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的《第二次降临》: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

叶芝《第二次降临》的主题框架是(世界)历史的进程。诗歌将两个不同层次的叙事序列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在其持续尝试叙述和理解历史的发展中,抒情人的话语代表了历史进程的不同版本。他以描述秩序和正义普遍下降的剧烈变化作为开端,继而根据基督教的末世论阐释了无序状况的泛滥,以此作为世界末日和基督重临的先声,并作了最后的展望。另一方面,这些意图的延续,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叙事,一个抒情人理解和叙述历史过程中认知发展的心理故事,并直接在他言说的展开中进行,参照各种脚本构架出来:首先,是历史退化的一般模式,接着,是基督教的历史观,最后,是集体无意识。在持续试图把握历史的进程中,抒情人声称至少已经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了部分了解。但这一心理过程的前景也引出了抒情人可靠性的问题。各种事件和决定性的转折,发生在两个叙事序列中,分别是对基督"第二次降临"的传统预期的骤然失望,以及对抒情人一方预言的幡然顿悟。

柯勒律治《忽必烈汗:或梦中幻景断片》: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

柯勒律治的诗歌《忽必烈汗》,通过具有不同主人公和叙述者的三个连续的叙述序列,巧妙地表现出艺术创造(诗歌的主题框架)的不确定过程。抒情人(将自己界定为作者)首先记录了灵感来自梦中幻象的有关忽必烈汗的诗歌写作被打断。接着,一个客观的抒情人叙说了忽必烈汗建造欢乐宫的故事。最后,抒情人表达了他尚未实现的渴望,即在诗歌中重新创造宫殿,以此作为他被接受为真正诗人的前提。三个序列之间的相互连接可以作为一种策略,以潜在地克服浪漫主义诗人艺术创造力的问题。艺术创造的三个叙述,其结束相对于事件性各有不同。第一个叙述无法触及事件,第三个叙述只能设想未来的事件,第二个叙述则涉及在过去取得的重要成就。诗歌赋予诸事件在两个层次上以特色,一是在被叙述的故事层次上,二是在三个故事的系列层次上,作为对有意识的创造性问题的灵巧解决和对灵感来源的确认。

济慈《忧郁颂》——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

诗歌的抒情人在两个相续的叙述序列中,对比了对忧郁或沮丧(框架)可供选择的反应(脚本)。消极的反应用以抑制痛苦,排斥痛苦,并支持以积极的态度激发短暂的体验,以增强敏锐的生命感。对待忧郁的两种方式在事件性的形式与程度上都有所不同,一种选择遗忘和消失,另一种则是自我保护与意气昂扬。最终给体验忧郁一种积极和动态处理的选择,使抒情人富于想象力地转化成构成中介或诗歌事件的艺术品。与此同时,用以表现诗歌中这一转化的各种手段凸显了这一事件不确定性的地位,这也可被理解为英勇探索的一个反讽性的虎头蛇尾。

托马斯·哈代《声音》——抒情诗的叙事学分析

本文实践叙事学研究以阐明《声音》所牵涉的时间结构,并解释其功能。两个叙述序列的内在联系,即一方面按时间顺序进程展开的对过去爱情关系的回忆,这一关系的疏远和最终丧失;另一方面,则是在反向时间顺序的想象中重述对这一回忆的体验,追寻爱情关系从最初的幸福时光到逐渐恶化的发展。两个序列以时态、表现模式和它们在诗歌背景中的位置而加以区分:重新找回并浓缩的过去的故事镶嵌在眼下的叙述中,成为一个正在进行的回忆过程。诗歌的事件结构也是复杂的,两个序列都有否定性的事件。试图恢复幸福的过去,作为一个渴望中的有意义的积极转折,在失望和沮丧中结束,结果,回忆的过程引起抒情人更强烈地意识到他现在的凄凉和衰落。对失望和自我意识的强调可以归类为现代主义的特征。

菲利普·拉金与托马斯·胡德的《我记得,我记得》抒情诗叙事学分析

英国当代诗人菲利普·拉金的抒情诗《我记得,我记得》的题名是对19世纪英国诗人托马斯·胡德的同一浪漫儿童诗歌题名的袭用。后者的诗歌作为前者的互文本,具有特定的意义。从叙事学的视野展开对抒情诗的分析,比较这两首作为对童年和成长回忆的抒情诗歌,可以看出在同一题名之下二者的明显差别和各自所表现的对立观念。胡德的诗歌显示出对童年和成长的发展充满着浪漫的情怀,而拉金的诗歌则显示出一种现代的幻灭。这一差异最终可以归之为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