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2019年中国颈脊髓损伤的流行病学调查

目的:研究1990~2019年中国颈脊髓损伤的发病率、患病率、致病原因、地域分布及年度变化趋势等流行病学特征。方法:采用全球疾病、伤害和风险因素负担研究报告(Global Burden of Diseases,Injuries,and Risk Factors Study,GBD)2019相关数据来计算中国整体颈脊髓损伤的发病率、患病率、年龄标化发病率和年龄标化患病率,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不包含台湾地区在内的33个省级行政区数据(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对各行政区的颈脊髓损伤致病原因、地域分布及年度变化趋势等进行系统分析。结果:从1990~2019年,中国不包含台湾地区在内的33个省级行政区颈脊髓损伤患病人数从103.4万人增加到248.6万人,增加了140.51%,年龄标化患病率从0.09%增加至0.13%。1990年颈脊髓损伤的患病率在65~69岁达到峰值(男性50~54岁,女性75~79岁),而2019年在90~94岁年龄段达到峰值(男性65~69岁,女性85~89岁)。2019年,东部发达地区的年龄标化发病率和年龄标化患病率最高,如浙江分别为[11.44(7.34~17.48)/10万]和[212.00(196.52~229.10)/10万],上海分别为[10.84(7.15~16.24)/10万]和[226.43(209.93-246.36)/10万],江苏分别为[9.68(6.31~14.70)/10万]和[180.44(167.29~193.92)/10万]。此外,1990~2019年四川的年龄标化发病率和年龄标化患病率变化最大,变化值分别为[0.79(0.64~0.92)/10万]和[0.85(0.73~1.01)/10万]。2019年颈脊髓损伤的主要致病原因是跌倒和道路损伤,但各省级行政区的患病率和具体病因又各有不同。结论:1990~2019年间中国颈脊髓损伤的疾病负担明显加重,但因地域不同又有所差异。鉴于致病原因以跌倒和道路损伤为主,对发达地区和老年患者,应制定精准的预防和治疗策略,从而尽快控制和降低沉重的个人、家庭和社会负担。

糖尿病防控可及性IPA决策模型构建

目的探究糖尿病防控措施的优先级排序,提供决策依据。方法基于重要性-绩效分析(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IPA)模型对糖尿病防控一级指标进行象限划分,采用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确定同一象限内一级指标优先级,二级指标优先级则采用项目反应理论的区分度参数确定。结果最高优先级区域内,医保与家庭医生、社区行动、高危发现与干预三个一级指标优先于健康教育;优先改进级区域内,患者管理优先于并发症筛查;最低优先级区域内,各一级指标优先级顺序为:个人健康服务评估随访、环境支持、降糖政策、糖尿病合并感染预防。结论结合验证性因子分析与基于现代测量理论的项目反应理论,IPA模型可以很好地实现糖尿病防控决策模型构建。

2013年中国18岁及以上超重肥胖患者体重知晓情况分析

目的了解2013年我国18岁及以上超重肥胖患者体重知晓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慢性病重点人群防控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2013年在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的302个监测点,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调査≥18岁居民共计179 570人,选取超重肥胖患者有效样本87 466人作为研究对象。问卷调查基本信息、体重知晓情况,测量身高、体重、腰围等指标。经复杂加权后计算样本体重知晓和准确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结果我国18岁及以上超重肥胖患者体重知晓率、准确知晓率、低估率和高估率分别为60. 8%、38.2%、15.6%和7.0%。体重知晓率和准确知晓率均为男性高于女性,<60岁组高于≥60岁组,城市高于农村(P<0.05),超重组体重准确知晓率高于肥胖组(P<0.05)。高年龄(60岁以上OR=0.78, 95%CI:0.69～0.87)、农村(OR=0. 78, 95%CI:0.66～0.91)、肥胖(OR=0. 85, 95%CI:0.78～0.92)是准确知晓的危险因素;高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OR=1.82, 95%CI:1.55～2.13)、高年收入(2.4万元以上OR=1.47, 95%CI:1.26-1.70)是准确知晓的保护因素。结论应提高超重肥胖患者体重准确知晓率,尤其是女性、老年人及低教育水平和低社会经济地位人群。

