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都市小说

创造了城市,就意味着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马克思曾经说过:“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而这一分离的人类社会学结果,就是把人分成了“城市人”和“乡村人”。如今,尽管广大的乡村在逐步“城市化”,但人们还是发现城市生存和乡村生存的距离。就是在最发达的国家中,人们也可以在大都市的街道和超级市场上发现种种“

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当代城市小说的文化特征及其形成

从本期起,我们将连续刊发徐剑艺的《城市和人——当代中国城市小说的文化社会学考察》系列文章。 在这一系列文章里,作者从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中国传统城市文化和现代西方城市文化的双重背景下,以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变迁为纵向参照,以小说中的中心审美理想——人物形象的演变为论述线索,对自一九四九年起至一九八六年底的中国当代城市小说作了历史的反思和系统的理论表述。相信读者读后会得到一些启发的。 徐剑艺是浙江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曾在本刊及其他报刊发表多篇理论、评论文章。

论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超越

无论“女性文学”这一概念是指女性作家创作的所有文学,还是仅指女性作家表现女性自身的文学,它只不过象其他任何别的概念一样,是对事物所作的一种限制,就是对这一文学的表现者及表现对象范围的限制——女性的限制。然而,不管是女性写的还是写女性的,它的读者却并非只是女性,正象为儿童写的或是写儿童的儿童文学一样,

当代文化小说的南北先驱——陆文夫和邓友梅

中国当代文学随着翻来复去的社会运动折腾了三十余年,直到八十年代的“青年寻根派”才背离“爆炸区域”,各自进入自己的地域:韩少功进湘西楚地,李杭育上吴越葛川江,郑义入中原太行,张承志去了中亚草原,还有阿城、郑万隆、马原、扎西达娃等都赴了边地。他们试图不再以宣传的形式有意于社会,而是以文化形态的审美形式有意于“人”。鲁迅当初不把小说当杂文投入当时社会而去专心致志地表现潜文化形态的“国民性”,大概其用意也在这儿。《阿Q正传》能如此不朽,这些青年小说家也不负众望。《爸爸爸》。

城市的文明——城市知识者形象系列考察

从劳动的性质看,如果说乡村社会是由两种人——从事物质生产的体力劳动者(农民)和从事管理者(干部)组成的话,那么城市社会除此以外还有另两种人——经商者和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由于传统中国城市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商品经济结构模式的城市。

城市的结构——当代城市小说干部形象的文化社会学研究

亚洲大陆的内陆性地理特征,使得生存在此之上的中华民族因地耕农几千年,由此形成了经济上农业性的、政治上封建性的民族文化。城市,作为人类发展中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在中国的出现和兴盛,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自然也带上了这一内陆性特征,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商品交换的作用没有象地中海沿岸国家那样不可或缺,这个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倒是封建专制性质的王权统治。

家族情结与乡土小说——中国当代乡村小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之二

下篇 生存之圈 A、当代乡村的血缘共同体 在对中国家族制度的家族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发现:“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在上古是血缘姓族制度,在先秦是宗法制度,在秦汉以后是宗族制度,在明清以后是家族制度。虽然在形态、组织规模和政治经济功能上历经嬗变,但以等级制亲属关系为社会核心组织这一深层结构却是始终不变的”。在今天中国。

论新时期小说中传统文化的价值表现

不知是否引起人们的注意:早在鲁迅作品中作为否定价值表现的那些致人于死地的中国传统礼教文化,如《祝福》中江南除夕“送灶”、“祭祖”、“祝福”及“捐门坎”等风俗,到了今天在李杭育小说中却成了令人欣赏的“体现着某种民族精神面貌和风俗之美”的“吴越文化”了！

土性神话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长期生存在这块沉稳的大陆之上,他们不仅依土地为生,同时也赋予土地以“意志”,创造了土性化的民族文化。我们不仅可以在上古的神话中发现这种土性语义,我们还仍然能够在今天的文化文本中感受到这个民族的土性精神。它象潜在于我们身躯的血液,凝聚着传统的遗传基因,同时正表现着我们今天的面貌和性格,并支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本文将以上古神话和当代中国的“神话小说”为对象,论述这种土性文化对我们的生存和民族精神的影响。

生死黄泉——中国当代乡村小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之三 下篇:魂归乡土

与灵魂观念紧密相关的是灵魂的处所——即死后境界的观念。中国乡村人那种具有现实血缘关联的亡灵是象西方人那样在上帝的祝福声中飘向天堂或是在众神的斥怒中罚入地狱;还是有它独自的去处?

