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艺“尚声”传统起源的文化阐释——兼论“尚声”传统研究意义

近年声音/听觉文化研究逐渐兴起并成为国内研究学界的热点。"声"是人类存在与表达的方式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艺术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和论述主题。殷商是中国艺术观念的形成和奠基时期,探究中华民族文化的声音传统,可把源头追溯到"殷人尚声"这一行为过程和心理体验。它是中国早期历史、伦理、政治和文化实践活动的产物。"尚声"传统与三代礼乐文化及后世文学相互生成,逐步延展到音乐、诗学、美学等各个领域,并发挥重要的政治、伦理、审美等功能。梳理、提炼并研究"尚声"传统这一既有现代意义又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话语理论,对中国文艺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早期王官文化制度下“六诗”之衍生

《周礼·大司乐》所记载的"六诗"是中国本土生成的一个重要诗歌术语,其涉及早期诗乐观、文学观、政教观等,蕴含了三代礼乐文化生成及传播等众多学术信息。作为早期诗乐形态,"六诗"的生成机制、演述体式、传播机制与上古政教传统、风俗等社会体制有密切关联。"六诗"之教服务于当时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上古"王官之学"即早期官方意识形态的综合体现,这其中既包括三代时期的王官之学,亦包括巫祝文化。"六诗"之衍生与巫瞽乐官的采编、典乐和教学等密切相关。伴随王官文化的衰退,瞽矇逐渐沦为优人讽谏,周代六诗亦最终走向衰落。

反讽概念与艺术形式的演变

反讽是西方文论中最古老也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概念之一,从古希腊罗马经历传统与现代的演变,反讽含义继续发展,并成为当代文论研究和创作中重要术语。论文从反讽的微观修辞意义与宏观美学形式。

风赋、比兴、雅颂新论——兼比较章必功、王昆吾先生的“六诗”观

"六诗"是中国本土生成的一个重要术语,也是理解中国早期文艺思想和艺术形态的一个核心关节点。文章在比较章必功、王昆吾两位先生的"六诗"观点基础上,认为从体用思维来考察"六诗"形态较为可取。"六诗"最初是作为诗、乐、舞相融合的祭歌形态而存在的,"声义并用"。虽然早期诗、乐、舞艺术合而不分,但在仪式行为演述过程中,"六诗"每一项不同种类文本都有区别于其他各项的规约性和主导性演示方式。同时,周代"六诗"具有生成性、动态性和多层累性特点。从整体横向层面上看,"六诗"是一组相互关联,融合了乐舞、文辞、诗史以及仪式表演于一体的具有不同功能的混合型"诗"歌艺术形态。从纵向历史发展而言,"六诗"体系经历了逐步生成、丰富和完善的积淀过程,最终由诗乐形态改造为以诗辞教化为基点的"六义"。

现代主义小说空间叙事

空间叙事在小说艺术中实际占有重要地位.特别在现代主义小说叙事,其表现更为突出。具体特征有以下几方面:“碎片化”叙事;迷宫世界和狂欢化;语言与结构上的并置。

巫瞽文化与六诗之衍生

《周礼》中记载的"六诗"是中国早期乐诗形态,蕴含着丰富的王官文化信息。大师作为瞽矇之长,掌教"六诗",主要服务于上古王官之学。由于周王朝对百工技艺教育的重视,瞽矇在当时社会分工中被选为文化传播主体,在典乐诗教体系中,瞽矇大体承担着管理、授学、表演等具体职能。这对早期"六诗"的生成传播产生了重要意义。伴随巫瞽文化地位的丧失,周代"六诗"亦逐渐走向衰落。

双重灾难视阈下的儿童叙事

《瓦砾》独特地将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相结合,通过唐山大地震和"文革"考察童年生命的状态,展现出对社会历史和普遍人性的深刻透视。

百年海外学者的中国古代诗学声音理论阐释

声音的探寻对于发掘中国诗学根源、理解中华美学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百年以来海外学者从跨文化、跨学科角度对中国古代诗学声音理论展开研究,在音乐学、人类学、传播学、美学等领域均有所突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声音与仪式的口头文化考察;声音与汉诗韵律结构、诗体研究;声音与意义的修辞论美学;声音与抒情传统的美学研究。从学术史来看,这些成果有不同的研究路径和理论旨趣,欧洲汉学界侧重从人类学、民俗学、美学等角度进行现象学分析和文化阐释,提供了人类学、结构主义范式和美学思考。日本汉学界既有西方学术的印痕,又有中国旧学的特质,其研究多从民俗宗教、语言学、考据学出发,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基础和理论支撑。美国汉学家视角更加多元开放,从语言学、文体学、本体论、民俗学、文化诗学及比较阐释等多维角度进行研究。总体而言,这些成果呈现出多样变迁的学术面貌,从最初的文化传播辨异、文本细读走向范畴理论的自觉成熟和文化意义阐释,为中国声音诗学美学理论的当代建构提供了可参照的研究方法和范式。