2013年我国18岁及以上高血压患者体重测量及自评情况

目的了解2013年中国18岁及以上高血压患者体重测量行为及自我评价情况。方法2013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302个监测点共计调查18岁及以上居民179570人,选取63492例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人口学特征、体重测量行为和体重自评等信息,实际测量个体的体重、身高和腰围等指标。复杂加权后分析成人高血压患者体重测量行为和体重自我评价情况。结果我国成人高血压患者中1周内、1月内和1年内测量过体重的比例分别为14.8%、20.1%和30.0%。17.7%的成人高血压患者从未测量过体重。成人高血压患者自评体重状况为偏瘦、正常、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分别为9.4%、62.9%、23.6%和4.1%;以实测体质指数分组为标准,体重自评准确率为39.4%(38.2%~40.6%),其中实测低体重组、正常体重组、超重组和肥胖组分别为49.8%(40.4%~59.3%)、76.2%(74.7%~77.8%)、24.9%(23.1%~26.6%)和10.9%(9.5%~12.3%)。结论我国成人高血压患者对自身体重关注不够,体重测量行为的频率和体重自评准确性均有待提高。

中国疼痛健康综合指数的构建研究

目的:构建中国疼痛健康综合指数指标体系,为监测、比较和评价慢性疼痛的疾病负担及其应对策略和行动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综合评价法,通过文献回顾、德尔菲专家咨询和层次分析法,进行中国疼痛健康综合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结果:参与德尔菲专家咨询的专家权威程度为0.8,2轮专家咨询的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0.6%、91.7%,Kendall's W分别为0.05、0.2(P<0.05)。最终构建的指标体系包括4大维度和16个指标。4个维度分别是疼痛流行水平、疼痛疾病负担、疼痛诊疗现状、疼痛学科建设,其对应权重分别为0.17、0.19、0.34、0.30。结论:中国疼痛健康综合指数指标体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靠性,为反映人群整体疼痛健康状况提供了依据,有助于为改善中国人群疼痛健康提供重点方向。

中国8省市成人血脂与糖尿病前期及糖尿病发病关系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目的探讨我国成人血脂水平与糖尿病前期及糖尿病的发病关系。方法将2010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数据作为基线数据,从2010年监测点中选取8个省,每个省选择2个点作为随访点,排除糖尿病前期及糖尿病者,共7046人进入随访队列,并于2016—2017年进行随访调查,共随访到4886人。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总人群及不同性别下血脂水平与糖代谢异常发病关系。结果共纳入4759名研究对象,随访期间糖尿病前期发病密度为26.1/1000人年,糖尿病发病密度为10.4/1000人年。多因素Cox分析结果显示,在总人群中,与TG<0.77 mmol/L相比,0.77≤TG<1.08 mmol/L糖尿病前期发病风险增加32%(HR=1.32,95%CI:1.11~1.94,P<0.05)。与HDL-C<0.91 mmol/L相比,HDL-C≥1.31 mmol/L糖尿病前期发病风险降低30%(HR=0.70,95%CI:0.54~0.90,P<0.05),P趋势检验<0.05。与TG<0.77 mmol/L相比,TG≥1.57 mmol/L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75%(HR=1.75,95%CI:1.07~2.52,P<0.05),糖尿病发病风险随TC和TG的升高而显著上升。在男性中,糖尿病前期发病风险与TG、HDL-C呈剂量反应关系,糖尿病发病风险随TC升高而上升,均P趋势检验<0.05。结论 TG升高、HDL-C降低可增加糖尿病前期发病风险,TC、TG升高可增加糖尿病发病风险,应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的综合防治。

