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前夕长江流域省份新军状况研究——以徐树铮《参观宁镇湘鄂皖陆军禀报》为中心

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参观宁镇湘鄂皖陆军禀报》,是宣统三年江北督练公所参议官徐树铮随陆军部官员参观江苏、湖南、湖北、安徽四省新军的考察报告。作为一位留日初归、意欲了解本国练兵实情的新军军官,徐树铮在考察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武昌起义前夕长江流域省份新军的官兵素质、武器装备、营房内务及军事训练状况。同时,他还察觉到长江流域省份督抚编练新军时的消极态度,甚至有督抚对新军充满敌意。通过徐树铮的考察报告,可令人直观了解辛亥革命爆发前夕长江流域省份新军的内部状况,一方面,有利于从军事专业的角度认识新军的表与里,客观评价清末新政时期的练兵成效;另一方面,有助于从地方督抚角度解释新军转向革命的原因。

新军编练与新疆辛亥革命研究

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掀起编练新军的热潮,地处西北一隅的新疆编练成暂编陆军第35协和伊犁混成协两支新式陆军。新疆新军编练过程中存在诸多的掣肘性因素,成军历程曲折繁杂。新疆编练新军成效显著,其内部机制展现其现代化特征,成为清末新军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新疆新军编练对于辛亥新疆时局影响至深且巨。

袁世凯与义和团运动后的善后接收

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翻案式"的观点反正之沦落,颇形萧瑟。因此,重建史实至为关键。以袁世凯在义和团运动后在东北和天津地区的善后接收为例,该问题就不为学界所重视,缺乏系统研究。其实,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通过接收,一方面收回了部分利权,在一定程度上可谓起到维护国家主权的作用,有利于稳定地区局势,恢复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于无形中提高了袁世凯的政治威望,对其后的仕途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也进而影响到了清末民初政局。

一战期间冯国璋对中德关系的态度转变探析

一战期间,中国对德政策经历中立、抗议绝交、宣战三个阶段,在后两阶段冯国璋态度历经两度转变。冯国璋从调解府院之争的角度出发,由反对抗德绝交转变为赞同绝交;在第三阶段,冯国璋由反对参战到力主参战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出于国家长远利益的考量。相较前者而论,冯国璋后者态度转变更具积极进取色彩。冯国璋态度的两次转变客观上催化了北京政府的抗德绝交政策、对德奥宣战政策的顺利实施。

张之洞与1903年江阴陆海军联合演习

1903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调集湖北、江苏陆军及南、北洋海军在江阴炮台举行了一次跨区域、跨军种的军事演习,这既是其军事改革理念使然,也是为了树立湖北新军威望、推广湖北练兵模式。在筹划阶段,张之洞选定江阴炮台为演习地点,致电各方商定参演部队、演习方案,并聘请在华的德国军官和日本军官提供协助。日本为刺探中国军事情报,积极派遣海军军官担任演习审判官。2月14日至15日,在江阴集结的陆海军按照预定方案分编为东、西两军,开展了为期两天的水陆攻防演习。江阴陆海军联合演习对张之洞本人、江鄂两省军事局面及地方督抚的练兵决策均有直接影响,推动了清末新政初期的军事改革进程。

清末兴复海军政策的酝酿、出台及其演变

兴复海军,是清末新政背景下清政府筹建海军的最后一次努力。陆军部成立前,地方督抚、练兵处仅在海军方面做了一些筹备工作。直到1907年陆军部始出台兴复海军政策,第二次海牙保和会上列强的欺辱激起朝野兴复海军的热情,然因财力不足难以落实。宣统朝筹办海军基础大臣、筹办海军事务处先后主持海军事务,兴复海军政策短期内数次演变。清末海军政策的酝酿、出台与演变,反映出清朝中央政府的军事改革思路从重陆轻海向海陆并重的转变。这一时期海军政策尽管存在出台时间较晚、变化频繁及后期冒进等问题,但在重视海军、维护海防的宗旨指导下,仍推进了中国海军现代化的进程。

1908年太湖秋操考实

太湖秋操,是清末新军在安徽太湖开展的第三次大型军事演习,并未因光绪帝、慈禧太后去世及安庆起义而完全停操。太湖秋操分为筹备和实施两个阶段:一、筹备阶段,陆军部会同地方督练公所共同筹划,涉及秋操新军编制、颁布秋操相关条令、设立阅兵处、勘测会操地域及动员新军等工作;二、实施阶段,阅兵处是秋操的总指挥机构,新军各部进行为期三天的诸兵种会操,第四日阅兵式因安庆起义而中断。太湖秋操是南方新军在东南地区举行的第一次秋季军事演习,对于中国近代陆军的发展进程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宣统三年的永平秋操

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筹办永平秋操兼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例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则是回应日本在辽东半岛的军事扩张。永平秋操筹备期间,军谘府、陆军部会同地方督练公所筹划秋操相关事宜。此次秋操,清政府对军谘府、禁卫军寄予厚望,体现了满人在军事领域的诉求。武昌起义爆发后,八月二十二日,清政府谕令停止开操。但永平秋操没有因停操谕旨而烟消云散,它无意中成为清政府迅速集结兵力、南下武汉前线的一次战场动员。从这一角度审视,它对辛亥时局更具深意。

