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暗数据视角对情报学的反思

[目的/意义]引入暗数据概念,对情报学现有观念、理论等做出新的诠释。[方法/过程]首先,梳理文献,辨析概念,提出广义的暗数据概念;然后,从暗数据视角对情报的本质、情报活动的目的和情报的社会功能等做出新的阐释。[结果/结论]暗数据是指潜藏在人们的认知之外,且对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数据。从暗数据视角反思情报学,可获得一些新的认识:确定性不是情报的本质特征,不确定性才是情报的根本属性;情报活动的目的,不在于揭示事物的规律及基于规律的预测,而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事物的不确定性;情报的社会功能不宜定位于服务决策或成为决策的参谋,而是辅助或影响决策。

论《鬼谷子》的阴谋观及其学术价值

[研究目的]梳理、分析《鬼谷子》有关阴谋的论述,以便客观评价该书的阴谋观,使之转化为古为今用的学术资源。[研究方法]采用叙述和评论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研究:通过文本阅读,提炼出《鬼谷子》阴谋观的基本内容;通过概念辨析和理论阐释,分析《鬼谷子》阴谋观的实质。[研究结论]《鬼谷子》的阴谋观包括阴谋原理论、阴谋方法论和阴谋过程论。它围绕游说者和游说对象的对抗关系展开论述,构建了别具一格的阴谋观体系。评价《鬼谷子》的阴谋观,不能只着眼于现实实用价值,而应该充分挖掘它在谋略、情报等领域的学术价值。

误导性舆情研究:以误导性信息为视角

[目的/意义]误导性舆情是当前社会发展中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准确认识、理解这一现象,有助于减少或消除它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方法/过程]以拉闸限电所引发的“大棋论”为案例,从误导性信息的视角,阐述误导性舆情的概念内涵、事理图谱和形成机理。[结果/结论]误导性舆情是指某些具有号召力、影响力的个人或社会组织,通过编造某一事件或利用已经发生的热点事件及其舆情,故意制造的、具有明确误导性的,且大众参与传播的一种与舆情相类似的社会现象。根据它的基本构件即施动者(网络大V)、受动者(大众)、信息和命题等,可构建误导性舆情的事理图谱。根据它由“舆情”转化为“非舆情”这一变异过程,可揭示出误导性舆情的形成机理。

《鬼谷子》情报思想发微

[研究目的]梳理、分析《鬼谷子》的情报思想,提出研究中国典籍情报思想的基本路径。[研究方法]通过文本阅读,采用两种研究路径,提炼出《鬼谷子》情报思想的基本内容。[研究结论]《鬼谷子》情报思想研究路径之一是“以今观古”,就是运用现代情报理论,发掘《鬼谷子》在情报功能及定位、情报内容、情报原理和方法、情报与决策关系等方面所包含的情报思想;研究路径之二是“以古观今”,概括《鬼谷子》“揣情”论、“制人”论、“知人”论和“听”论等方面的情报思想,并探讨它们在推动现代情报理论发展创新方面的价值。

误导性舆情的社会危害及其应对

误导性舆情虽以舆情的形态出现,却不能反映社情民意,是一种变异了的另类“舆情”。如果放任误导性舆情泛滥,将会给政府及其政策造成较为严重的干扰、破坏,制造信息迷雾,影响社会健康发展,加大舆情治理难度,破坏舆情生态系统。开展误导性舆情治理工作,应加强网络大V及其舆情误导行为的管理;政府积极回应舆情和民意,做到不失位、不失声;净化网络环境,让大众有充足的舆情表达空间。

论公安综述类情报产品的编写

综述类情报产品是对大量情报资料进行关联整合与综合加工,以高度浓缩的形式准确、全面反映情报资料的内容而形成的一种高层次的情报产品。它具有情报综合、情报浓缩和情报增值等功能。编写综述类情报产品,首先要对情报资料加以整合,使之建立逻辑联系;其次采用梳理、比较、分类和归类、分析和综合等方法,对情报资料进行综合加工,生成情报内容;最后,在情报内容表达上,应遵循用情报资料说话并忠实于情报资料的原则,情报事实表达以“述”为主,秉持公正、中立的立场,情报观点表达应保持客观性,即观点来自情报资料而非编写者的个人判断。

