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启蒙运动——以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为线索

《启蒙时代》是美国文化史家彼得·盖伊关于启蒙运动的历史著作,这部著作在启蒙运动的研究史中上承卡西尔将启蒙思想与现代性加以关联的规定,下启达恩顿对启蒙运动的新文化史研究,此外这部著作还与卡尔·贝克尔等批评启蒙运动的观点构成争辩关系。立足学术史视野界定《启蒙时代》的源流及线索,并基于盖伊的论述,将这场横贯百年的运动的共时性内容转换为历时性的辩证运动,即两场观念之争(“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和“古今之争”)与一整套现代性方案的提出,以之更为清晰地呈现《启蒙时代》文本内外的思想谱系。

如何理解“人类纪”?

对“人类纪”(Anthropogene)这一概念的认识应当从五个方面加以把握:理论谱系、概念起点、概念构成、关注领域、运作方式。“人类纪”的理论谱系位列“生态学”,其概念起点和推动“生态批评”展开的契机多有相似,即对作为“双面神”的“现代性”的质疑。“人类纪”包含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是社会学领域的资本主义批判,其二是立足生态学视域的对人类行为后果的审视及反思,它所关注的议题则是传统“现代性”范畴内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一直以来被“现代性”遮蔽的个人精神世界。“人类纪”这个概念如果是有意义的,它就势必要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解释,起到对以往“现代性”解释程序加以纠正、对当前生态危机构成回应、唤醒人类危机意识和“精神圈”活力的作用。

普鲁斯特与嫉妒

作为全书唯一可以单独成章的故事,《斯万的爱情》犹如庞贝古城的遗迹,似乎直到今日,往昔的魂灵还飘浮其上,吵嚷着他们那曾被嫉妒之火灼伤的癜痕,以及要求复仇的可笑愿望。但正如在过去,由于他们将热忱与忠诚献给自身想象的对象,而使这心愿落了空,今天看起来依旧如此。它们是对我们在情爱中应当如何行事的几番告诫,尽管这势必要在痛苦与归隐间做出选择的教导,因其过于悲观,而显得既不可信又不可行。

长篇小说去向何处？

主持人语: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长篇小说的年均产量多达近万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不仅是学界对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整体判断,在大众审美中也形成了类似“可读性差”的印象与共识。诚然,长篇创作出版现状交织着众多复杂成因,长篇小说自身体量和文本形态的表达优势、学界在当代文学评价体系中对长篇小说文体地位的推崇、作者建言立德的写作理想、出版和外部市场的各种可能性等,诸多要素共同作用于长篇小说的意义与价值——必须承认其中存在文学本质、个人梦想与商品经济的合理同盟,而对经典的怀疑、对高峰缺席的焦虑,则主要受作品在文学性上呈现的局限和难局所致。

铭刻历史的声音--评罗伟章《声音史》

在罗伟章的小说《声音史》中,现代性对乡村造成的冲击以一种别开生面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主要表现为主人公杨浪对于声音的模仿能力、这种模仿与记忆的关联形式,以及在前现代时期与现代化时期这种模仿能力发生的偏移。罗伟章以这种偏移为视角,针对乡民之于现代性的抵抗和现代性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做出了生动感人的文学叙述。

爱与欲的试炼——论张柠小说的情感主题

一长篇《三城记》问世同年,张柠推出了短篇集《幻想故事集》,书名取自集中第二组故事“幻想故事集:八个城市梦幻”。作为小说集的《幻想故事集》出版于2019年,同题故事却是写于20世纪90年代。在此书后记中,作者对自己90年代的创作略有交代,如写作这组小说以前,还曾在1992年写过一篇名为《竹笛》的小说。但他可能遗忘了一件事:“八个城市梦幻”中的《遗产》,在1997年的批评集《叙事的智慧》中,已作为代后记刊行。“代后记”的副标题是“纪念我的父亲”,篇末附注有云:“《遗产》是我的系列小说《安达的故事》中的第一篇。”④张柠:《叙事的智慧》,第258、258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可知《安达的故事》即“幻想故事集:八个城市梦幻”原先的题目,而带有自传色彩的《竹笛》(一个15岁少年“因父亲重病而外出谋生的故事”),③张柠:《幻想故事诞生记》,《作家》2019年第4期。则与稍晚的《遗产》一样传达了作者“少年的梦幻和内心的悲伤”③和“对父亲的思念”。

