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研究

"菩萨二十四戒"有多种说法,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大方等陀罗尼经》、敦煌本《菩萨二十四戒》残本都涉及"菩萨二十四戒"。虽然同属大乘戒律,但三部经之间的关系却存在诸多疑问,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套用《大方等陀罗尼经》的首尾部分内容和语言模式,添加了内容不同的二十四条戒文,编撰的痕迹非常明显,应属伪托之作。而敦煌本《菩萨二十四戒》残本仅存独特的六戒内容,与《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从其内容分析亦出自中国人之手。敦煌发现的这两部大乘戒经反映了隋唐时期大乘戒律在敦煌地区的发展特点和流传情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论敦煌“菩萨守戒十二誓愿”戒律画

敦煌石窟有三铺"菩萨守戒十二誓愿"戒律画,一铺绘于莫高窟323窟,根据《大般涅槃经》所作,绘于初唐,另外两铺分别绘于榆林窟32窟和莫高窟454窟,均据《梵网经》所作,绘于五代,不同时期的壁画对每一誓愿内容的表现和刻画皆大不相同,反映出不同时期世人对于僧尼守戒的态度以及佛教戒律思想的发展演变。

浅议佛教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主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接受本土法律的规制,佛教教义和戒律逐步刻上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烙印。同时,佛教教义和戒律中的众生平等、慈悲报应、地狱、忍辱和合等思想也日益影响着传统法律思想,改变或强化着帝王贵族、氏族官僚以及普通百姓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观念。究其原因,佛教以儒家思想为桥梁影响传统法律思想、佛教受世俗法律的特殊规范、佛教戒律与法律的相通与互补等因素使佛教影响传统法律思想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佛教“六和敬”思想探析

六和敬是佛教僧团中人际关系处理的基本准则,包括六种和敬之法,具体内容在不同的经典中有不同表述,重点强调在身、语、意、戒、见、利六个方面彼此和敬,因此又称为"六和"。六和敬不仅是消除和预防僧团忿诤、维护僧团和合的基本条件,更是令僧宝不断实现"正法久住"的重要保障。破坏六和敬的六种根源是"六诤本",具体表现为"四诤",对治的根本方法为"七灭诤"。六和敬作为一种交往共处的准则,不仅对佛教的发展意义深远,在现代世俗社会中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慧能的戒律思想

慧能是禅宗六祖,南宗的实际创始人,他发扬"止恶扬善"的戒律精神,提出无相戒、无相忏悔、无相三归依戒和自性四弘誓愿,立足于自性清净心,将戒体与戒相融为一体,把皈依三宝变成对自性的皈依,并在自性中忏悔恶业。这种将他律化为内心自律的戒律思想是佛教戒律发展史上的重大革新,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促使禅宗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派。时至今日,慧能的戒律思想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以及国家法律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丝路佛教文化的传播与跨文化道德准则的建构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之路,也是佛教文化的传播之路,印度和西域各国的传法僧经丝绸之路入华译经传教,中国本土的求法者通过丝绸之路西行求法。佛教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之所以取得成功源于佛教的中国化选择,佛教戒律是佛教道德准则的集中体现,其主动融合儒家传统道德准则中的忠君、爱国、孝亲等内容,形成中国化的戒律,同时对儒家传统道德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五戒中的杀戒不仅使中国佛教形成食素的传统,并对儒家祭祀制度影响深远。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道德准则之间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跨文化道德准则。

惠真与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及其他律学行迹考

惠真是唐朝著名律学僧人,但僧传缺载生平,为人所知甚少。本文根据李华撰《荆州南泉大云寺故兰若和尚碑》对其律学行迹加以考证,论证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为惠真编写并流传于世,研究他在不同时期所研习弘扬的不同戒律和主要律学思想,以及作为天台宗玉泉系第六代传人的广泛社会影响。

菩萨戒东传日本研究

戒律东传是唐朝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菩萨戒不仅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还经海上丝绸之路流传至韩国、日本。中日两国僧侣在菩萨戒传入日本的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鉴真东渡缘于弘扬戒律,不仅成功创建日本律宗,成为律宗初祖,还广授菩萨戒,将菩萨戒正式传入日本。最澄入唐求法,回国后创建日本天台宗,一生致力于弘扬菩萨戒,不仅促成大乘戒坛的建立,还明确提出大乘律宗概念,设计出天台宗菩萨戒的师资传承谱系,使菩萨戒在日本得以兴盛,进而改变了日本的戒律传统和佛教发展方向,意义深远。

慧远与中国佛教僧制建设

慧远大师是中国早期佛教界的杰出领袖。在他的领导下,庐山僧团成为东晋时期南方佛教的中心,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慧远继承和发扬道安创设的僧制建设,以僧制管理僧团成员,使整个僧团戒行清净、和合共处,成为模范僧团,为后世僧团内部管理提供了成功范本。僧制不同于戒律,制定者主体具有多元性,内容上既参照了戒律条文,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生命力,一经开创便广为发展,成为各大宗派竞相效仿的僧团管理模式。慧远进行的僧制建设解决了佛教戒律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狼往生”的故事论佛教神迹

神迹作为一种信仰现象普遍存在于各种宗教,佛经也是由大量的神迹故事勾画出来的。佛教神迹虽然在佛教中不居主流地位,却对佛教的传播和弘扬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科技日益进步的现代社会,佛教神迹仍在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发生在终南山圣寿寺的"狼往生"故事就是一个典型。分析这一神迹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各种宗教神迹现象。

