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标准化实现算法透明研究

算法透明作为对算法规制的重要方式,在国内外皆得到立法上的确认,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因没有明确标准而面临隐私权、个人信息权以及商业秘密的抗辩和技术上的挑战,进而难以得到有效具体落实,因此有必要借助标准化手段落实和完善算法透明。本文通过将法律上的实体权利与标准相结合进而保障算法透明落实,解决了本土化的算法备案制度所面临的困境从而为算法透明提供有效落实方式,明确了算法解释的适用场景,以算法解释填补算法透明难以满足的空白。

算法商业秘密的秘密性认定标准研究

算法作为商业秘密的保护客体已经在实证法上得到了确认,但是算法和其他一般的商业秘密相比存在着特殊性,算法秘密性与算法披露规则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兼容性,算法的黑箱性与复杂性使得其秘密性认定存在一定障碍。因此有必要对算法商业秘密的秘密性认定标准进行明确,有效落实对算法的商业秘密保护。本文将考虑到算法的特殊性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在司法适用上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相关案例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明确算法秘密性认定标准,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十二条进行合理解释及具体适用。

论经济法法权的生成——一种法权模式演进的研究视角

生产方式的变革,产生不同的法权关系,并推动法权模式演进。个体小生产的法权关系为存量利益关系,与之相契合的是传统公私法权;社会化大生产的法权关系是增量利益关系,它是经济法法权生成的基础。经济法法权由经济法私权和经济法公权构成,同传统公私法权内涵有本质不同。现代法权体系是新旧法权的辩证统一。

风险与法律:食品安全责任的分配如何可能

在现代社会,科技发展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日益增多。如何防范风险,确保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健康,构成世界各国政府与公众关注的焦点;随之,法律结构也有了改变。由于风险所带来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因果关系链在经验世界中断裂,借助"肇事者原则"来确定过失与肇事者,并据此分配责任以补偿受害者,在举证上也就变得日益艰难。然而,人类要存续,法律要实现预期功能,仍需假定风险是可把握的、可控制的外在客观对象,并添加"预防原则"以重新分配食品安全责任,达到分散风险目的。为此,除了要构建食品安全主体的责任伦理外,还需实现从单纯惩罚机制向责任保险模式的转变。

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公众参与专利审查制度之探究

风险社会背景下,专利局的有限理性、信息偏在等因素使得传统专利审查模式日益受到挑战。在专利审查品质几乎决定着专利品质的情形下,防止"问题专利"增多的主要策略在于对传统专利审查模式做出变革。为此,可在修订《专利法》第5条第1款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公共专利评审的制度经验,通过引入公众专利审查听证制度作出适当回应。

分配正义中的政府责任：以风险与法为视角

传统意义上的分配正义通常被理解成财富分配正义,甚至等同于收入分配公平,而忽略或者较少涉及风险分配正义及其所针对的当下社会中财富占有越少者而风险承受却越大的规律性事实。处在争论中的机会公平方案和结果公平方案都只注重于财富分配正义而缺少风险分配正义的安排,且主要基于"原理取向"的进路研究问题和设计制度。为矫正当前因风险分配失衡所恶化的财富分配失调,具有较强分配功能的经济法和社会法,应当遵循"问题取向"的进路,在追求财富分配正义的同时,将风险分配正义纳入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并确立风险分配正义中的政府责任。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专家治理模式的重构

新的食品法有很多进步,充分考虑到了科技发展对食品行业的影响,要求设立评估专家委员会对食品风险进行监测和评估。这种科学主义的法制理念顺应了世界食品法的潮流,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决定权彻底交给专家,其中预设了专家的完全理性和绝对"善品",这在科学程式和经验事实上都是欠妥当的。我们在肯定食品风险专家治理模式的同时,也要注意其中存在的可能缺陷。可通过增加公众参与、价值披露和专家责任等制度设计,弥补这种模式不足,实现专家与民意之间的风险沟通。