2020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与非示范区慢性病防控资源配置情况分析

目的对比分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与非示范区慢性病防控资源配置情况,为合理配置慢性病防控资源和推动示范区建设提供依据。方法于2021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20年全国区(县)慢性病防控资源配置情况的调查,采用区(县)慢性病防控资源配置情况调查问卷,通过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分析示范区与非示范区人力、财力、物力、信息、技术、政策6个方面的资源配置情况。共664个区(县)完成了调查,其中示范区480个,非示范区184个。采用SAS 9.4软件进行Wilcoxon秩和检验、χ^(2)检验。结果示范区疾控机构慢性病防控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中位数(5人)、慢性病防控经费占疾控机构总经费比例(11.00%)均高于非示范区(分别为4人、7.00%);除健康超市外,示范区配置健康支持性环境数量均高于非示范区;示范区开展心脑血管监测(84.29%)、肿瘤登记(95.5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监测(33.76%)的覆盖率均高于非示范区(分别为54.59%、89.01%、20.33%),而开展慢性病危险因素监测的覆盖率(78.13%)低于非示范区(92.86%);示范区开展重点癌症、心脑血管疾病、COPD筛查与早期诊断覆盖率均高于非示范区;示范区将慢性病防控工作纳入政府社会经济发展规划(97.88%)、制定慢性病防控综合规划(86.84%)、建立慢性病防控多部门联络员制度(98.09%)、成立慢性病防控领导协调组织(99.58%)的区(县)覆盖率均高于非示范区(分别为68.68%、51.10%、63.74%、65.3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结论示范区的慢性病防控资源总体配置情况好于非示范区,建议充分发挥示范区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强慢性病防控资源配置,推进慢性病防控工作的高质量开展。

基于IPA决策模型的促进身体活动措施优先级研究

目的探究促进人群身体活动措施的优先级排序,为制定促进身体活动相关策略和计划提供理论依据。方法由488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人员对13个维度下的47项促进人群身体活动措施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进行打分;采用重要性-绩效分析(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IPA)模型对促进身体活动维度指标进行象限划分;采用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确定同一象限内维度指标优先级和各维度内措施的优先级。结果最高优先级内各维度指标优先级顺序为:人员培训、工作场所干预、学校干预、宣传与社区活动、体育部门干预、提高设施/场所可及性。优先改进级内维度指标为改善环境。最低优先级内各维度指标优先级顺序为:其他场所和人群干预、领导力和合作伙伴关系、医疗保健机构干预、加强建筑设计、筹资与财政支持、监测与评估。结论结合验证性因子分析,IPA模型能够较好地实现身体活动促进决策模型构建。

我国六省市糖尿病肾病筛查与管理现状的定性研究

目的分析我国六省市糖尿病肾病(DKD)筛查与管理的现状。方法采用质性研究焦点小组访谈的方法,依据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对天津市、重庆市、甘肃省、湖北省、黑龙江省、广东省等六省市的综合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临床医护人员及疾病控制机构的公共卫生人员进行线上访谈。运用主题分析法对访谈转录材料进行分析,使用MAXQDA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和分析。结果本研究共开展访谈6场,访谈对象49名。81.6%(40名)的受访对象认为DKD筛查非常重要;53.1%认为患者不太容易获得DKD早筛服务;认为DKD早筛服务技术难度适中、简单、十分简单的人数分别占比40.8%、26.5%和14.3%;16.3%认为DKD早筛服务成本比较贵,83.7%认为成本不太贵或者便宜;75.5%的受访对象认为患者能接受DKD早筛服务。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充分落实医改政策、转变观念主动服务患者、整合外部资源等方面的因素有利于DKD筛查和管理服务的开展。基层缺乏开展DKD筛查服务的技术和人员、患者对于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缺乏信任、患者认知水平较低以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则对DKD筛查和管理服务的开展产生不利影响。结论我国DKD的筛查和管理服务的开展较少,糖尿病及DKD的管理和照护碎片化现象严重。