汉传密教戒律初探

密教是佛教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经历了原始密教、早期密教、中期密教和晚期密教四个发展时期,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戒律经典,分别形成了方等二十四戒、持明戒、三昧耶戒和事师法四个戒律体系,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密教戒律在传统大乘戒律基础上进行了继承和改造,融入仪轨和咒语,形成密教化的大乘戒,成为大乘戒律四大体系之一。

浅议佛教戒律的现代价值

佛教戒律是佛教弟子的日常行为规范,与道德、法律之间关系密切,在社会控制功能上具有相同之处,但戒律的持守更注重于内心的自律。戒律的制定有两个目的,一是约束和指导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二是维护僧团的和合共处。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宗旨主要通过戒律予以实现,戒律中包含着许多具有现代价值的思想观念,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菩萨戒思想将佛教"扬善"的精神发扬光大,禅宗"无相戒"思想化他律为自律,"六和敬"是僧团共处的基本原则。这些积极的戒律思想不仅在佛教自身发展中意义重大,使戒律成为佛教的根本生命力,其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对法律、道德的建设亦具有补充和借鉴价值,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契合点,值得发扬。

论我国宗教平等的法律保护

宗教平等在我国宗教法治建设中意义重大,国家已制定出相对完善的宗教法律体系,以实现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保障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间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地位。由于宗教事务的复杂性,还存在立法标准不统一、法律责任模糊、自由裁量权过大等不足,仍然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各个层面进一步完善。

内生性规范与外生性规制的统一——论当代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国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发展。我国的宗教事务管理已经取得显著成就,但多从外生性规制的角度出发,强调以国法进行规范和管理为主,忽略了宗教自身的管理,对于如何从改革教规、发挥教规的作用这个角度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事实上,宗教事务管理应当包括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两大领域,前者主要依靠国法进行管理,属于外生性规制;后者主要依靠宗教教规进行自主管理,属于内生性规范。我国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开始于佛教,以佛教为例,从佛教教规与国法之间在历史上的内在联系入手,从理论上深入分析教规和国法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内生性规范和外生性规制的统一,为当前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供理论参考。

佛教孝戒思想研究

佛教孝戒思想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出家不孝的质疑和批评后,主动吸收、融合儒家孝道思想以论证和标榜佛教重孝,进而构建佛教孝道伦理体系的理论成果。《梵网经》提出“孝名为戒”,不仅将孝提升至戒律的高度加以重视,还以孝为宗,作为贯穿十重四十八轻戒的总纲,将孝和戒融为一体,成为佛教孝戒思想形成的标志。佛教孝戒思想的形成,构建了独特的佛教孝道伦理体系,消除了儒佛两家在孝道问题上的争论和冲突,有力推动了佛教中国化进程,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案例,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2023年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及相关问题思考

2023年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取得突出进展,共出台1个部门规章、4个地方性法规、1个自治条例、多部地方规范性文件。其中部门规章有《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地方性法规有《宁夏回族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黑龙江省宗教事务条例》《辽宁省宗教事务条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自治条例有《甘孜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地方规范性文件有《山东省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试行)》《浙江省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实施办法(试行)》《江苏省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广东省宗教事务部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定》等。

浅论宗教活动场所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六个维度

宗教活动场所是信教群众表达宗教信仰,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包括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和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2023年9月1日生效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第3条明确规定:“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第30条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应当履行的职责之一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贯彻落实《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应充分发挥宗教活动场所的作用。

论辽代菩萨戒的流行

菩萨戒在辽代的流行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峰,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普遍受持的戒律。辽代菩萨戒主要流行《发菩提心戒》,该戒本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共有五个版本,现仅存房山石经辽刻《发菩提心戒》。从内容上看,《发菩提心戒》与唐代密教高僧不空撰《受菩提心戒仪》关系密切,是对《受菩提心戒仪》进行密教化改造后形成。辽代皇帝热衷于受菩萨戒,辽道宗御制《发菩提心戒本》颁行全国,规范授戒仪轨。辽代各宗菩萨戒师纷纷开坛传戒,促成菩萨戒在整个辽代的兴盛。

论鉴真对菩萨戒的弘传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广陵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唐代律宗高僧，为江淮一带“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的授戒师．在日本则被尊为“唐大和尚”和“过海大师”。鉴真与大台宗关系密切．是兼通天龠和律学的高僧．他遵循天弁宗弘扬菩萨戒的传统，在弘扬《四分律》的同时注重弘扬菩萨戒。

2022年我国的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及相关问题思考

一、2022年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取得的成绩2022年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建设深入推进,共出台2个地方性法规、2个部门规章、7个地方规范性文件,以及为贯彻落实宗教法规规章而制定的近20个宗教工作文件。其中地方性法规有《河北省宗教事务条例》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宗教事务条例》,部门规章有《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地方规范性文件有《山东省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单位信息审核人员管理办法(试行)》《山东省宗教团体管理办法》《河南省宗教活动场所安全管理办法》《天津市民族宗教系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江苏省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程序规定(试行)》《江苏省宗教教职人员备案程序规定(试行)》《福建省宗教活动场所接受捐赠票据使用管理办法(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