论专利执行险诉讼中专利权人举证责任之完善

在现行民事诉讼举证规则下,专利执行保险条款加重了专利权人的举证责任,这导致专利维权举证难、成本高现象突出,同时抑制了科技型中小企的技术创新动力。为减轻专利执行险诉讼中专利权人的举证责任,我们可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在现行法的框架下,借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明确专家证据的可采性,减轻专利权人对技术性问题的举证责任;完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的内容,重新分配专利执行险诉讼中专利权人的举证责任。针对不同的专利类型,通过减轻专利权人在专利侵权诉讼时的举证责任,降低专利权人在专利执行险诉讼时,对调查、取证费用的理赔数额。二是在制度设计上,对专利执行险条款"不保范围"作出调整,适当地扩大保险人的承保范围,从整体上减少专利执行险诉讼的争议点,进一步减轻专利权人的举证责任。

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地位之争再评价

历史上经济法与民法之间关于调整对象与地位的争论受到太多的误解,需要重新阐释以发现其历史意义。通过考察特定历史背景,我们发现这次争论的价值不仅促使经济法获得独立法律地位,增进对法学研究的理解;而且有助于经济法学研究转型,在因应经济发展上呈现出三元结构、问题取向、法外论法、结构性研究等有别于传统法学的独特风格。

经济法行为类型化研究初探

目次一、问题的提出二、行为类型化研究的前设:"法律行为"的界定、反思及对经济法行为研究的意义三、经济法行为类型化的初步分析四、结语当下的经济法行为理论的研究主要偏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进路,徘徊在法理学复制、调整对象推导等基石范畴提炼或者制度层面的某一种经济法行为分析上。

金融危机的观察:以风险与法为视角

过于关注危机监管的法律人忘记了一点,在认识论意义上,对危机的观察都预设了某种区分,区分不同,观察结论各异,因而危机应对之法也有差别。以危机/风险之区分为出发点来观察金融市场,可发现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和监管的滞后性。这不仅源于危机的风险本质,还在于基于风险/安全、风险/效益和风险/文化的不同观察图式来审视金融风险,亦可能带来危机对策法上的冲突与对立,因而在治理上很难达成共识。尤值得关注的是,只有在风险/文化这一区分指引下,法律人才有可能增进在中国语境中的危机观察能力,找到契合"本土资源"的危机应对策略,而不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支配。

论规划效力对政府责任的法律控制

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约束性指标对政府责任的法律效力命题,为规划法治化的研究打开了一个切口。规划的法律效力与法律的法律效力存在差异,并且在正当性和可行性上不乏需要论证的疑问。在规划中,约束性指标与预期性指标的法律效力差别,是法律效力的有无还是法律效力的强弱,也值得描述和论证。实现约束性指标对政府责任的法律效力,需要将规划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其关键是在就政府责任的重构,全国性规划与地方性规划、国家预算、产业政策、经济杠杆等的关系作出合理的制度设计。

老龄人健康风险的政府规制问题研究

有关老龄人健康问题的主流研究侧重养老服务和医疗保障,但它的证成需以政府和个人的资财充足为前提。这脱离当下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还不富裕的实情。因此,在当前各种资源(包括医疗资源)均有限的条件下,政府应该科学有效地规制老龄人健康风险,以最小经济成本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老年病发生,节约社会资源。

劳动力权之正当性依据

劳动力权的凸显是回应现代社会劳动力价值提升挑战之结果。其中,企业的“契约组织”性质是客观前提;劳动创造价值的历史梳理是观念基础;知识经济下劳动力价值的提升是经济解释;世界各国的对劳动力权的规范与实践之操作是法律现实。这些表明,劳动力权的创设是现实而非乌托邦。

论经济法法权之合法性

依据现代宪政理念,为了保障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并同时对政府的经济调制行为予以规制,我们必须赋予市场主体以经济权利并厘定政府经济权力的边界,这是经济宪法的第一要务,也只有在当宪法真正履行着它的道德承诺,真正确定政府机构对全体公民的经济义务而限制经济权力的时候,它才具有合法性。经济法法权合法性分析必须在此前提下展开,才能构建和谐的市场经济秩序和理性的权利(力)结构,使市场经济主体作出合乎本性的自然选择,实现自我的经济福利。