生死黄泉——中国当代乡村小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之三

A、死亡不是“自然的” 这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它自始至终折磨着每一个有意识的生命。这是生命本身的缺憾,永远无法弥补,它象一个巨大的黑洞,安置在生命的必经之路上,它象黑夜,每时每刻等待着白天的消失……

血亲恋情结与乡村爱情小说——中国当代乡村小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之一 上篇:亲与爱

本文是作者《土地与人——中国当代乡村小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系列文章之一。本系列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当代乡村小说的经典之作,即从“土地与人”这一人类生存关系中来考察小说中的中国农民形象及中国乡村文化的土地性语义。从而阐发出本民族的生存方式所赋予的独特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生命归宿,如性爱行为中的“血亲恋”倾向;人伦关系中的家族观念;文化人格中的乡土情结;来世意识中的黄泉之路和祖宗亡灵,以及超越死亡的血缘途径,等等。这全是这个古老民族在世代依土地为生的生存本体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是它使这个劳作、生育、埋葬于这块黄土地上的民族成为“土性民族”。并且,这种土性文化还在继续支配着今天中国人的“现代生存”。不仅是今天中国的乡村人,同时是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始终难以摆脱这个巨大磁场中的文化力的潜作用……

血亲恋情结与乡村爱情小说——中国当代乡村小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之一 下篇:非性的审美

尽管男女之间的性爱是由两个赤裸裸的异性躯体来完成的,但是这两个躯体本来是穿着衣服的。要使穿着衣服的人为异性脱下这层包裹,这才是性爱活动的关键,是作为人的性爱活动的关键。 所以,人类有史以来的性爱活动中。

家族情结与乡土小说——中国当代乡村小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之二

上篇:永恒的血缘 尽管在群婚时期人类就有了“家”,如“普那路亚家庭”。但这不是完全的家,因为在这种家庭中,子女只见其母,不见其父。稍后的对偶婚家庭形式中,虽然生身父亲被确定了,但父母之间的关系还是“松动的”。当时的氏族共产制使夫妻之间没有真正的经济关系,男子没有养育子女的责任。

小说的形式语法

测定小说语符链的构成方式及典型的模式,其实就是寻找小说中的语言结构的规律,即是小说的语法学。而语法学在我们看来起码在理论上应该有两种:一是能指层次上的语法学,即研究语符及语符的组合关系的形式语法;二是所指层次上的语法学,就是研究语义的实现方式(语义及语义的组合)的语义学。标准的作为表达的语言符号体系在结构上就意味着同时符合这两套规则。那么。

小说叙事方式的自我指称价值

当我们把艺术品看作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符号时,同时就得承认,艺术创造是一种“把对象转变成形式”的活动,因为只有形式化了的媒介才有可能作为能指传达一定的所指内容。但也正因为此,人们很容易把符号形式仅仅看作是一种传达意义的工具或载体,这就把艺术的符号等同于一般的交际符号了,艺术的符号活动是一种既基于一般符号活动,又超于一般符号活动的。这种超越不仅表现在艺术符号所指的不确定性上,更是表现在艺术符号能指形式的双重价值性质上:艺术的形式不仅具有对对象的所指功能,也就是他指价值;

小说的话语体态

小说语言在能指层次上的总体形态特征表现为一种“叙述的话语体”。这种语体在形态上最基本特征就是“一种叙述者的话”。它是一种直接形态的言语事实。它包含了两种互为联系的性质,一是“书面的话语形态”,二是“观点形态”。

文学形态层次论

任何门类的形态学,都是描述性科学。它似乎不是解决该对象是什么,而是试图解决该对象是怎样的问题。所以它不重对对象存在的意义作价值科学的评价。

礼平的故事

一个小说作者,由于他的处女作使中国当代文坛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事后,他就消声匿迹了。但当人们快要忘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却突然出现在众人之前!这里面本身就有故事!我被这样的好奇心所诱惑,去寻读《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礼平在近期接连发出的小说:《无风的山谷》、《小站的黄昏》、《海蚀的崖》。然而,这些小说使我进入了另一个充满好奇的神秘境界:童话般的气氛,这气氛里传奇一样的故事,故事里谜一样的人物,人物那高深莫测的玄论,玄论里无尽的意蕴……这是一种独特的小说,是那个出手不凡的从未谋面的礼平的小说。

都市里的村庄——市井市俗形象系列考察

产生于农业文化之中的中国传统城市的乡村化特征,使得现代中国的城市依然同乡村有着不可分离的亲缘关系。正如毛泽东所说:现代中国的城市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而这种城乡联系最密切、最完整地保留着的自然是城市的最基层人的生活区域——市井市俗社会。一方面,这是因为一个社会的改变和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