我们如何救赎自己——格非近年小说论

一、精英阶层群像(一)在《1999:小说叙事掠影》一文,格非如此表达了他对文学退出社会这一问题的看法:"这种繁荣主要指向文学在公众生活中的地位,文学对于大众的影响力。这种辉煌曾经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它所留下的阴影就会浓重到怎样的程度。两者都被夸大了。";这篇文章收录于《博尔赫斯的面孔》,此文之后,格非就写下了《现代文学的终结》,算是对上文的进一步引申。有趣的是,他显然也对"现代文学的开始"抱有一种清明见解。

我的批评观

最早的文学批评家是哲人,而哲学与文学在那个时代是真理的竞争者,因此"西方的文学批评始于文学应当消失的愿望"(马克·埃德蒙森语)。晚近以来,文学批评继承了哲学的求真意志,以进入实证的方式挣脱了自身的附庸地位,尽管很快又被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与科学所困扰。哲学的正当性有时被系于改造世界,有时混同于文字的书写。

禅是一枝花——评《参禅步道·觉悟》

只有用心如镜,活在当下,不被过去、现在、未来干扰,不被个体、主人、客者分别,不被影子、黑暗、光明迷惑,才能达到淡泊澄明的境界。"学习佛法即是修习心法的调御,破除种种错误的价值观,重拾真如本性。"蔡志忠先生在这本《参禅步道·觉悟》的第一章中如是说——大部分问题都是意识问题,大部分错误都能被意识到并且克服。"事情未来之时,不期待。事情来之时,完全如实反映。事情过了之后,又回复成空。"

哲学的爱欲——评《爱是光着脚的哲学》

爱是怀疑还是信任,爱起于偶然还是必然,爱源出于个人还是社会。作者康纳教授的意图既不是提供陈腐旧说,也非刻意猎奇,而是借着对古代经典的仔细阅读,勾勒出前现代哲人对爱情的看法,然后如实写下,如此而已。

历史复杂性的呈现——读陈福民《北纬四十度》

陈福民先生提出的“北纬四十度”是一个融合了地理、历史与文化三重含义的复合型概念:作为地理概念,它指的是与长城几近重合的那条纬线;作为历史概念,它是《北纬四十度》一书的叙事之纬。作者在这本书里以独到的方法论呈现了“北纬四十度”的历史复杂性,同时他又将叙述历史的目标与历史复杂性的内容引向了对文化意义的“北纬四十度”的阐发,它指的是由地理纬线界分的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在两千余年的历史时空中不断发生的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

论贝克特《论普鲁斯特》

《论普鲁斯特》的写法与我们通常读到的那一类文学批评并不相同。仅就作者所引用的唱词念白与诗文片段比他的正文要更具阐释效力而言，稍具眼力的读者难免会问：它属于一种阐释吗？作者的意见又在哪里呢？在其引用的文字中间，后者被以音符一般的斜体字稍纵即逝地标出。我们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此。

普鲁斯特的隐喻与叙述的历险

人们经常说：最终给予马塞尔以启示的回忆是非自主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对于普鲁斯特的写作我们并不能做如此断言。回忆可以是非自主的，但写作从来不是无意识的。对于启示性回忆所做的大量研究同样在将我们引入这一误区，亦即使得从回忆到艺术的道路绵绵无期地耽搁在对起点的阐明上，而艺术看起来不过是一份薪水低廉的抄写员工作。