清末边疆新政的另类视角——以外籍人士眼中的新疆新政为中心

清末外籍人士鲍戈亚夫连斯基、布鲁斯、马达汉、日野强、莫理循等人在新疆任职或游历时,留存了一批著作、游记、考察报告书和图片集,可弥补现行史料之不足。这些身处历史现场的观察者,记录了数位新疆要员对中央新政决策的态度、不同时段的新政进展情况及实际成效,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清末新疆新政的原生态面相,与后世研究者建构的新疆新政图景颇有不同。作为观察者,他们对新疆新政各有态度,相较初期鲍戈亚夫连斯基、布鲁斯的保守态度,马达汉、日野强及莫理循等人对日俄战后新疆地方当局推行新政都寄予厚望。

铁良南下与清末军事改革

1904年7月至8月,清廷接连颁布两道谕旨,令铁良南下勘查江南制造局新厂址、清查财政及考察军队,这是清政府练兵处主导下筹饷练兵政策的一次具体实践。铁良南下行程因使命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江苏,清查财政与考察军事并重,期间接到毋庸清查财政的谕旨;第二阶段在安徽、湖北、江西、湖南、河南五省,停止清查财政,全面转向军事考察。1905年2月,铁良回京复命,奏报了南下考察详情。铁良南下达到了预期目标:其一,练兵处制定了南北中三厂齐建方案,解决了兵工厂建设问题;其二,筹集到数额可观的练兵经费,催促各省执行筹饷政策;其三,迫使地方督抚遵照练兵处章程编练新式陆军。无论是清查财政,还是考察军事,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于筹饷练兵。铁良南下,成为练兵处推进筹饷练兵政策走向实践的关键环节,对清末军事改革进程具有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甲午战后新军军事对抗演习述论

甲午战后,袁世凯、张之洞因其对军事改革的理性认知及练兵实践脱颖而出,新建陆军、自强军及湖北护军营先后成军。小站练兵期间,袁世凯将军事对抗演习引入新军军事训练,并从理论层面对之完善。自强军编练伊始,张之洞即提出了开展军事对抗演习的设想,刘坤一接办后始正式实施;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内,湖北护军营也开展军事对抗演习。军事对抗演习是新军军事训练的高级阶段,实为中国陆军军事演习之滥觞。相较而论,小站新军的军事对抗演习水平远超自强军、湖北护军营,这迅速提升了袁世凯的军事声望,为其编练北洋新军,进而孕育北洋集团奠定了基础。

督练公所与清末军事改革中的风险应对

在清末军事改革过程中,全国各地时常爆发军界冲突、军民冲突、军警冲突和新军革命等风险事件,加剧了当时的军界危机和社会危机。作为新设立的省级军事总机关,各省督练公所成为地方应对清末军事改革风险事件的主体机构,负责事前防范、应急处置、善后处理等工作。尽管督练公所在事前、事中、事后的应对措施大体能够控制局势、平息事态,但仍存在风险意识淡漠、防范措施不周、应急预案缺乏、善后工作不到位等问题。清末军事改革风险事件频繁、普遍、反复地发生,反映了各省督练公所应对措施的局限,更折射出清朝地方政府军事管理能力和水平的低效。面对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各省督练公所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无法、无力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

清末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原因考析——兼论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关系

长期被学者广泛征引的哈汉章回忆录,将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的原因归结为派系权力斗争,片面强调士官生与北洋派的冲突。这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事实上,练兵处调入留日士官生是在袁世凯主导下进行的,与所谓的派系斗争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另有他因:袁世凯需要士官生淡化练兵处的北洋色彩,以钳言官之口,避朝廷猜疑;练兵处需要士官生补充紧缺的军事人才,并借机从地方督抚手中收回留日军事教育主导权。士官生进入练兵处后,与北洋派的关系随着袁世凯、铁良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经历了从前期合作到后期冲突的过程。

北大图书馆藏姚锡光《筹陆军刍议》及其史料价值

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筹陆军刍议》,一函一册,收录了《拟订陆军纲要一门说帖》《全国陆军章制总目》《全国陆军纲要第一》《拟订陆军官职阶级议案》等条陈。该书是光绪三十年(1904)姚锡光奉练兵处会办大臣袁世凯之命撰写的中国陆军改革草案,既揭示了清末新军制度的来源途径及练兵处幕后人物的活动,也弥补了姚锡光仕途轨迹中缺失的某些环节,有助于深化清末练兵处及姚锡光的研究。

《民法典》人格权编语境下对保全证据公证业务的若干思考

《民法典》中新增人格权编,与《民法典》其他各编相互联动,构成了一幅丰富的民法规范适用地图,对实务产生深远影响。《民法典》人格权编对公证实务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保全证据公证业务与人格权保护关联性最强,一是人格权编为保全证据公证业务拓宽了新思路,确定了各种具体人格权的概念,并以一般人格权作补充。

晚清省级军事机构演进

咸同以降,作为战时军营管理机构的营务处突破旧制,成为省级常设军事机构。清末新政期间,营务处无法满足编练新军需要,被练兵处创设的督练公所取代。陆军部欲借督练公所收束地方军权,但其效力被督抚推行的督办体制消解。后陆军部、军咨处试图改督练公所为中央直辖的军司令处,又遭督抚群起反对,最终未能建立垂直管理型军事领导体制。地方督抚继续借分寄旧制维持手中军权。这一时期的央地军事权力格局并非"内外皆轻"所能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