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位烷氧基保护和3-/3,8-位三苯胺拓展1,10-菲咯啉衍生物与银离子识别

在1,10-菲咯啉的5,6-位引入烷氧基后,分子的反应活性明显提升,同时获得的三苯胺基(TPA)衍生物的溶解性也明显提高。晶体结构分析表明:烷氧基团是以六元环形式的乙撑二氧结构接入1,10-菲咯啉环的5,6-位。化合物TPA1和TPA2均对Ag+表现出选择性识别作用。其中,TPA1与Ag+作用后虽然荧光减弱不明显,但其发射波长明显红移(47 nm)。而TPA2和Ag+作用后,415和542 nm处荧光发射峰同时淬灭。化合物TPA3虽然也能与Ag+发生相互作用使荧光减弱,但是其荧光减弱幅度不大,很容易受到其它杂离子干扰影响,不适用于离子识别研究。

一种氮烷基化的2-(5-溴-4-甲基噻吩)-咪唑[4,5-f]-[1,10]-菲咯啉三羰基铼(Ⅰ)配合物的聚集诱导荧光增强效应

本文旨在探索基于2-噻吩-咪唑[4,5-f]-[1,10]-菲咯啉(TIP)结构的三羰基铼(Ⅰ)配合物的聚集诱导荧光增强(AIEE)性质。研究了2-(5-溴-4-甲基噻吩)-咪唑[4,5-f]-[1,10]-菲咯啉(1)与不同溴代烷烃之间的氮烷基化反应,并成功制备了3种具有不同氮烷基链结构的TIP衍生物(2a^2c)。氮烷基链引入可以明显提高其在有机溶剂中的溶解性以及不同程度影响TIP中相邻咪唑环和噻吩环的二面角。通过配体2a与五羰基氯化铼的配位反应成功制备了一个具有AIEE性质的三羰基铼(Ⅰ)配合物3。通过对三羰基铼(Ⅰ)配合物3进行X射线单晶衍射的分析,发现该配合物的AIEE活性取决于其松弛的分子堆积结构以及多重的分子间氢键作用。

清代前期云南铜矿业及其生产性质的探讨

【正】 清代前期云南铜矿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矿业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本来,清初鉴于明代后期矿政方面所造成的危害,对矿业曾采取封禁政策。但由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清王朝财政上铸币的需要,从康熙朝二十年代“三藩之乱”平定以后,就在云南开展了铜矿的生产。关于清代云南铜矿发展史,已有不少专著作过详细论述,但对其生产性质则尚无一致的看法。本文试图从云南铜矿生产的发展,联系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提出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同志。

辛亥革命前后珠江三角洲乡镇缫丝工业的发展及其典型意义

多少年来,史学界关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新式工业产生和发展的探讨,很少对广东珠江三角洲的缫丝业给以应有的重视,有的著作将陈启源创办继昌隆及南海、顺德缫丝工厂的兴办只作简单叙述;有的将顺德缫丝工厂的资本额与上海中外缫丝厂的巨额资本相对比感到前者相形见绌。我们认为广东缫丝业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第一、它是当地人民群众自力兴建的民族工业,在南中国扎下不拔之根;第二、它对当时广东地方经济所作的贡献应给以高度评价;第三、它是我国近代乡镇工业的先驱典型,对当前我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有其亲切的经验联系。下面根据较翔实的统计资料,着重就上述三点对珠江三角洲乡镇缫丝工业的发展加以阐述和分析。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苏松地区的减赋和治水

苏州、松江两府夙称东南财赋之区,但是,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苏松人民被迫向政府交纳苛重的田赋;同时,由于地处太湖之滨的低洼水乡,经常受到水患的威胁。究竟苏松人民怎样在重赋与水患之中生活下去呢?这里着重从封建政府的治水以及田赋减轻两方面加以说明。

四川清初招徠人口和轻赋政策

清代田赋,继承了明代旧制,各省赋额以明万历年间定额为准。但是四川省雍正年间所定赋额却远比明代定额为低,这是清代田赋史上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从清初川省人口大减以至政府如何招徕,从土地开垦以至土地如何清丈,从这两方面的内在联系探索川省赋额特轻的原因,然后对轻赋政策的实效作进一步的分析。文中错误之处,希阅者不吝指出。