论情报视角的误导性信息研究

误导性信息正成为情报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何以能进入情报学领域,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有必要对此做出理论阐释。本文根据误导性信息的属性特征、基本条件和构成要素,分别从情报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和情报研究(intelligence studies)视角阐述误导性信息研究的可行性和基本路径。误导性信息是一种特殊的信息类型,可从情报科学视角,围绕“特征”“质态”“治理”三个维度开展研究;它也是一种特定的信息活动,可从情报研究视角,围绕“信息”“施动者”“受动者”三个维度开展研究。情报视角的误导性信息研究表明,在信息化环境下,情报学不必局限于原有体系框架,可不断拓展其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研究新现象,探讨新问题,提出新理论。

情报交流:情报编写的重要特征

情报交流是情报编写的重要特征。把握这一点,可以提高情报编写的实效,提升情报编写研究的学术价值。情报编写本质上就是一种情报交流活动,即情报机构及编写者和读者/用户之间开展的以表达情报内容与传递为目的、以情报产品为中介和载体的一种书面语言形式的人际交流活动。情报编写的3个要素即情报机构及编写者、读者/用户以及情报产品,这3个要素都承担相应的情报交流职能,这些职能规定了情报编写的原则、要求等。基于情报交流视角,可以拓展与深化情报编写研究的内容。

论《傅雷家书》中傅雷的多重角色

《傅雷家书》中的傅雷被当作家庭教育的典范而为人熟知,实际上他同时充当严父、慈亲、导师和朋友等多重角色。作为严父角色的傅雷,在道德修养、思想政治及为人处世等方面对傅聪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作为慈亲角色的傅雷,用一种浓浓的父爱,陪伴、呵护漂泊异域的游子;作为导师角色的傅雷,在家书中谈学论艺,给傅聪以艺术熏陶和教育;作为朋友角色的傅雷,父子通过家书开展心灵和思想的交流,消解生活中的苦闷与寂寥。总之,《傅雷家书》不仅仅是一部“家书”,它丰富的内容及内涵,有待全方位的理解与挖掘。

公安情报产品语体研究

[目的/意义]在情报编写中,将情报产品语言表达方面的一些内在规定性加以总结、提炼,抽象为语体特征,可以尝试构建情报产品语体。[方法/过程]采用理论阐释和语料分析法,运用语用学、语体学和情报学理论,分析公安情报产品语体产生的背景、条件和理论依据;充分利用当前丰富的情报产品语言材料,总结、提炼出公安情报产品语体的基本特征。[结果/结论]情报编写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交际活动,并构成类型化语境,因而公安情报产品成为一种“语言的功能变体”,具备作为一种语体类型的基本条件;情报编写存在3种角色,即读者/用户、情报机构和编写者,它们相互构成情报供需关系、情报表达关系和语言表达关系,由这3种关系,可推导出公安情报产品语体的基本特征;这些语体特征体现在情报产品的词语、句子、表达方式、结构、修辞及非语言要素等方面。

数据: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学的研究对象

数据是一种蕴含着重要价值的情报资源。作为情报链主要构成要素,它的情报价值还有待重新认识与定位。实际上,数据具有情报活动所必备的描述功能和预测功能,有着十分重要的情报价值。当前,数据概念不断泛化,已经成为"信息"的代名词;数据更接近情报链中的"事实"端,不需要经由信息就可以直接转化为情报;在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数据应该成为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并进而建立数据情报学。为此,应对情报学原有研究内容,如研究对象、基础理论、情报流程、情报技术和方法、情报管理、情报应用等,作出调整与变革,以适应大数据发展的需要。

情报流程研究:述评与反思

情报流程是情报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在梳理情报流程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开展述评与反思,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关于情报流程的环节,存在"步骤"、"行动"和"要素"等不同表述,体现出对情报环节性质的不同理解与逐步深化。关于情报流程环节的划分,出现了"四环节"、"五环节"、"六环节"等不同的观点;可予以规范表述为:以情报用户为核心,以情报规划、情报搜集、情报处理、情报分析、情报应用、情报反馈等为情报流程的基本环节。关于情报流程模型,存在线性推进模型、情报周期模型、多重反复模型、网络交互模型、目标中心模型和情报价值链模型等多种观点,反映出对情报流程规律特征认识的不断深化。根据情报活动一体化发展趋势,应将情报流程纳入组织的整体构架中,构建由用户层、业务层、协作层、辅助层以及环境层等组成的情报流程体系。

大数据:让情报主导警务成为现实

通过分析我国正在实施的情报主导警务战略在"情报""主导""警务"等方面所面临的发展瓶颈,进而指出,大数据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成为驱动情报主导警务发展的重要力量,最后得出以下结论:各种大数据源可以化解情报匮乏的困境,为"情报"主导警务提供充足的情报来源;大数据强大的分析能力将破解情报"主导"不力的难题,促使情报分析能力和质量的提升;大数据可以科学分析事物的已知和未知状态,为情报主导"警务"即情报在警务活动各个方面的应用开辟广阔的空间。

