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有为《论语注》的点校问题

康有为的《论语注》是一部很有特色很有价值的著作。不仅时《论语》的词语作了简明的训释,而且从经世致用方面,阐发了《论语》的义理,探索了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思想,可谓兼汉学、宋学之长。对康氏这部书,中华书局据《万木草堂丛书》刻本,重加整理标点,于1984年出版,可谓必要而及时。这里仅就点校方面,提出笔者浅见。整理者对这部书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康氏原著中的疏误之处,整理者也注意予以纠正。如《八佾篇》“子夏问巧笑倩兮”章,注(以下凡云“注”,均指康氏注)引《考工记》“画绘之事,后素功”,而误作“绘画”。《述而篇》“子所雅言”章,注引郑氏曰“读先王典法”,而误作“法典”。《子罕篇》“凤鸟不至”章,注引《礼·礼运》“河出马图”,而误作《礼器》。《子罕篇》“吾自卫反鲁”章,注引《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而误作《儒林传》。《乡党篇》“齐,必有明衣”章,注引《既夕礼》“明衣裳用幕布”而误作《士丧礼》。《先进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

从“祸枣灾梨”想起

“祸枣灾梨”这句成语,巧妙地说明了刻书当以质量为第一。现在印刷条件比过去不知强多少倍,书也就大量刊出,这是时代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是大好事。在这种情况下,著作者尤要态度谨严,慎之又慎,使书的质量提高,造福于读者,有益于学林。出版界更应高度负责,严格把关,庶不至“祸枣灾梨”。其实,现在用“祸枣灾梨”来形容书的滥印,已经显得不够了。浪费读者宝贵时间,造成物质很多损失,岂但枣梨蒙受灾祸而已哉! 如果著作者和出版界都对国家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出于其他,就可大大提高出版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