关于汉文帝免田租十三年的历史传说

中国赋税史上关于汉文帝连续免田租(税)十三年的传说,很少有人提出异议,真是“汉文皇帝有高台”,其高不可及矣。我们觉得这个高台可能是一座空中楼阁,因为,作为一代封建王朝,连续十三年不征田赋是绝不可能的。下面从史书记载说起。汉初的田租征课,据《汉书·食货志》记载:高帝初期“轻田租,什五税一”,嗣因开支需要,有所增加,至惠帝即位,“减田租,复十五税一”。至文帝即位二年(前178年),“召赐今年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十二年,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募民入粟受爵,随后减免了全国民田的租税。《汉书·食货志》是这样说的:

清顺治年间湖广等省兴屯始末

清代初期经过多年来军事破坏,天灾不断流行,各省户口大减,土地大片荒芜。从清政权建立开始,就感到恢复社会经济问题的紧迫,对招徕流民垦复荒地特别重视。但战争年代,垦荒只能在烽火的夹缝中进行,收效自然有限。顺治六年(1649)清廷颁布了一道关于全面垦荒的规定,经过数年,仍无多大进展,其原因除军事未定这一重大障碍外,还由于清初吏治未上轨道,以致垦政不能正常进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清廷决定另定一套屯政系统以专责成。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军费困难问题特别严重。

辛亥革命前湖南矿业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正】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者加紧对中国疯狂侵略,摆出一副瓜分中国的架势.英、俄、德、法列强除军事上占领沿海军港、外交上强迫清廷承认势力范围外,经济上的侵略特别着重通过资本输出方式进行铁路线和矿山的开拓.铁路线仅有几条,矿山则各地广泛存在,因此抢占矿山形成了一个狂潮.从1895年至1899五年之间,全国各地矿产面临着瓜分的危急:法——独占云南、广东、广西矿产(1895年5月《中法商务专条附章》);

战时日本知识阶层与穆时英的交流——从《文学界》追悼特辑到夭折的文艺团体“中日文艺家联盟”

穆时英是中国现代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其文学受日本新感觉派影响颇多,被称为中国的横光利一。然而,关于穆时英与日本知识阶层的实际交往过程及战时日本文学界对穆时英的理解与认识,却并未受到广泛关注。穆时英遭暗杀前数月,曾与日本文学界有过短暂而频繁的交流。遭暗杀后,横光利一、片冈铁兵、菊池宽等数名日本作家,于《文学界》《文艺春秋》等大型文艺杂志上发表了穆时英追悼特辑或悼文,仿佛体现了与穆时英深厚亲密的交谊及对穆时英的认可与重视。然而,细读每篇追悼文却可发现,执笔作家中几乎无人读过穆时英的作品,与穆时英的交流也多为一两面之缘。因此,本文以战时日本知识阶层对穆时英"大肆追悼"的表象和"相知甚浅"的内实之间存在的反差为契机,通过理清穆时英与日方交往的细节及其作品的日译情况,探究战时日本文学界对穆时英的理解,及谋求与沦陷区建立所谓"文艺联盟"、实施所谓"文化提携"的一个侧面。

抗日战争前汉口的洋行和买办

洋行买办制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深入经济侵略下的特殊产物.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它曾经是到处喋食中国人民血液的毒蛇;它操纵着中国的对外贸易,使中国国民经济不得不日益深刻地受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影响,从而把中国陷于帝国主义国家附庸的地位.汉口在抗日战争以前是华中一个进出口货最多的城市,洋行买办在这里有着一定的发展.通过对洋行买办的研究,可以窥见帝国主义深入经济侵略的一般情况.