重思凯鲁亚克

金斯伯格曾在一篇散文中引述了凯鲁亚克自诩＂奔跑的普鲁斯特＂之语,给我印象极深。这里面或许有悲悼他之意——他,以及伍尔夫,普鲁斯特在美国的两个子嗣,无一幸免于难。诚如《理想藏书》在美国小说一栏下的评语：＂托克维尔还能不能认出这些美国作家的原型呢？在他眼中,这些作家‘总忘不了听从自己的直觉：他们不断地鼓吹他们自己的想象,过分地扩展它,使之达到巨人的高度’……美国小说家一般比欧洲同行更不拘于体裁限制，他们让自己的个性自由发挥，哪怕有时沉湎于酒精（酗酒是美国文学的普遍题材），有时着迷于智力游戏，有时甚至藐视地狱之火。”

重审《作者之死》

一、作者“一件事一经叙述,……那么,这种脱离就会产生,声音就会失去其起因。”[1]这句话里显然存在着双重运动:第一种运动是叙述,第二种运动是脱离。两种运动伴随着发生了:一旦某件事情开始被讲述,它也就开始同叙述者本身的意图相脱离,而“作者就会步入他自己的死亡”。[2]这份来自巴特的判决,毋宁说是在提醒我们两件事:首先,“作者之死”是对文学研究领域“意图”的驱逐;其次,“作者之死”总是一个恒定发生却未经查明的事件,巴特所要做的就是将这一点揭开给我们看。某种意义上,这篇刊于1968年杂志《占卜术》的文章介于巴特的两部作品(《叙事结构分析导论》与《文之悦》)之间,并且在此间划上斜杠。

福楼拜,圣福楼拜

诚如伊可维支所说:“福楼拜在我们看来是他的社会环境和他的阶级的儿子,但是他是一个不肖之子;正如宙斯一样,斩了他的父亲克洛诺斯的头。福楼拜反叛他的环境,憎恶他自己的阶级,用他的伟大的艺术才能,他描绘出那资产阶级的最无耻厚脸的恶德的巨大真实而深切地写实的画图。

佩索阿:目光种种

现实在佩索阿笔下如同一层恍然可以感知的淡漠底色，但也就仅此而已。《惶然录》中有这样一则片断：“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像是卷入了一次内向的旅行。”这句话足以概括这本由对生活与内心静观组成的书：它是一本心灵旅行的游记。在密闭的心房，佩索阿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然而这又是怎样的一次密室旅行？佩索阿是幸福的人吗？

历史理性,或个体的想象——评宁肯《中关村笔记》

宁肯在《中关村笔记》中,回顾了中关村的历史——起于冯康,讫于程维。这一审视,与其归结为一种回望,倒不如说这是他对时代的风潮与火焰从何处点燃,又将引向何方的回溯与辨识。因此,虽然此书是非虚构,却要比《北京:城与年》更近于文学的本质,也就是基于历史理性的个体想象。

重审“成长小说”

汉译《巴赫金全集》第3卷,收录有巴赫金20世纪30年代一部佚著《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的残稿。据书后题注,此书因战争爆发而未出版,手稿也因此遗失,保存下来的仅是“一部分大纲,以及为本书准备的篇幅较长的草稿”。这部著作的研究任务在于考察“欧洲长篇小说的史前期(自古希腊罗马后期开始长达数世纪),评述长篇小说体裁在历史上的重要变体和类型……全面揭示现代长篇小说的成熟形式所依赖的艺术和历史环境”[1]。在这批残稿中,巴赫金依据小说人物形象的建构原则[2],将19世纪以前的长篇小说分为四大类:一、漫游小说;二、考验小说;三、传记小说;四、教育小说。

平原到山海,复至辽阔之地——关于孙一圣的小说、语言及经验

《山海》是青年作家孙一圣确立个人风格之作。通过对小说叙事的分析,可知“山海”具备两重含义:在故事层面,它是同小说场景所在华北平原构成抵牾的意象,“山海”是对“平原”的否定;在结构层面,“山海”暗示了小说的结构本身如万川归海。还乡和归来是这个作品的叙事框架,但细节的瞻前顾后又使得它成为了一部微缩的家族志。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指出作者的写作方式塑造了他独有的语言风格,从风格学意义上的“不适”推导出了作家创作经验层面的“不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