我国6省市2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肾脏病防治知识知晓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我国6省市以社区为基础的2型糖尿病(T2DM)患者对于糖尿病肾脏病(DKD)防治知识的知晓情况,并分析影响其认知的因素。方法2021年12月至2022年3月,使用结构化问卷对我国6省市(黑龙江省、湖北省、广东省、甘肃省、天津市和重庆市)6230例18岁及以上2型糖尿病(T2DM)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研究。调查患者的一般情况(性别、文化程度、地域、居住地、糖尿病病程),其对于DKD防治知识(包括肾病常见症状、DKD危险因素和DKD防控措施)的知晓情况,以及对于DKD知识和技能掌握程度的自我评价。采用χ^(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结果在常见症状知晓方面,仅有18.15%(1131/6230)的患者知晓贫血和乏力这一肾病常见症状,有36.84%(2295/6230)的患者完全不知晓任意一个肾病常见症状;在DKD危险因素知晓方面,仅有17.61%(1097/6230)、16.95%(1056/6230)、13.34%(831/6230)的患者对急性肾损伤、肾毒物质以及蛋白质摄入过多知晓,32.81%(2044/6230)的患者完全不知晓任意一个DKD的危险因素;在DKD防控措施知晓方面,仅有44.96%(2801/6230)、37.37%(2328/6230)、33.87%(2110/6230)、25.81%(1608/6230)的患者对遵医嘱规律服药、定期复查和随访、控制血压、控制血脂知晓,20.13%(1254/6230)的患者对于DKD防控措施完全不知晓。不同特征人群对DKD防治知识知晓情况的比较结果显示,男性、北方地区、文化程度高、糖尿病病程10年及以上患者对肾病常见症状、DKD危险因素和DKD防控措施的知晓率均更高(P<0.05);相比农村居民,城市居民肾病常见症状知晓率、DKD危险因素知晓率均更高(P<0.01)。结论我国6省市糖尿病患者对于肾病常见症状、DKD危险因素和防控措施的知晓水平较低,并且知晓水平在不同性别、居住地、地域、文化程度和病程的糖尿病患者中存在明显差异。

2020年我国664个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控人力资源配置情况分析

目的分析2020年我国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疾控机构”)慢性病防控人力资源配置情况。方法选取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点和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简称“示范区”)作为调查对象,于2021年12月通过国家示范区管理信息系统开展2020年区/县慢性病防控资源配置情况调查,分析疾控机构慢性病防控人力资源配置数量和配置率,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示范区与非示范区、城乡间差异;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比较东、中和西部不同区域间差异;采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评价配置的均衡性。结果共调查678个区/县,664个区/县完成有效应答,有效应答率97.9%,其中区/县疾控机构的设置率为98.34%(653/664),区/县疾控机构慢性病防控科室的设置率为96.02%(627/653)。627个设置慢性病防控科室的区/县疾控机构,慢性病防控专职技术人员配置的中位数为4人,其中示范区(4人)高于非示范区(3人),东部(5人)高于中部(4人)和西部(4人),城市(4人)高于农村(4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配置率为0.71人/10万,其中示范区(0.73人/10万)高于非示范区(0.67人/10万),西部(0.82人/10万)高于中部(0.71人/10万)和东部(0.67人/10万),农村(0.77人/10万)高于城市(0.68人/10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按人口规模配置的基尼系数为0.3529;示范区与非示范区,东、中和西部不同区域,城乡的总泰尔指数分别为0.0678、0.0763和0.0002,组内贡献分别达97.35%、99.52%和98.80%。结论2020年我国区/县疾控机构慢性病防控人力资源配置相对均衡,配置数量仍存在示范区与非示范区、城乡、区域差异。