从清代前期苏州的踹布业看资本主义萌芽

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母胎是封建社会.当资本主义因素还处于萌芽期的时候,它既不能脱出封建主义的外壳,也就不能不受封建主义的约制.这时候,封建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交织在一起,并在腐朽的政治势力影响下形成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了看清楚资本主义萌芽的脉胳,我们必须从复杂关系中找出两种因素的头绪.清代前期苏州的踹布业。

从清代前期苏松地区丝棉手工业的生产来看资本主义萌芽

【正】 从明代后期以至鸦片战争爆发以前,资本主义萌芽已在我国某些地区的某些生产部门中开始生长,并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苏松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这里的丝、棉手工业的商品生产有着相当高度的发展。对于这个地区的丝、棉手工业的封建关系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复杂性的探讨,将使我们对当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程度的认识有些益处。目前,史学界一般都承认鸦片战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生长,但对萌芽发展程度的估计则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已经达到工场手工业阶段,有人认为不过是稀疏的萌芽。这篇短文只是在学术界已经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一点肤浅看法,请读者指正。

清初的垦荒与财政

二、清王朝的屯政与军粮财政屯垦是全面垦荒生产的一部分。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军粮和官府粮食需要,调集一部分军队,或组织一批劳动力,从事垦荒生产,叫做“军屯”和“民屯”。军屯、民屯既供应粮食的迫切需要,也具有财政上的重要意义。

清初的垦荒与财政

明代末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十分尖锐。王公、贵族、官僚及地方豪强势力,各自凭借特权吞并土地,形成大土地集中。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沦为地租压榨之下的佃农,一部分成为特权地主的家奴、佃仆。国家的赋税日益加重,破产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逃亡转徙,一幅凄惨的流民图,到处可以看到。这就是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的社会背景。明末清初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前十七年(1627—1644)是农民起义军推翻明王朝政权的战争,后三十九年(1644—1683)是清王朝镇压人民起义和反抗势力的战争。

王船山的赋役论及其思想体系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不仅在他的哲学、史学、经学、文学等重要著作中放出了光辉的异彩,同时还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作为一个史学家,他畅论古今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经济制度;他强调重农,认为一切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和改革都不能离开当时农民的利益,任何违背农民利益的措施,必归失败。他指出“谷贱伤农”的严重意义,从而承认商人在促进农产品交流上所起的作用。

清代田赋起运存留制度的演进——读梁方仲先生《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一文书后

在中国封建专制时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划分的体制问题,一向未受到重视。这个问题在唐代中期曾经提上日程,当时某些突出的方镇势力,为了扩充军事力量,将当地田赋收入大量留用,并在所属州县新增赋额。至宪宗时(806—820)情况有所改变,形成了“上供”(供中央)、“送使”(归节度使)和“留州”(留给各州)各占三分之一的局面。实际上是“起运”到中央的占三分之一,“存留”归地方的占三分之二。以后“上供”

明清赋役改革与官绅地主阶层的逆流

在中国封建社会,官绅地主阶层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拥有与一般地主不同的经济势力。一般地主都通过占有大面积土地攫取地租收入,但他们与其他小土地所有者一样要按规定向国家纳税服役,而官绅地主则以本人在官的原因,免除本人及其全家服役。由于全家免役,于是一些企图逃避徭役的戚族人等将他们的家口连同家产一起寄托在官绅名下成为受官绅荫庇并被任意支配的客户,这种依附关系受到国家政权的允许和默认,每当一个朝代赋役日益繁重的时候,这种避役的依附趋势便暗中增长。这样,官绅地主家族的势力日大。

明清两代田地、人口、赋额的增长趋势

封建国家的田地(纳赋地)与人口、赋额有着相互顺序的关系。一般来说,人口增加促进垦地增加,垦地增加又导致人口增加;同时,耕地面积加广,赋额也随之加大。

“首届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基础资料的钩沉与整理”会议侧记

2018年7月7日至8日,“首届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基础资料的钩沉与整理”于日本早稻田大学3号馆704教室召开。本次会议为国内外首次以周作人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由早稻田大学商学院小川利康教授主办。来自中国、日本、英国的35位专家学者在大会上进行了精彩的报告、演讲和点评,包含到场聆听者在内与会人数总计超过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