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正创作谱

1984年至1990年,在离家两公里外的窝凼小学读书。当时的学校是一座要垮要垮的公房,幸好六年一直未垮。旁边是村公所的大瓦房,两层,楼上楼下都设有通道,屋顶是四面,前后两面是梯形,左右两面是三角形,气派轩辕,给我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印象。五年级时读到《毛泽东选集》,复读五年级时读完了这部书,也是我小学读过的惟一的课外书。

为了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记鲁甸县梭山乡计生干部刘志云

鲁甸县梭山乡是一个典型的边远山区乡，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普遍恶劣。全乡水田和较平整的山地极少，随处可见的是岩石、山坡和难以汇聚开发利用的溪水。然而，人口的过快增长，连大山也不堪重负。为此，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给子孙后代多留一点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一直是梭山乡党委、政府的一项十分紧迫的工作任务。从梭山计生干部中涌现出来的先锋模范刘志云，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故乡何谓——《神史》与《故乡面和花朵》比较阅读

我对孙世祥的熟悉,一是在孙世祥逝世后,我因为在昭通的一张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叫做<读神史的感受>的短文,而与其弟孙世美有了交往和接触,从孙世美那里得到并阅读了作家的几乎所有的文稿,包括冒着血泡的<新孙子兵法>、<中国的世界战略>,虚妄的<回从扬子大江头>、<百年马楠>,狂放的古体诗词和恣睢的日记;二是孙世祥出生的村庄发拉,与我所在的村庄姑娘草坡大同小异,我甚至发现<神史>里带有自传性质的一些章节,好像也有我这类人的影子.……

父亲的水土

我仔细盘点过,在那座以姓氏冠名的村寨里,我父亲这一代人,识字者确实没有几个。族间的伯伯,一个念过私塾,一个参过军。族间的叔叔,一个当过社长(后来改称"社长"为"村民小组长",毫不在意地透露了"上边"的傲慢),其他的什么也没干过。就是这么两三个人,能认能写几个字。父亲当过工人。从工地回故乡时,他用铁钉钉了三只笨重的木箱子,并在上面刷上了绿油漆。木箱子里藏着几十斤电线,铜芯的,带回了姑娘草坡,也就是他的出生地。然后,送到一个叫"青山"的地方。

山河破碎,终是故乡

用什么来慰藉地震后的昭通？用什么来安息死难者的灵魂？这样的呼告,与坍塌的房屋、被掩埋的寨子、劫后余生的灾民一起,连日来浸泡在灾区的雨水中,浸泡在悲伤的泪水中。我去年腊月二十六日病逝的母亲,安葬在她生活了一辈子、只在晚年离开过三年的寨子旁边。安葬母亲的那座小山冈,由无数层从峡谷深处向上延伸叠加的悬崖和陡坡托起,但愿安息于地下的母亲免受这次地震的惊吓。当我发出这样的呼告时,想起了小时候,母亲为我喊魂。

祖母之死

如果不是去方志办上班,小安就可能永远不会去翻阅《平定县志》,并在这部志书里发现祖母张小妹的名字。祖母张小妹是作为1960年平定县"肿病死"死者名单被收录进县志的。这份名单共收录1949人。

爱人

一小红找到顾村来了。现在的"顾村",已经没有一个村庄的形态了。和昆明其他城中村一样,房子大多盖到了八九层,也有超过十层的,那就相当高了。这些房子由于地基不在同一水平面上,很容易产生歪斜的错觉。房子与房子之间,还是留出了几米宽的道路。道路上种着树,昆明毕竟是春城,适合万物生长,树木就长得高大茂盛。但因为几乎是紧贴着墙壁种下去的,以至于,所有树木都是偏偏倒倒的。这就加深了房子的歪斜感。因而,从这样的道路上穿过。