新时期文艺美学学科的崛起与转向

文艺美学是由中国学者倡导并积极建设的一门具有中国当代原创性的人文学科。新时期文艺美学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产物,有效地融合了美学和文艺学研究,标志性事件是胡经之先生创建的"体验论"核心范畴;80年代末,中青年学者立足于人类生命活动和实践活动本体论,进一步从阐释论、价值论等角度深化文艺美学研究,提出各自不同的文艺美学理论体系;进入90年代,文艺美学学术范式发生了语言论、文化论及后现代论转向,中国的文艺美学发展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建构,显示出蓬勃的学术生命力。

神性冲突下的悲剧——重读《还乡》中的尤苔沙

笔者借用海德格尔诗学中关于"人与大地"的关系,关注《还乡》作品中人物呈现的美学意义。女主人公尤苔沙无意于聆听大地荒原的神性呼唤,无法栖居于艺术世界中,而一味追求资本主义的技术世界,与神性的冲突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叙事策略

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具有不同凡响的叙事审美效果,离奇的情节、神秘的人物、迭起的悬念以及哥特式的氛围等都与作者精巧的叙事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化自信导向的小学语文名著单元阅读教学

培育学生的文化自信既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也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提出的核心素养之一。文章在“文化自信”导向下,以“三位一体”阅读体系为基点,整体把握小学语文名著单元结构,从理论与实践层面阐明小学语文名著单元教学设计框架。同时提出建议:研读结构化体系,落实单元目标,帮助学生理解、热爱文化;紧抓方法主线,提升阅读能力,涵养健康审美情趣;构建以学生为主体、以文化价值为引领的整本书阅读;探索动态增值评价,实现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周礼》“六诗”述略

"六诗"最早出现于《周礼·春官》,历史上对于六诗研究有很多争议,大体分为"六诗皆体说","三体三用说","六诗皆用说","六诗皆体皆用说",本文结合上古人类学"诗"字语义及发展来考察六诗整体艺术形态,六诗是具有历史流动性的综合礼俗仪式乐歌,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形态及功能有所变化:在巫术仪式文化中六诗的内容主要是占卜祝辞;在祭祀仪式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祭祖颂歌,而在礼乐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不同典礼场合演奏的礼乐歌辞。《周礼》中"六诗"的概念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生成、丰富和完善的。

试论先秦声教文化与六诗之教

艺术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感觉器官,口传声教是中国早期乐舞传播的重要现象,声音在早期社会不仅是构成性情教育的重要途径,还具有神秘的宗教力量和政教功能。"六诗"作为最初上古祭歌形态,是原始宗教信仰文化的载体和沟通天地、神人的媒介,属于象征性的仪式声音符号。六诗孕育着丰富的象征意味,并逐渐浸染上伦理化的德音色彩,使其与政治、伦理、道德观念融为一体。随着口传媒介的衰落,以及大司乐的乐教逐渐转向大司徒为主导的德教后,六诗只能言义而不知声,"六义"说代之成为后世政治诗学的经典阐述。

夏商巫祭仪式乐舞与“六诗”之根植

《周礼》记载的“六诗”生成于三代礼乐文化,根植于早期巫祭仪式,具有特定的仪式乐舞内涵,其中风诗、赋诗与地方风俗巫祭乐歌及巡守有一定关联;比诗、兴诗与图腾祭仪有关,很可能为祭祀或祈祷庆功等场合的集体唱和乐舞形式;雅诗是先周时期周民族继承夏文化发展而来的综合乐舞形式;颂诗是承夏商宗庙祭神祭祖时诗、乐、舞相综合的诗歌形态.通过巫术祭祀的宗教功能,以及政治教化功能,原本分散的“六诗”个体有意识地被组织起来,融为一体,形成体系.“六诗”大体是融合了乐舞、文辞、诗史以及仪式于一体,具有不同功能的诗歌艺术形态.从横向层面上看,六诗的存在、性质乃至传承内容包括采诗、编诗、教诗等多种形态.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角度而言,六诗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历史阶段,并伴随原始宗教祭仪和三代礼乐制度的建设而不断扩容衍生.

“听之以气”的美学内涵及话语形态——“尚声”传统阐释之一

声音作为听觉符号的表征,是中国早期历史、伦理、政治、美学和文化实践活动的产物,它对早期文艺的生成和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礼记·郊特牲》载'殷人尚声'。'尚声'理论不仅在神学领域得到体现,在后世的哲学、美学、诗学等领域还得到进一步扩展衍生。'气'是'声'之通变的前提。'听之以气'这一中枢整体性概念将'声'与'气'融合为一,体现出中华宇宙万物一体观和美学的生命精神。日后,学界可进一步从声音理论出发,挖掘中国古代'尚声'传统,从而使之成为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实现中华美学精神在艺术实践中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