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合规的概念蕴涵与运用

政府合规是指行政机关为了防控行政违法违规风险所建立起的内部治理机制。我国政府规模较大、治理结构繁复,面对情景日益复杂、利益纷繁交错的行政管理事实和关系,传统循法而治的推进路径仍存反思的空间。政府合规以社会系统沟通为主导逻辑,整合以法律为主的规范集群作为媒介,为行政行为提供了稳定的规范性预期和确定性预期,使得行政权力得到合理约束定型。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必要挖掘传统行政法文化根基,深化对依法行政基本规律的认识,将政府合规作为一种重要的规范政府活动的方式进行制度化设计,府吏同治、多规化约、理法调和,运用规则之治思维打造出不仅合乎法律而且遵守规矩的合规型政府,为解决政府治理现代化问题提供一份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治权实体论:认识党政关系新视角

"治权实体"理论直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在对既往"党政合一"及"党政分开"理论建设性批判基础上,提出党政有机联结为国家治理主体的新理念,建议一方面党委与国家机关紧密联系,形成统一的国家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各方妥善分工,实现良性制衡。

论深圳经济特区立法评估制度的完善

立法质量评估和实效评估是立法评估制度的两个主要内容。目前我国各地立法评估普遍存在制度界分不清、自我评估居多以及实效评估被忽略等问题。我国的立法评估制度应从侧重"立法质量"向侧重"法律实效"的过程转变。深圳经济特区应当利用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地区优势,契合法律实效评估的效益性、客观性和专业性需求,率先完成转变,为我国立法评估的功能转型提供先例。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制度变迁

从行政服务中心到行政审批局,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组织演化与变迁逻辑主要围绕的是如何降低行政审批跨部门协调的制度成本。行政审批局"夺取"部门行政许可权以降低府际沟通成本的方式具有绝对集权的风险。制度变迁过程中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制度组织法制与程序规则上的问题并未解决。应当推演设计行政审批局模式"后时代"的法律制度安排以保证制度更新中的理性,确保权力来源正当,权力配置有限,权力的行使受到规制和约束。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正当性判断标准研究

行政许可权的横向配置存在多种集中模式,行政许可权应该相对集中到何种程度最为妥善,缺乏标准,莫衷一是。欲使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成为行政法上可被操作之制度或方向,势必应有更为明确且具体之内涵。现有研究成果表明,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的问题主要是行政权力横向配置的问题。因而在判断行政许可的权力配置模式是否具备正当性的问题上,宪法层面上的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与方式具有启发意义。应当通过最低限度标准、功能适当标准和边际约束标准等三个要件对相对集中的组织行为予以判断。同时满足三个标准,行政许可权的相对集中行为即具备了正当性。

平台型政府及行政法律关系初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要求。平台型政府在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必有一席之位,而平台型公共行政事务的发展推动行政法学研究界域的扩展,其双向、赋权、协同、混同的特性对传统行政法律关系及其构建提出了新的挑战。构建新型平台型行政法律关系,重构行政管理关系各方的地位和行为规范,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历史使命和重要现实课题。

法定机构的价值定位与制度改进

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产物的法定机构,是以市场和竞争为导向的新型公共组织形式。新公共管理的经济性单维价值取向和政府碎片化管理模式造成了法定机构运营价值偏颇与机构协作断裂。在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法定机构应定位于高效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组织机构,并与政府、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公共组织错位发展,共同参与到公共治理当中。政府应当树立整体性协同治理理念,建立法定机构常态沟通交流机制,为法定机构提供持续的指导和帮助,在加强对法定机构控制的同时增强主要政策部门代表在法定机构理事会议决策中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

政府数据采集的法治路径

政府数据采集是政府数据治理全生命周期的逻辑起点,也是政府数据价值实现和风险管控的重要场域。实践中政府数据的使用处理、开放共享等价值增值环节较受重视,对采集端行为的关注和规范常被忽视。全面检视我国政府数据采集运行现状,主要存在对“有权采集”的误读、对程序规则的轻慢、比例原则的失洽及监管制度的缺位等问题。未来,公共机构应该对采集功能进行再识别和再定位,以实现采集中的多元利益平衡;从主体、程序、内容和标准等方面入手,建构政府数据采集的法律规则体系;通过内部自我纠错、主管部门监管和相对方救济,完善政府数据采集的监管与救济机制。

人民调解的必由之路:迈向自治型纠纷解决机制

人民调解作为民间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社会对于纠纷解决的普遍参与,而非个别权威或权威阶层对纠纷解决的垄断和强制是其保持自治的重要因素。外生型与自治型之间的矛盾是当前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体制障碍,也是影响人民调解纠纷解决能力的主要原因。自治型人民调解在加强社会自我解纷能力、弥补法律空白和促进公共道德重建等方面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未来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应当以其群众性、民间性、草根性为特色而立足,通过社区参与、注重社区文化并借助民间组织活力迈向自治型纠纷解决机制。

大数据时代技术治理的法治挑战与应对——以民族地区为例

大数据时代,以传统法律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遭遇挑战,新兴的大数据技术快速兴起并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实施,以及民族地区的数字经济水平和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技术治理存在着"向善"和"向恶"的双重关系,又因为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偏见的带入而使其陷入合法性危机。民族地区的技术治理还存在与民族自治法规、民族民间规则的冲突等问题。为此,应该加快推进民族地区技术治理的法治化水平,重塑技术治理的法治定位和规范方案,以法治约束"技治",保障法治对技术治理的监督与评估。在此基础上形成"在技术中植入法规,在法规中适用技术,在技术与法规之间融入习惯"的协同治理局面,以优化盘活社会治理资源,提高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