大行其道(纪实文学)——云南昊龙集团发展纪实

引子一个曾经的农家子弟,一个梦想当工程师的青年,一个数学法律专业双料本科生,一个曾经的人民检查官,一个小型集体企业厂长,如今的大型民营企业昊龙集团总裁、董事长兼总经理,2009年胡润百富榜云南首富、胡润慈善榜云南首善,云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优秀建设者……马永昇先生的身上笼罩着诸多的光环和神秘色彩。但当走近他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他的朴素、他的低调、他的谦逊、他的亲和那么令人感动;他的经历那么平凡而又传奇,那么值得玩味和令人感慨。从他的身上、他的经历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希望,也是新世纪中国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希望……

写作朝向何方(创作谈)

2005年秋天,我从鲁甸县城回乐红,一段57公里的车路烂掉了一半多,烂掉的地方积满了泥水。一辆装载了50吨,从乐红行驶至龙头山车路上的矿车爆了轮胎,但驾驶员根本不想及时更换,把若干车辆堵在两头,自己却返回乡街子上的一个小馆子慢悠悠吃饭。受堵的车辆都无条件接受眼前的事实。这辆矿车是所有矿车中的一辆,在某公司的招牌下跑矿石运输。我没有时间等,从龙头山下车,步行到翠屏,请求乐红的一个亲戚骑摩托车来接我。我见到这个亲戚的时候,他居然穿着一双雨靴。这种雨靴,我以前在古寨小学教书的时候。

箱子(短篇小说)

现在,你开始进入梦境。一段时间以后,小鲁离开了他原来住过的房子。那房子深陷在小县城乱七八糟的建筑之中。房子是朋友借给他的。房子背后挤满了一大片歪歪斜斜的民房,那些瓦片似乎随时都会滑落下来——事实上正是如此。夜深人静的时候,小鲁经常听到瓦片下落。那些不计其数(怎么可能)

水塔记(短篇小说)

对民工坠落事件的基本描述我的二叔摔死时的暂时身份是一个民工。工期长达半年的水塔,马上就要完工了。我估计,我的二叔,一个干最苦、最重活计的工地上的民工,他没有染上赌博和嫖妓这两种即使是在小县城也司空见惯的恶习,所以开始盘算,工头老板扣除已经预支掉的生活费,能挣到多少钱。二叔肯定在计划买一些什么东西,比如给二婶买一件毛线衣,一双纯棉袜子。

一条狗的呓语(散文)

奥地利德语犹太作家卡夫卡先生,搞过一个《一条狗的研究》。身为一条狗,我要感谢他。卡夫卡的研究无疑十分严谨、认真,根本不是一次玩笑;并且,他严格按相关程序开展研究——确立课题,分析个案,提出假设,得出结论,等等;此外,他的研究还具有规范、深人、独树一帜等学术特征。当然,卡夫卡并不是我们的代言人,尽管他的英俊、刚毅、多变、阴冷、黑暗、忧伤和绝望非常适合于狗类形象大使,但他的研究从本质上说不是一条狗的研究,而是一个人的研究,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发现,

皇帝记——乡村序幕

过去,我们村庄姑娘草坡的庙子上,据说有一口大钟,是青铜铸造的,但生满了绿色铜锈。现在,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庙子了。但在1952年的某一天傍晚,庙子上的青铜大钟确实敲响了五十多下。我当然没听到过那种洪亮的声音,甚至基本上想象不出用来敲打的钟都是一些什么样子的。我只知道"洪钟大吕"这个自鸣得意、讳莫如深的词条。1952年庙子上的钟声,把大批村民召唤来了。我很熟悉类似的召唤。五年前,我在一所叫作古寨小学的地方教书,这所乡村小学就是用打铃来召唤老师和小学生的。我也没有见过正规的铃。反正我们古寨小学,那时候是在一棵槐树上悬挂一块废铁板,老杨提着钉锤去敲。槐树不太高,主干只有一两米那么一截,往上就是七枝八桠的,况且稍微粗大一点的枝桠全都包包鼓鼓的,仿佛在成长过程中遭受了无数次敲打。废铁板整体上呈暗黄色,被敲打的那个地方只有巴掌大小,显出黑青色。钉锤敲打在废铁板上,发出木橛橛的"绑绑——"声。老杨是正式老师,但在"文革"中受过严重刺激,大脑有些失常。

