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的内涵试探天主教神学思想中国化的人文路径

一、中华传统“天”之内涵与明清传教士对其辨析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的内涵十分丰富,散见于各类典籍之中,似乎无法“一言以蔽之”。清末一位思想家兼天主教徒黄雯默曾对中华传统典籍中“天”字的含义做了如下归纳,约有十二义:一是指“上覆之形天”,即与“地”相对的有形之天,例如《说文》谓:“天,颠也,至高无上;从大也。”

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探赜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基于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文明观。中华文化认为,文明不只意味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还内在地包含了作为人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既仁且智、真善兼备。这鲜明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文化特质和文明理想,也是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契合点。坚定文化自信,需要中国人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固有的文明理想、价值追求和治世理念,温故知新,返本开新;需要正确辨析中西文化之别,从文明观维度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需要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正创新,久久为功,不断激发中华文明活力,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唐代的孝道观及其对当今和谐社会构建的意义

唐代继承汉朝以来"以孝治天下"的政策,并采取各种措施推行孝道。作为儒家基本价值观的孝道,其根本地位没有动摇,但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孝道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其政治色彩更加浓厚,"孝"亦有"道",即服从于政治需要,而不仅仅是血缘宗法、家庭等级尊卑的护符;孝道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主要表现在《唐律》的编纂及运用上;唐代对传统孝道批判继承,更加注重实际,因此在客观上孝道对人们的约束也有所松动。唐代孝道的产生与变化,有其客观历史原因,在当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代,唐代的孝道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一些借鉴和启示作用。

“礼有三本”思想对于推进我国天主教中国化的启示

历史上,中国人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和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礼有三本”思想是荀子将“天地君亲师”作为最高信仰对象的最初来源,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宇宙观、生命观、文化观和国家观,深刻影响了古代中国人文化生活、信仰习俗的方方面面。荀子指出,天地是万物生成的根本,先祖是人类血脉的根本,君师是国家治理的根本,舍去这“三本”,个人和国家都将无法安存。

滑雪

学期末快到了，本以为这学期不会去滑雪了，没想到老师却在这时宣布：“我们下午要去滑雪!”“啊——”全班同学兴奋地叫喊起来。去雪场的路上，同学们兴奋得满脸通红、又蹦又跳，尽管是冬天，我却听见小鸟在为我们歌唱，花儿手拉着手为我们跳起舞来，天空似乎也因我们要去滑雪而异常清朗。

儒家文明觀簡析--從《周易》到《荀子》

在儒家哲學中,“文明”是一個重要概念,蕴含著對於人類本質與生活方式的理解。《周易·賁卦》中“文明以止,人文也”,是對“文明”概念的重要揭示,指出人要從内在與外在兩個方面去修養自身、將人與動物區别開來,進而安頓人類社會的秩序。“文明”内在地關聯於“成人”,即一種個體的修養與完成。孔子和苟子通过對於“仁”的阐述,将人内在自覺自律的意凸题出來;苟子基於對人性的认識,提出了“化性起儒”道一重要理念:人所要化去的是人舆動物相同的那一面,“化性”的途径是禮羲,而人能够化性、能够尊智和累禮羲,正是基於人舆動物相别的特性,即人之“有羲”、“有辨”、“能群”、“能参”。道些特性意味著,相對於萬物而言,人被赋予了最大的能動性,因而也最需要懂得“知止”,懂得最大程度地管理好自己,做到自覺、自律,道才能真正地“成人”,也才能實现真正意羲上的人類文明。

中华人文精神对民主党派家风建设的启示

家风建设不但是民主党派干部修身养德的重要抓手,也是社会风气向上向善的重要支撑.领导干部理应做社会风气的表率,在家风建设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回顾历史,很多民主党派前辈们在道德修养、生活作风、子女教育等家风建设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新时代民主党派干部应该继承前辈的光荣传统,并在党中央大力提倡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深入学习"重人本、尊德性、致中和"的中华人文精神,挖掘其在家风建设方面重视道德教育、人伦和谐和社会责任的传统,打造新时代民主党派干部的优良家风,构筑"不想腐"的思想防线,激发勇担责任的内在动力,使民主党派内部监督机制在家庭文化的丰厚土壤中更好地落地生根.

王阳明与王氏家风

王阳明是中华文明的标杆性人物之一。王阳明家风,包括王阳明父祖辈对他的影响,也包括王阳明自身对子弟们的影响,强调"以圣贤自期"、重视知行合一,是中华家风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王阳明讲学授徒、开宗立派,百世师范,平定叛乱、安邦定国,彪炳青史,被公认为是有明一代"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王阳明是中华文明的标杆性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