危险因素控制场景下2030年中国糖尿病疾病负担预测研究

目的估算2030年我国糖尿病的死亡情况和过早死亡概率,评估控制相关危险因素对糖尿病未来死亡率、年龄标化死亡率和过早死亡概率的影响。方法根据WHO及我国政府规划文件筛选糖尿病相关危险因素控制目标,设置多种危险因素控制场景。基于比较风险评估理论,利用2015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结果,采用比例变化模型预测不同危险因素控制场景下2030年糖尿病的死亡水平和过早死亡概率。结果如危险因素暴露水平按1990-2015年变化趋势发展,2030年我国糖尿病的死亡率、年龄标化死亡率和过早死亡概率将分别上升至32.57/10万、17.32/10万和0.84%。在此期间,男性糖尿病的死亡率、年龄标化死亡率和过早死亡概率始终高于女性。若这些危险因素暴露水平均达到控制目标,相比于自然趋势场景,2030年我国糖尿病死亡数将减少62.10%,过早死亡概率将降至0.29%。如果2030年仅控制单个危险因素暴露水平,高FPG控制对于糖尿病死亡的影响最大,将比自然趋势场景减少56.00%的死亡数。其次是高BMI(4.92%)、吸烟(0.65%)和身体活动不足(0.53%)。结论危险因素控制对降低糖尿病的死亡水平和过早死亡概率有重要作用。建议进一步针对重点人群和地区居民的相关危险因素开展综合性措施,以期达到降低糖尿病疾病负担的目标。

中国2010—2019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健康促进工作进展情况分析

目的了解中国2010—2019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健康促进工作的进展情况,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工作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收集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管理信息系统中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10—2019年创建的483个示范区创建年和2019年的相关数据,从支持性环境创建、社区参与、个人技能发展和卫生服务方向调整4个方面对各示范区的健康促进工作进行综合评价,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M(P^(25),P^(75))进行统计描述。结果截至2019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支持性环境创建中健康教育活动室覆盖率为91.0%、社区宣传栏覆盖率为96.1%,社区参与中幼儿园每个班级平均健康教育课时数为6.0(6.0,10.0)个,中小学每个班级平均健康教育课时数为6.0(6.0,10.0)个,辖区平均群众健身团体个数为92.0(26.0,250.0)个,平均志愿者数为280.0(62.5,1200.0)人,有自我管理小组平均社区数为89.0(44.5,174.5)个,平均自我管理小组数为99.0(48.8,204.3)个,各区县平均自我管理小组覆盖人数为2137.0(842.5,7520.5)人,个人技能发展中健康教育讲座平均总次数为510.0(191.0,1241.0)次,慢性病核心知识平均知晓率为63.6%(57.8%,71.0%),平均健康素养水平为22.1%(17.0%,28.1%),卫生服务方向调整中健康指导员平均配备数为281.5(67.8,1207.8)人;与创建年比较,2019年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示范区健康教育活动室覆盖率、社区宣传栏覆盖率、幼儿园每个班级平均健康教育课时数、中小学每个班级平均健康教育课时数、平均志愿者数和平均健康素养水平与创建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019年不同区域示范区比较,不同区域示范区健康教育活动室覆盖率、社区宣传栏覆盖率、辖区平均群众健身团体个数、有自我管理小组平均社区数、平均自我管理小组数、健康教育讲座平均总次数、平均健康素养水平和健康指导员平均配备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019年不同地区示范区比较,不同地区示范区社区宣传栏覆盖率、辖区平均群众健身团体个数、有自我管理小组平均社区数、平均自我管理小组数、各区县平均自我管理小组覆盖人数、健康教育讲座平均总次数、平均健康素养水平和健康指导员平均配备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中国基于示范区开展的慢性病健康促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示范区健康促进工作仍存在区域和地区的差异。

2013年中国超重肥胖成人体重水平低估情况

目的了解2013年我国超重肥胖成人体重水平低估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2013年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调查≥18岁成人共计179570人。问卷调查获取人口学特征、体重水平自我评价、慢性病患病知晓情况等信息;体格测量获取个体的身高、体重和血压;采集调查对象静脉血,检测空腹血糖、服糖后2h血糖和血脂四项。选取收集到的87552名超重肥胖成人作为研究对象,复杂加权后分析不同特征人群体重水平低估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我国有74.7%(95%CI:73.3%~76.1%)的超重肥胖成人低估自我体重水平,其中轻度低估率为60.7%(59.6%~61.7%),严重低估率为14.0%(13.1%~14.9%)。较高年龄、低文化程度、低收入水平、农村地区和肥胖是低估和严重低估体重水平的危险因素(均有P<0.05);高血压患者知晓和血脂异常患者知晓是低估和严重低估体重水平的保护因素(均有P<0.05)。结论中国大部分超重肥胖成人低估自身的体重水平,低估受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和慢性病知晓等因素影响,应对不同特征人群开展针对性干预。

