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协同发展的量化测评与障碍诊断

以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Kernel核密度估计、障碍度模型、灰色关联分析法对2006—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协同发展进行量化测评和障碍因素识别。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的区域协同水平较高,总体呈上升趋势,与其关联度较大的指标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要素协调水平逐渐提升,但仍存在多级分化状态,其中科技创新协调度一直处于基础协调水平,经济增长、环境质量、绿色生活、资源利用的协调度保持在中度协调水平,环境治理协调度率先达到高度协调水平;按照影响要素协调发展的障碍度大小进行排序,为科技创新>经济增长>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绿色生活>环境质量。

基于DEA-Malmquist方法的湖北省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效率分析

文章基于DEA-Malmquist方法,采用2000～2008年湖北省1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湖北省各地区的投入-产出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构成即效率变化和技术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只有省会城市武汉市在这期间经济增长的投入产出一直是最为有效的,且2000~2008年间湖北省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技术变化引起的。

房价上涨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预防性储蓄效应视角

通过引入流动性约束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分析了房价波动影响居民消费的预防性储蓄效应这一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不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房价上涨通过预防性储蓄效应对居民消费产生负面影响,换言之,房价上涨通过不确定性因素和流动性约束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最终会使居民消费下降,短期内预防性储蓄效应的影响系数要小于其长期影响系数。

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1999-2008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相关数据，通过构建省际面板模型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分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但区域之间又有所差别，东中部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城镇居民消费的推动，而西部则更多倚重于农村消费的贡献；政府消费也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不及城乡消费作用显著。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分析

以1999-2018年数据为样本,采用空间自相关、空间分布和空间面板模型对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效率的空间效应进行全面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省市与其经济水平接近或地理相邻省市的经济增长效率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少部分省市表现出了一定的空间异质性。此外,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呈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金融发展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影响不显著,政府干预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经济增长效率提升。

资源环境约束下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研究

文章以1995—2014年我国省际数据为样本,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全国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并在此基础上采用Tobit模型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经济增长无效率的主要原因在于污染排放严重和能源效率低下,从区域层面来看,东部无效率值低于中部和西部,非期望产出是三大区域增长无效的主要原因;东部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其他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技术效率低下是阻碍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产业结构、政府干预程度和环境管制能力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而经济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非国有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1996—2016年我国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DEA基础模型和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了全国、30个省份及东中西部的M指数和ML指数。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全国、30个省份或各个区域来看,无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高于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生产率指数。通过指数分解发现,对于大多数省份来讲,技术进步对TFP增长的贡献高于技术效率。在三大区域中,东部和中部的技术进步对TFP的贡献要大于技术效率的贡献,而西部地区TFP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论文以1996—2016年全国和省际数据为样本,采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并在此基础上了采用Tobit模型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表明,产业结构、政府干预程度和环境管制能力对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人力资本和非国有经济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家庭高等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

文章以1997-2011年的城镇数据为样本,对城镇家庭高等教育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校生均学费、生均预算内高教经费、不确定性和流动性约束等因素都会影响城镇家庭高等教育消费。为了降低城镇家庭所承担的高等教育成本,最大限度的减少高等教育消费热潮给居民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其生活质量,政府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1998—2008年间我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地方政府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东、中、西部的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的分别是城市维护建设支出、教育支出和农业支出。从全国范围看,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明显。

家庭高等教育消费与城镇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在我国,住房、汽车、通讯、教育和旅游正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五大消费热点。尤其是近几年教育消费增长态势越发明显。当一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该国的消费结构就会发生较大转变,从以生存资料为主的消费转变为以发展资料为主的消费,进而逐步转向对更高层次物质和精神消费的追求。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高校学费水平的逐步提高,高等教育消费已然成为拉动我国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高等教育消费的急剧扩张给城镇居民生活也带来了较大影响。本文基于此背景对家庭高教消费与城镇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探析适合我国国情的消费路径,拉动国民经济稳步增长。