论大数据环境下公安情报流程的优化

[目的/意义]公安情报流程是对公安情报工作进行科学规范的结果。大数据环境下,建立合理的、契合大数据发展趋势的公安情报流程,可以确保公安情报工作的有序、高效运行。[方法/过程]分析公安情报流程的形成过程及发展现状,梳理公安情报流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大数据环境下公安情报流程的发展与变革。[结果/结论]研究发现,融入大数据的内容、方法和技术,可以优化公安情报流程:突出情报用户的先导作用与核心地位,确保公安情报流程的高效运行,促进公安情报流程参与各方的交流互动,推动一体化公安情报流程体系建设,促使公安情报流程准确反映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

论中国语境下Disinformation概念的对接、转换与重新阐释

[目的/意义]针对中西方理解与应用Disinformation概念存在较大差异这一现状,提出中国语境下这一概念的对接、转换与重新阐释,为围绕中国问题开展Disinformation研究创造条件,进而在我国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方法/过程]梳理分析中西方理解Disinformation概念的差异,然后基于这一概念的3种基本属性,提出Disinformation概念进入中国语境的基本路径,即"对接→转换→重新阐释"。[结果/结论]"信息""误导""意图"3种属性及施众、受众两个要素,是中西方Disinformation概念对接、转换的基础和依据;从"信息"和"信息活动"两个角度,提出中国语境下Disinformation概念的两种定义,Disinformation则译为"误导性信息"或"信息误导与反误导"。Disinformation概念经重新阐释,可应用于研究中国社会现象,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论网络与群体性事件

由于网络信息传播的广泛性、多样性,网络信息交流的开放性、互动性,网民身份的匿名性、虚拟性,网络言论的非理性化、情绪化,群体性事件预防和处置面临许多新挑战。由于网络信息的难于控制,网络有时直接引发了群体性事件,有时间接推动了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党政部门在群体性事件预防与处置中,应加强网络管理,实现有效控制;重视网络信息收集,关注网络舆情动态;积极正面疏导,控制和引导网络舆情走向。

政府视域网络舆情研究现状及反思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政府视域网络舆情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它包括网络舆情控制、网络舆情管理、网络舆情监测、网络舆情引导、网络舆情应对等研究视角。这一研究领域存在明显的理论偏失:对政府与网络舆情的关系认识不准确,出现研究立场偏差;集中于政府单一维度的研究,忽视网络舆情其他维度的研究;强调网络舆情的消极影响,忽视其积极作用的研究;重视网络舆情应对方法与技术,忽视治本之策的研究。出于对政府视域网络舆情研究的纠偏,提出网络舆情沟通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为网络舆情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大数据侦查”质疑:关于大数据与侦查关系的思考

对"大数据侦查"及相关概念如"数据化侦查""数字化侦查"等进行梳理、辨析,可以发现,当前有关大数据应用于侦查的研究存在概念炒作及大数据崇拜现象。大数据只是侦查的一个要素,并未推动侦查模式的转型,并未导致侦查发生根本性变革。"大数据侦查"概念夸大了大数据对侦查的影响,也缺乏充足的理论依据,反而不利于大数据在侦查领域的应用。在大数据应用于侦查的实践活动及理论研究中,应把握好大数据环境下侦查工作"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坚持多种侦查方式的融合互补,规范并节制大数据在侦查中的应用,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大数据在侦查中的应用。

“大数据观”辨析

现有"大数据观"是在先入为主的情况下形成的,存在一些偏差或错误,有必要加以辨析、纠偏。从大数据概念角度分析,不能将数据规模的大小作为衡量大数据的标准,不必强调大数据与小数据之间的区分与对立,而应该推动不同数据的多元融合。从大数据功能角度分析,"让大数据发声""大数据革命""数据为王"等表述,夸大了大数据的作用,关于大数据功能的定位也不准确;其实,大数据同样存在缺陷和不足,它的功能是有限的,甚至还可能会带来危害。

论公安情报产品及其构成

公安情报产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但不能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公安情报产品具有独创性,情报内容不能重复生产;情报内容独立于载体,可面向众多用户提供情报服务;情报产品的效用取决于用户对情报产品的吸收、利用。根据公安情报产品的内容和编制方法的不同,可将它分为情况反映类情报、系统资料类情报和综合研究类情报三种类型。公安情报产品生产是由公安情报资料、公安情报用户、公安情报工作人员等要素,由公安情报需求分析、公安情报产品编制及公安情报产品转化应用等环节构成的完整的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