救赎的可能——读《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渴望从容创作,他五十岁那年,还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想从容不迫地写,就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那样。但愿我至少有一本书是自由地写出来的,而不是被迫在一定的期限内完成的。"在写这封信九年以后,《卡拉马佐夫兄弟》勉强可以算为从容创作,但这本书未能最终完成,只写完第一部他就撒手人寰,不过这第一部就长达七十万字(中译本字数),已经是鸿篇巨制了。

“他们在苦熬”,“这值得吗”——读《命若琴弦》

我确实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为什么要为他的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制作一份附录呢?这份附录,《康普生家:一六九九至一九四五》,并没有采用小说笔法来完成,它就像一份家谱,时间长达二百四十六年,人物倒只有十四位。"这就是康普生一家的故事。"福克纳说得直白、清楚,"还有一些不是康普生家的人。他们是黑人……"在黑人迪尔西这个条目下,福克纳只为她写了一句话:"他们在苦熬。"成了全书最后一句话,它深深地打动了我。

最现实的现代性——读《审判》

卡夫卡似乎一直在写信。他给家人写信,给友人写信,给情人写信。叶廷芳主编的中译十卷本《卡夫卡全集》,他写给情人,致菲利斯情书有两卷,致米伦娜情书有一卷,而写给家人,家书一卷,写给友人,书信一卷,就占去了四卷。虽然卷数占不到全集一半,但字数却占一半,差不多170万字。

小说的想象

一火车开到马孔多,一位妇女惊慌失措,她看到,一间冒烟的厨房朝她家这边奔跑过来,不但如此,后边还接二连三跟着一间又一间房子,简直是拉着整个镇子在奔跑。长篇小说《百年孤独》里,马尔克斯的这个想象,他忽略了一个事实:铁轨。一家香蕉公司将马孔多开辟为一个种植园,漫山遍野、铺天盖地种满香蕉。铁轨穿过香蕉林,曾与香蕉公司产生过摩擦,而且也不是一两个月就能铺设一通的。铁路公司在马孔多横插一杠,铁轨出现,这里的居民,具体到这位妇女,不可能一无所知。只要对铁轨略知一二,火车奔跑过来的时候,就不至于那么惊慌失措了。

母亲的疾病

癸巳年腊月二十三日，即2014年1月23日，晚饭前，我终于写完那部十余万字的文稿。自从2007年到昆明后，幸得朋友提携和照顾，我在工作和写作之外，一直卖文为生。那部文稿，于2013年9月底接单，获得稿酬预付金一万块。此前8月，母亲人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续交住院费，这一万块钱救了急。对此，我对派单者心存感激。派单者当然不是东家，他必须执行东家规定的时限：2013年12月31日前交稿。按情理和经验，撰写时间可谓充裕。我曾经接手的文稿，都比这次还急。

幸好还有文学

细想起来，我最不可能的就是成为一位作家了。那么，我最可能是干什么的呢？对此，我有足够的依据做出回答：首先，我可能是一个农民。一个地方，一个族群，命运有惯性。这几乎是人类社会学的常识。在滇东北一个姓徐的寨子里，从袒辈到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农民。我因为上学，成了家族中识字最多的人。而且生逢其时，凭借昭通师专的一纸毕业证书，于20世纪末从国家手里分得一个饭碗，打破农民命运惯性，成为了农家子弟中的宠儿。

读书人——读三部小说

一将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和法国作家让-保尔·迪迪耶洛朗的《6点27分的朗读者》放在一起来重读,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除我本人之外,还有别的读书人存在,他们是汉嘉、米夏和吉兰,分别是这三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而我只是普通读者,似乎他们才是真正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