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儿童杂志历史及女性儿童杂志发展状况

儿童杂志为儿童提供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也传播了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为儿童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英国儿童杂志的发展进程体现出宗教与世俗力量交织的特点。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儿童杂志的分类进一步细化,除去阶级群体之间的区别,专门面向女性儿童群体的杂志也逐渐发展成熟,体现出社会对女性的关注度增加以及较低阶级女性逐步参与发声的过程。对英国儿童杂志历史的研究为当今中国儿童教育问题的解决开辟了新视角和新方向。

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英国儿童杂志的二重螺旋——中产阶级女性的压抑和解放

女性应处位置和应扮演角色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第一次成为全社会必须重视的问题,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蓬勃发展,迫使社会关注这一千百年来被边缘化的人类的特殊群体。儿童杂志具有灌输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此而言它是中产阶级宣传自身价值观念的阵地。但时代的进步使女性觉醒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儿童杂志作为时代的产物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其中体现出某种女性解放的可能。

18世纪英国地方科学讲座的市场化及其影响

18世纪,教授科学知识的讲座活动成为英国地方城镇普通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中世纪大学中长期普遍应用的教学形式,这时的讲座以城市生活为背景,以逐渐生长发展的消费市场为前提,以并不从事学术工作的业余人员为受众,成为面向公众传播与自然有关的学术知识的重要方式。讲座中教授的内容脱离了传统精英群体内部的纯粹思辨,理论知识现实应用的可能性不断得到发掘和强调。这种地方讲座活动在从市场中汲取自身发展的养分的同时,也因为其以市场为导向的目标与行动,将自身影响力扩展至传统精英群体之外的整个社会,从而为此后技术革新的出现和应用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

矛盾中的统一: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观

儿童是一个社会的未来和希望,成人对待儿童的态度暗示了这个社会的内在气质和发展动力。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处于历史的上升期,英国人对待自身以及自己民族持一种空前的自信的态度。这种态度体现在当时的儿童观上则是对儿童的赞美。但基督教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人们的心灵,造成儿童观上的自相矛盾。无论相信儿童的纯洁还是罪恶,培养合格的下一代是所有成人的追求目标,这促进了维多利亚时代教育理念的大发展。

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科学话语的实现

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在巨大经济变革发生时通过商业及相关活动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并开始试图在社会各个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把握着文化领导权的上层贵族文化的学习仿效成为中产阶级水到渠成的选择。伴随着工业革命在英国各地兴起,中产阶级的科学事业蓬勃发展。科学作为一种文化产物,一方面承载了中产阶级的理想,成为社交活动最合适的话题,另一方面科普书籍、画作、科学仪器等相关商品大量进入消费市场,帮助富裕的中产阶级定位心理身份,也提高了自我地位。到18世纪末,科学已日渐成为一种被全社会认同的话语形式,内化为普通人的心理需求,在这个意义上中产阶级取得了文化上的胜利。

近代早期意大利地区慈善活动探析

近代早期意大利地区的慈善活动从来都没有某个权威组织制定出一个在严格法规之下普遍施行的标准模式，人们在基督教慈善精神的鼓舞下寻找遇到紧急困难状况时解决问题的办法，各类并非由教俗权威直接领导的慈善组织应运而生。此时宗教精神依然是人们进行慈善活动的首要动机，政府同样开始采取一些行动规范本地区的济贫活动，但整个过程中更多的是以个体为单位的社会的独立性起到作用，这为解决福利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海洋意识与英国的发展

作为处于欧洲边缘的海岛型国家，英国第一个迈入工业社会并在制度与文化方面引领世界数百年，海洋在其发展历程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对海洋贸易的追逐推动了一套适合商贸原则的国家机器的构建；对外扩张的欲望促使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追逐海洋霸权和海上扩张；现代金融机制的建立成为确保商贸利润和战争胜利的最有力的保障；而海洋意识也对帝国留在殖民地的遗产产生了影响。总之，英国人所具有的海洋意识和坚定的海洋战略，乃至由此产生的主导英国国策的务实主义精神，对英国式的发展无疑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17世纪英国自然哲学研究方法的近代转型:兼论伦敦皇家学会的诞生

对"自然哲学"事业的共同认知,构成了19世纪之前西方学术群体从事与自然有关的研究和讨论的基础。在英国从中世纪向现代过渡的进程中,自然哲学的研究方法同样经历了一场近代转型。17世纪英国学术共同体在对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权威的质疑中,逐步确立新的实验哲学的坚实基础,自然哲学家不再局限于不考虑现实状况的纯粹思辨,开始通过实验方法对现实世界中真实存在的现象及背后的规律展开观察和解释。伦敦皇家学会的诞生,正是这种转型过程影响力的有力证明,也是其在数十年发展之后水到渠成的成果。

一种微妙的共识与合作——17世纪英国的科学与神学

17世纪的英国科学处于其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以伦敦皇家学会建立为标志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推动着对知识现实功用的探索,另一方面,宗教神学的意识形态依然在这些学者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调和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内在张力,科学家与神学家达成共识,在特定的学术文化语境下打造了科学与神学的特殊关系,形成了一种在学术界内部得到普遍认可的标准化处理办法。科学知识为宗教信仰寻找依据,宗教神学为科学事业提供保障,这种科学与神学合作关系的构建,既为新生科学事业的发展前进扫清了障碍,又避免了新旧意识形态交替的冲突与动荡,是我们理解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智识转型的关键。

科学决策的盲区——19世纪英国海洋拖网渔业立法依据转型的思考

作为一种高效捕鱼的技术手段,拖网因其破坏性的工作方式,在英国历史上长期受到渔民群体的抵制和政府的警惕。19世纪中期之后,英国政府在经济效益的刺激之下,建立调查委员会对渔业状况展开调查,“科学决策”取代了渔民的经验传统,政府对拖网的态度因此从限制转向鼓励,从而为工业化捕鱼的无节制掠夺开启了大门。从英国海洋拖网渔业立法基调的调整过程中可以看到,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相关议题时,将当下科学研究成果视为唯一可靠的决策依据,缺乏对自然的敬畏和对传统经验的尊重,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性后果。

在信仰与理性之间:论理查德·本特利的波义耳讲座

1692年,英国著名国教神学家理查德·本特利担任了波义耳讲座的首任主讲人。讲座中本特利继承基督教自然神学传统,针对信仰与理性这对持久存在的矛盾做出新的诠释。他以牛顿原理为代表的理性知识应用于神学解释体系的构建,在当时获得高度评价,却在客观上提高了理性的地位和价值,为信仰的自我消解埋下了种子。本特利的做法深刻影响了西方学术文化背景中神学与科学的相互关系,为考察近代以来英国的智识转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