2013年中国18岁及以上超重肥胖患者采取体重控制措施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2013年我国≥18岁超重肥胖患者采取体重控制措施情况,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2013年在中国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的302个监测点,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调查≥18岁成年人179 570人。问卷调查获取人口学特征、采取体重控制措施情况等信息;通过体格检查获取个体的BMI、腰围和血压;采集调查对象静脉血,检测FPG、餐后2 h血糖、TC、TG、LDL-C和HDL-C。剔除关键信息缺失者152人,最终对87 545名调查对象资料进行分析。经复杂加权后分析不同特征超重肥胖患者采取体重控制措施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我国≥18岁超重肥胖患者采取体重控制措施率为16.3%(95%CI:14.9%~17.7%)。在所有采取体重控制措施的12 133名患者中,采取体重控制措施的构成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饮食(40.9%,95%CI:38.4%~43.3%)、饮食运动组合(31.5%,95%CI:28.9%~34.0%)、运动(22.8%,95%CI:21.0%~24.6%)和药物(1.3%,95%CI:1.0%~1.7%)。有利于采取体重控制措施的因素有女性(OR=1.26,95%CI:1.15~1.38)、低年龄(18~44岁,OR=1.51,95%CI:1.31~1.74)、高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OR=4.52,95%CI:3.76~5.43)、高年收入(2.4~万元,OR=1.94,95%CI:1.63~2.30)等;不利因素有农村(OR=0.63,95%CI:0.55~0.72)等。结论我国超重肥胖患者采取体重控制措施率较低,且受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等因素影响,应针对不同特征群体,开展针对性干预措施。

1990年与2019年中国居民归因于高血压的死亡负担分析

目的了解1990年和2019年中国及各省归因于高血压的死亡负担及其变化情况,为国家开展高血压防控工作提供决策依据。方法利用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2019)中国部分的研究结果,评估1990年和2019年中国分性别分年龄组归因于高血压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分析高血压导致各类疾病的归因死亡负担,并对各省归因于高血压的人群归因分值(PAF)、死亡人数和标化死亡率进行比较。统计分析软件为SAS 9.4和Excel 2016。结果中国居民归因于高血压的死亡人数从1990年的122.22万例增长到2019年的259.99万例,增长了112.72%;归因死亡率从1990年的103.25/10万增长到2019年的182.79/10万,增长了77.04%。2019年男性的归因死亡人数(144.12万例)和归因死亡率(198.83/10万)均高于女性(归因死亡人数为115.87万例,归因死亡率为166.11/10万),且男性1990—2019年的高血压归因死亡例数和归因死亡率的变化幅度(134.49%、97.40%)同样大于女性(90.71%、56.80%)。随着年龄增长,归因于高血压的死亡负担逐渐加重。与1990年相比,2019年50~69岁男性和女性的归因死亡率均有明显下降(下降率分别为26.91%和48.82%),15~49岁女性的归因死亡率也明显下降(下降率为29.60%),而15~49岁男性的归因死亡率明显上升(增长率为42.61%)。2019年,中国与高血压有关的疾病中,影响最大的为脑卒中(归因死亡人数为112.60万例,归因死亡率为79.17/10万)。1990—2019年,高血压所致缺血性心脏病死亡负担的增幅最大(归因死亡人数增长了264.66%,归因死亡率增长了203.47%)。2019年中国各省归因于高血压的标化死亡率明显呈现北方高、南方低的特征。除云南省、甘肃省、青海省、陕西省和宁夏以外,1990—2019年中国其他省份的高血压归因标化死亡率变化率均呈下降趋势。结论与1990年相比,2019年中国因高血压导致的死亡负担仍然沉重,需注意针对老年人群、中青年男性等重点人群和西部重点地区采取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慢性病防控资源范畴与分类研究