法律与风险:基于卢曼“二阶观察”方法的观察

关涉"法律与风险"题域的文献大略有实在法学、法经济学和跨文化交叉等主要研究进路。在卢曼"二阶观察"方法的观察下,这些进路分别受到安全、效益和(广义的)文化等观察盲点的限制,存在一些缺陷,需引入系统论的分析模式。依此分析模式,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的、功能分化的社会大系统,为了达到降低社会的复杂性与偶然性的目标,就需要将法律看成是一种与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教育系统、科学系统等相并列的次级功能系统。因此,法律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自我创生性,即在将其他关联系统作为环境的前提下,依据自身的符码和程式进行运作,利用风险意义上的各种激励因素进行结构耦合,从而体现为一个规范上封闭且认知上开放的、利用二元符码(合法/非法)和条件性纲要(法律文本)来运作的系统。在克服系统内部风险方面,主要是当现代社会的法律呈现出以法院为核心的层级分化、以法官裁决为中心的结构时,对司法裁判的风险如何借助于司法决定的方法与法院的组织系统进行化解。在克服系统外部风险方面,主要是在法律对风险作出回应的方式中,其应当遵循功能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关系法则,以其特定方式回应系统的环境中的风险所造成的危害,同时解决当下如何面对未来的问题,以稳定规范性预期。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2项(合同中个人信息处理)评注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2项前段“为订立、履行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确立了合同订立与履行中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基础。其中,就“合同”的适用应限定于民事合同关系;“订立与履行中”可解释为从先合同义务中的“合同准备”到合同履行完毕这一全过程。主体要件“个人作为一方当事人”应作目的论限缩,个人信息主体需满足年龄与民事行为能力双重要件。对“必需”的判定应当以合同目的作为判断基准,且禁止将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直接作为合同目的,必要时可引入“场景理论”模型开展续造工作,结合合同类型、合同关系的内容以及基本目标,比照规范性文件、交易习惯等予以确定。

论算法作为商业秘密的侵权认定

算法作为商业秘密的保护对象虽在实证法上得到确认,但其所具有的技术性、抽象性、易变性和不透明性等显著特点,给商业秘密侵权认定带来极大的挑战。目前,相关案件的审理通常采用“接触+实质性相同-合法来源抗辩”的侵权认定规则。尽管此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算法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举证难题,但仍存在保护范围不清晰、实质性相同比对方法不明确以及公共利益抗辩界限模糊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算法商业秘密侵权认定规则的完善,在保护范围上应定位于算法所传达的核心思想和逻辑;在实质性相同对比阶段,应将“基本一致”作为判断标准,并采用“内外部测试法”分别对算法的思想、表达各要素及整体进行比对;明确算法公共利益抗辩的适用场景,并基于算法正义,与预先审查算法透明度的制度和规则相衔接。

中国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的经济法学分析

针对当前分配领域中存在的失范现象，学界提出了“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两种矫治方案，但由于陷入过多的理论化、哲学化争论，缺少对其可实施的条件和制度改造的分析，难免流产。倘若换一条思路，基于“问题-解决”方案，从“市场-政府-社会”和“问题-原因-对策”框架切入，在尊重市场、政府和社会三种不同的分配原则前提下，将法律作为政策的工具来执行，通过构建市场、政府和社会之间相互协调补充的分配法体系，规范当前不同领域的分配失调行为，将有可能改善贫富差距过大现象.

论经济法之内物权——兼论民法物权的局限性与企业法创新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指出 :“活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而人是产生活劳动的劳动力的天然所有者 ,因而创设经济法之内物权 (人对其劳动力的所有权 ) ,既具有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 ,又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理论上、法律上的可行性 ,而且在法律上确认经济法之内物权 ,使投劳者得以之对抗投资者纯粹以资本所有权无偿取得剩余价值 (并不衙认投资者之内物权。重构投资者与投资者的利润分配关系。这对于突破我国企业立法中民法物权理论局限性所带来的立法上的局限性 ,创新企业立法 ,从而解决我国企业产权不清、国有资产流失和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