺差”在2000-2005年期间出现大幅提高。中国贸易内涵碳“顺差”绝大部分是中国较高的污染贸易条件所致，但贸易顺差的推动作用也在增强。进一步对污染贸易条件的分解发现，中国贸易内涵碳“顺差”主要缘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生产技术差异，但1995-2000年期间中国生产技术呈现出显著的“低碳化”改进，有效改善了污染贸易条件，从而减少了贸易内涵碳“顺差”。此外，期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比进口商品结构相对清洁，也小幅降低了贸易内涵碳“顺差”，但2000年以后，中国的生产技术和贸易结构的碳密集度又出现小幅的提高。

自然资源耗竭与经济可持续增长:基于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分析

本文在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发展了一个基于水平创新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了人口增长、自然资源耗竭、内生技术进步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对模型的社会最优均衡分析和竞争性市场均衡分析,分别求出了均衡解、均衡解存在性条件以及在人口增长和资源约束下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的条件,并证明了分权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均衡解往往是非帕累托最优的,进一步分析了导致市场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及其政策涵义。

FTA深度一体化对贸易增加值的影响--基于中国签订贸易协定的实证研究

FTA深度一体化能否有效促进成员国的价值链关联及贸易利得的提升,备受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基于结构引力模型和中国签订贸易协定的相关数据,可实证研究FTA深度一体化对贸易增加值的影响。结果表明:(1)FTA深度一体化整体上显著促进了成员国出口增加值的提升,且对成员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的正向促进作用大于对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的影响,意味着FTA的深度一体化有利于提升成员国的实际贸易利益。(2)区分中间出口和最终出口后发现,不同的深度指数对中间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对最终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的影响都不显著。这表明,FTA深度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加强成员国之间的价值链贸易关联来促进贸易增加值和提升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货物与服务贸易来看,FTA深度一体化对货物中间出口增加值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服务。(3)从衡量FTA深度一体化的不同深度指数来看,具有法律可执行性且拥有争端解决机制的FTA实际总深度指数对贸易增加值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表面总深度指数;而代表贸易议题未来发展趋势的WTO-X指数相比于代表传统议题的WTO+指数对贸易增加值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污染外部性、可持续发展与政府政策选择——基于内生化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模型

内生化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增长模型的构建,可以系统地分析在污染外部性约束条件下,家庭内生化劳动休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动力机制,揭示政府环境政策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模型结论表明:第一,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率和污染减排支出弹性,是实现经济可持续的最优发展战略的必要性条件。第二,人力资本投资效率与污染的减排支出弹性越高,环保意识越强,则稳态增长率越高;反之,休闲意识越强,或污染的产出弹性越高,则稳态增长率越低。第三,政府环境政策具有长期的增长效应与环境效应。

不对称减排、贸易自由化的福利与排放效应

气候变化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框架,研究南北国家在不对称减排背景下采取削减关税和降低冰山运输成本两种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对南北国家的贸易竞争力、产品消费福利以及碳排放的影响,可发现:(1)北方发达国家先行减排使得其贸易竞争力不会下降反而上升,碳排放下降的同时恶化了其产品消费福利,而南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竞争力下降,碳排放提高的同时产品消费福利降低;(2)南北国家单边关税削减,或者是对称性地降低冰山运输成本均会提高南北国家的贸易竞争力,表现为该国出口临界生产率的下降以及出口企业数目的增加,并且可以同时实现南北国家产品消费福利提升和碳减排的“双赢”,有效解决不对称减排所导致的“碳泄漏”问题。因此,无论是在“京都减排模式”下,还是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南北国家都应该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而不是采取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主导产业的评价选择模型及其应用

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回顾的基础上 ,设计一组主导产业选择的评价指标 ,然后以主成分分析为基本方法 ,构建一个主导产业选择的评价模型 ,最后运用这一模型对湖南省主导产业进行实证分析和初步评价。

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基于六类污染指标的经验研究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指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先恶化、后改善的倒U型曲线关系.运用1996年～2002年期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本文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污染排放在内的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倒U型EKC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以及估计方法的选取;同时就本文选取的部分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二氧化硫排放)而言,也存在以相对低的人均收入水平越过环境倒U型曲线转折点的可能.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我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碳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碳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碳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碳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碳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碳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碳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国内价值链分工位置、增加值收益及产业链分解

本文测算分析了国内价值链下分工位置的决定因素及其与增加值收益的关系,考察了分工位置背后不同生产阶段的增加值流转情况,并识别了增加值收益及其流转的关键生产链条。结果表明:国内价值链正逐步拓展与深化,这将促进区域间经济联动,但分工位置与增加值收益率并不一定有明显的相关性;上游度主要由满足其他省份最终品需求的生产活动决定,下游度则由自身中间投入和国内进口中间投入共同决定;增加值收益的关键路径来自发达地区最终需求引致的自身生产,增加值流转的产业链条更加复杂化和隐蔽化,主要表现为东部发达地区对建筑业、服务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的最终需求,经过省际产业和贸易联系,引致河北、河南等省份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农业的生产。

中国加工贸易的价值攀升：嵌入NVC会优于GVC吗

受制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体系下的低值困境,嵌入国内价值链(NVC)被视为是助推我国加工贸易价值攀升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OECD-ICIO数据库,采用Wang等(2017)的增加值核算模型,测算和比较分析了1995—2011年我国代工行业嵌入GVC与NVC下的国内增加值率,并通过SDA方法考察了GVC和NVC下国内增加值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观察期内我国代工行业呈现出明显的"出口转内销"的发展态势,但嵌入NVC对国内增加值率的拉动效应明显弱于GVC,加工贸易快速的价值攀升主要来自GVC的支撑;NVC下的价值攀升相对滞缓主要缘于"国内配套政策缺失→内销不畅→更多国外要素嵌入"的困境。因此,未来的转型升级应当强化国内产业配套措施,扭转粗放经营模式。

调结构、促内需能否降低中国的贸易转入排放?

本文首先采用MRIO-SDA方法识别2004-2011年间结构变动和外需拉动对中国贸易转入排放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结合不同的贸易开放格局设计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方案组合,并利用GTAP-E模型模拟分析调结构、促内需能否促进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发展与碳排放增长脱钩。结果发现:单独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将促进中国经济总量上升、碳排放量和转入排放量下降,有利于实现低碳经济和贸易的转型;调结构、促内需政策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总量,并带来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同步上升,但外需向内需转移有利于减少中国转入排放,降低其对外贸易的碳排放成本。较之进一步自由化情形,在现行开放格局下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碳排放量更高,但对转入排放的抑制作用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