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意见书运行中的“交叉替代”

行政复议意见书在运行中与复议决定发生"交叉替代"的现象较为普遍:在合法性审查阶段,复议意见书的"行政性(A1)"替代复议决定的"司法性(B1)";在督促被申请人自我纠正阶段,复议决定的"司法性(B2)"替代复议意见书的"行政性(A2)"。"交叉替代"的实质是复议机关对法定义务履行的回避。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看,行政复议制度的"内嵌化"、地方政府纵向关系的非制度化所构成的制度环境导致了行政复议意见书的运行逻辑:首先,通过协调、沟通等软性方式处理违法的被申请行为;其次,复议机关和人员衍生出一种倚重"结果"而非"过程"的体制化思维。行政复议意见书运行中的"交叉替代"反映了复议制度的特殊困境,对此需要综合配套措施予以解决。

“隐匿”在法律适用中的相继进路

行政争议的有效解决取决于法律适用的说服力和决断力,其中前者取决于对何为法律规则共识的探求,后者则有赖于在规则缺失时何者能作出更好的判断。在"杭州啄木鸟鞋业案"中,法院通过认识因素得出了司法解释并修正了行政解释,但仅凭法律解释无法得出商品是否构成类似的判断,"隐匿"其中的意志因素被凸显出来。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分为规范性和功能性前后两条进路。在前者,法律适用者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不断地认识既存的法律规则,而在后者,法律适用者演变为立法者,并按照宪法的逻辑行使最后判断权。最后,这两条进路作为法律适用的范式之一能够将法律的说服力和决断力展现出来,进而更加有效地解决行政争议。

论行业协会的行政主体地位

行业协会作为沟通政府与企业的中介治理机制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其在实践中并未实现这样的效果。根源之一在于行业协会的行政主体地位不够完整。行业协会具有独立的公共利益,并且能独立行使公共权力,因此其应具有完整的的行政主体地位。“独立性”构成了行业协会行政主体地位的基础。当下正在经历的行业协会管理体制改革效果应该得到重新评估。

中国宪法实施的形态变迁

宪法实施的要义在于基本权利能得到实践。基本权利的"客观法"面向为政治共同体设定了两项义务,即以其内在价值为运行规则以及为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条件。在民主国家,公权力的基本运行规则是由法律来确定的,那么宪法审查制度就成为检验上述两项义务是否得到落实的试金石。目前,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尚没有得到良好的运行,即第二项义务的实践脱离了第一项义务的约束,宪法实施仍具有保守色彩,而这正是"革命宪法"和"改革宪法"背后的"进步史观"与施密特式制宪权理论在现实中的影像。然而,改革的持续推进不断消解着上述观念的物质基础,且与之相伴的则是公民基本权利"主观面向"的夯实,而这又有助于第一项义务约束力的回归。于是,物质上的变迁和理念上对"制宪权"规范性的注入最终使得宪法实施具有了现代性的契机。

行政自主性变迁下的事业单位改革

提高各个组织的行政自主性是公共行政改革的基本思路。事业单位作为行政组织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例外。宏观上,单位体制的不断分解和重组在构成公共行政改革实质内容的同时,也贯彻了增强行政自主性这个基本理念。微观上,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改革表明事业单位和其工作人员的法律关系更加多元,也能更自主地处理这个关系。深藏于制度变迁背后的是行政法治原则的拓展,即对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功能的强调使得公共服务补充了行政权力作为行政主体的内涵基础,从而使建基于控制行政权力的形式法治发展为更好引导和规范行政组织实现行政任务的实质法治。

行政复议中先行处理机制的证成与完善

《行政复议法》(2023)第32条创设了行政先行处理机制。它的属性是行政司法,是在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争议进行实质化解,是行政复议司法化新的表现形式。这项机制的实践方式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进行的和解,包括过程上的和解与作为结案方式的和解两种类型。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多元解纷是行政复议司法化在新时代的理念基础,在其指引下,行政先行处理的功能应被定位为前端分流,且规范要求是原行政机关有义务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初始阶段。为了保障行政先行处理的功能能够更好地发挥,《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的修订需要在“前后程序的衔接、程序模式的选择、结论的多样化”等三方面进行完善。未来研究应在细化构成要件、强化复议衔接、评估实施效果等方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