关于我国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问题研究

当今学术界众多学者越来越倾向于对经济问题进行定量分析,《计量经济学》已成为一门国内外高校财经专业最受关注的课程。在我国高等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从而导致教学效果不尽人意。本文对我国高等院校《计量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该门课程相应的教改建议和措施。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1978-2008年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城乡居民消费、政府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最后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变量之间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关系,且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政府消费会引起经济负增长,同时也会对城乡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尤其是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更大。

关于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的理论述评

本文通过对传统国际竞争力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整理,以及对国外学者就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研究现状的分析,提出对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概念的理解:一个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不仅仅要求金融市场运行顺畅,能够促进资金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有效分配,更为重要的是将其置于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后,它要能够比其他金融体系更具有增长潜力。因此,金融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应该将金融市场本身、微观企业基础和宏观经济环境三者综合起来进行分析。

城镇家庭高教消费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

本文以四食直辖市1998～2012年的城镇数据为样本，对城镇家庭高教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家庭高教消费增加会增强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导致居民消费减少。鉴于此，为了降低城镇家庭所承担的高等教育成本．最大限度的减少高等教育消费给居民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基于Karras模型的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实证分析

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一直以来是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政府较为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总结国内外学者的众多研究方法,主要有欧拉方程研究思路和协整分析思路这两种方法。沿着欧拉方程分析思路,借鉴Karras模型对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互联网+教育”视角下《西方经济学》教学模式探索

“互联网+教育”给传统教学模式改革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基于《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科性质及课程特点,“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已成为大势所趋。这种教学模式的变革打破了传统课程教学的时空局限,极大丰富和完善了教学资源。“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应精心组织教学,丰富教学方法;优化教学资源,充实教学内容;拓展专业知识,提高教学能力,实现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有机结合。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时空耦合及趋势预测

在梳理耦合跃迁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三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凭借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重心模型与GM(1,1)灰色预测模型,科学测算与分析了2006~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三系统之间的时空耦合特征及其未来演变趋势。研究表明:(1)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和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综合水平发展情况总体向好;(2)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平稳上升态势,整体实现了由失调衰退状态向协调发展状态的转变,但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平衡,呈“中心-边缘”与“Z字型”分布特征;(3)长三角城市群高科技创新水平、高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生态环境水平城市的空间错位分布特征显著,其中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空间匹配程度最优,但在经历前期快速融合后,现面临难以继续深化的难题;(4)预测期内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持续改善,但个别西部城市仍无法跳出失调衰退的发展状态。最后,为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本文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

资源环境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及空间关联——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数据分析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与当下的高质量发展理念相悖,因此,实现资源环境与高质量发展的和谐统一显得尤其重要。以长三角26个城市为样本,构建资源环境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BP神经网络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分析2006—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资源环境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布及空间关联性,并对未来5年的协调度进行预测。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资源环境与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呈增长趋势;资源环境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处于勉强协调向初级协调转变;预测2020—2024年,协调度逐年上升,协调类型上升为中级协调;该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城市协调度类型受邻域类型的影响,且存在拮抗、磨合、协调三个“俱乐部趋同”。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及趋势预测

绿色发展能有效缓解生态环境问题,推动新时代长三角城市群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在梳理绿色发展理论和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科技创新、经济增长、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绿色生活六个维度的绿色发展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Kernel密度估计、BP时间序列预测模型,测算和分析了2006~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和未来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2008~2009和2011~2013年受金融危机和产业转移影响,部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出现下降。(2)城市间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日渐凸显,存在两极分化特征并有向三极分化转化的趋势,同时空间上分布不平衡。(3)“十四五”预测期内绿色发展水平将进一步攀升,北部和南部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得到改善,但西部地区依旧处于较低水平。(4)绿色发展水平等级转移均发生在相邻等级之间,没有出现“跳级”现象,说明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存在“瓶颈”。最后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特征,提出相应的绿色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