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价值及其法治化衡量标准——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行政程序法治化作为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对中国法治政府建设乃至法治建设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行政程序法治化进程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宗理念与制度的现代化,为行政程序法治化注入了活力:一方面深化与整合行政程序合法、公正、效率、秩序的法律价值;另一方面从法典化程度、合理化程度以及契合程度等方面,对行政程序法治化提出形式、内容、校验三个全新的衡量标准。

论洛克有限政府思想及其宪政价值

洛克作为近代宪政民主政治思想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凭借《政府论》上、下两篇的论述,在批判"君权神授"的基础上,对"有限政府"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尤以《政府论》下篇为代表,对后世宪政的发展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可以说在洛克相关理论的影响下,才有了今日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现代宪政理论。本文通过对洛克有限政府思想进行溯源剖析,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宪政价值。

“合作”视角下的行政协商制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模式变迁过程中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进程,理应包含国家与社会、个人之间的"合作"。行政法理论中"交往行为"的渗透,加之"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共同展现"合作"的现代之意。作为"合作"的实然反馈,行政协商概念的提出是对现实与文化的双重回应,而经历过功能、形式与适用范围拷问的行政协商制度,具备预防纠纷的功能,符合"合作型谈判"的形式要件,同时可在部分行政活动中针对性适用,更具建构的可行性。

论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二元标准的确立

当前在各省市立法实践中,对于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规定,鲜有一套系统且完整的标准。传统"实体-程序"的二分标准割裂了重大行政决策的连贯性,极易导致审查的形式化。由于重大行政决策自身兼具内部性与外部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的双重复合属性,需要重新审视其合法性审查标准的确立。由此,站在"内部-外部"的视角重新确立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的"内部自制标准"与"外部衡量标准"二元审查标准,使之量化的审查内容更加周延。

“互联网+”视野下文化产业政府监管的新形态——以文化权实现的国家义务为起点

文化权与公民权、政治权等同属公民基本权利谱系。公民权、政治权的实现要求国家的消极不作为;但公民文化权的实现却更加需要国家义务的履行。文化产业政府监管作为文化权国家义务的表达形式之一,符合国家对公民文化权尊重、保护与实现三层次义务的要求。在"互联网+"的战略部署下,传统文化产业在转型升级的同时,其运营模式、知识产权保护、传播与消费模式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因此,"互联网+"视野下文化产业政府监管的新形态,要求以更加普遍的尊重义务、更加全面的保护义务以及更加积极的实现义务,保障公民文化权的实现。

行政协商制度的合理性证成

行政协商制度作为"和谐行政法律秩序"建构的基础模式之一,是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变革,在体现协商民主理念的同时,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需要,吸纳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和为贵"的价值取向。本文通过论证规范路径的可行性分析,旨在证成将行政协商制度引入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等行政程序中的合理性,由此建立起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理性交往的桥梁,实现对传统行政法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竞争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刍议

我国竞争法主要分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两大类,它们承担着对消费者进行保护和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规制的双重任务。由于存在某些漏洞,今后还需对我国竞争法再作进一步的完善。

行政协商制度基本问题分析

行政协商制度作为"和谐行政法律秩序"建构的基础模式之一,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搭建起了理性交往与利益博弈的平台,双方以"合意"为基础共同解决行政问题,是对现代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和发展。行政协商制度旨在提高行政活动认可度,使行政目的在有效实现的同时预防并减少潜在行政纠纷的产生。然而,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设计,有必要对其概念、特征、效力、定位等基本问题予以分析,进而为日后的深入研究有所帮助。

实践的理性回归:再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基础问题——以重庆市审判实例为考察对象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将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有机融合,在一并化解两种争议的同时,实现诉讼效益,确保裁判一致,给予诉讼参与人高效且实质的权益保障。虽然学界对于该种诉讼模式的成立与否存有争议,但重庆市自2012年起正式开展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的试点工作,成绩斐然。基于对重庆市的审判实例的考察,通过实践的理性回归,明确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基础问题,以期实现对我国行政审判制度的改革。

重塑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功能定位——以ADR的理念与制度为视角

以监督行政机关、化解行政纠纷以及提供行政救济作为设计初衷的行政复议制度,在当前却身处"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其良好的初衷在现实中却难以得到充分表达。而同样以化解纠纷为己任的域外ADR机制,与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存在相似之处。在合理借鉴ADR机制先进理念与制度设计的基础上,以全新的功能定位唤醒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内在活力,使其成为实质化解行政纠纷的主要渠道,在减轻司法负担的同时,为"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建构发挥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