慢性病已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2012年中国居民慢性病死亡率达533/10万,占全部死亡的86.6%[1]。2015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2015)显示,2015年中国慢性病导致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为2.8亿人年,占总DALY的81.3%[2],慢性病严重吞噬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加强慢性病防控尤为重要。卫生资源是社会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占用或消耗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总称.

中国人群饮酒疾病负担及应对措施

有害饮酒给社会安全和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7)显示2017年我国饮酒致死的人数是1990年的1.82倍,导致的死亡人群归因分值增幅达44.13%。饮酒导致的疾病负担日益严重。通过与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限制有害饮酒综合干预策略比对分析发现,我们认为当前我国有待完善的干预领域包括加强酒类生产、销售和流通环节的管控,通过企业自律、法规宣贯、家长和学校健康教育限制未成年人的酒类产品的可获得性;在医疗卫生体系中填补限酒/戒酒适宜技术和服务的空白,提供酒精依赖快速筛查、简短戒酒干预等服务;加强酒类广告的限制措施,尽快出台新媒体(如网络、社交媒体)酒类产品营销活动规范;针对酒税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和评估,定期审查与通货膨胀和收入水平相关的酒类价格。

慢性病防控资源配置指标体系的构建研究

目的建立一套适合我国慢性病综合防控工作实际情况的慢性病防控资源配置指标体系,为合理配置慢性病防控资源、提高慢性病综合防控能力提供依据。方法在文献回顾和专题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建立指标体系初步框架。应用德尔菲法经过两轮专家咨询,综合考虑专家意见和建议,筛选并确立指标,建立慢性病防控资源配置指标体系。使用SPSS 20.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参与德尔菲专家咨询的专家权威程度为0.83,两轮专家咨询的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100.00%、85.00%。两轮专家咨询的Kendall’s W分别为0.32和0.35,表明专家的意见趋于一致。最终构建的慢性病防控资源配置指标体系包括人力、财力、物力、信息、技术和政策6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和25个三级指标。结论构建的慢性病防控资源配置指标体系具有可靠性,对合理评价慢性病防控资源,探索适宜可持续的配置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重要性与可及性的高血压防控措施重要性-绩效分析决策模型构建

目的构建高血压防控优先决策模型,确定高血压防控措施的优先级,为各地开展高血压防控提供决策依据。方法该研究以全国被评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的全部488个区(县)为调查地区,由各示范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控业务骨干负责调查问卷的具体填写。收集高血压防控措施实施的重要性、可及性情况。采用重要性-绩效分析(IPA)模型对高血压防控的维度指标进行象限划分;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对同一象限内的维度指标进行排序;采用项目反应理论的区分度指标对措施条目的优先级进行排序。统计分析软件为R 4.0。结果实际回收468份有效问卷。高血压防控维度可及性-重要性IPA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最高优先级象限内,各维度指标优先级顺序为政策制定、体系建设、社区规范化管理;其次改进级象限内,维度指标为环境支持;最低优先级象限内,维度指标为监测与评估。结合区分度对同一维度指标内的具体措施进行了排序,所有具体措施中,优先级最高的3个措施为生活方式干预中的适量运动、控制体重和合理膳食措施。分维度来看,实施35岁以上人群首诊测血压制度是政策制定维度优先级最高的措施,高血压管理团队建设是体系建设维度优先级最高的措施,适量运动是社区规范化管理维度优先级最高的措施,社区健康教育是环境支持维度优先级最高的措施。结论对高血压防控措施重要性和可及性进行评分,从而构建的高血压防控优先决策模型,可以为各地开展高血压防控工作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