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私人承担行政任务的行政法规范模式选择——基于德国主观主义模式与法国客观主义模式的比较

我国行政法不具有规范私人承担行政任务的功能。德国和法国都将私人承担行政任务纳入了行政法的规范,但两国基于不同的法哲学立场采取了不同的规范模式。比较德国主观主义模式和法国客观主义模式,综合考虑两种模式的功能完善程度和对我国的适应程度,我国应选择在安定性和合目的性之间予以调和的相对主义模式。

论以私法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履行行政任务的行政法规制——以分析住建部《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为切入

以私法组织形式和行为方式履行行政任务所应受到的行政法规制,深深的根植于宪法的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之中。但通过分析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发现我国行政法上的相关具体制度还很不完善,行政选择私法形式应受的行政法规制、私法形式履行行政任务的判断标准、行政对私法组织形式应有的监督影响义务,以及以私法行为方式履行行政任务应受的行政法规制,鲜见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应当适时建构规制以私法形式履行行政任务的行政法制度,以完成宪法所委托的制度建构责任。

论合作国家的规范性及行政法展开

合作国家所内含的指导理念即是改变传统行政管制模式下政府与私人间的对抗关系,通过合作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管制困境,即以合作理念作为国家治理新的规范性理念。按照合作国家的要求,行政将更多地采用公私合作治理的方式进行。规范行政的行政法也就需要有所应对,为实现合作国家建构规范公私合作的法律制度。这主要包括保障合作关系建立的行政法制度,以及规制公私合作的行政法制度。这些制度拓展了行政法的疆域,属于合作行政法的范畴。

论建构我国行政诉讼的一般证明标准

作为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通说的多元论存在适用混乱、内涵不清等弊端。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具有独立性,应当建构统一的一般证明标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般证明标准应以大陆法系通说的真实确信理论为其法理基础;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9条规定的"证据确凿"为制度资源,为其注入引自德国法的"法官心证达到实际生活中必要程度的确信,使心中怀疑沉默,但无需完全排除"之内涵,从而为我国行政诉讼建构内涵清晰的一般证明标准。在一般证明标准基础上,辅以提高或者降低一般证明标准的法理,从而形成以一般证明标准为中心的分层式证明标准,使我国由多元论转向一元分层论,能够在保证证明标准的法之安定性基础上,与证明标准的灵活性形成平衡。

以机构改革破除部门利益

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拉开了本次机构改革的序幕。本次机构改革虽然没有明确将破除部门利益列为改革目标,但其具备的科学配置职权、强调问题导向等特点,对于改善被长期诟病的部门利益问题具有相当的积极作用。首先,本次机构改革科学配置职权,破除行政职权部门化。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揭示的那样。

浅谈山西省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对策

介绍了山西省林木种质资源保护现状,并结合山西林业发展趋势与要求,提出了山西省林木种质资源保护要采取的措施,旨在为山西林业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优质种质资源。

红脂大小蠹发生规律研究

红脂大小蠹 (Dendroctonusvalens) 1998年 7月在山西省阳城县阳陵林场首次发现 ,为害并可致死健康油松、华山松 ,是国内新纪录种。该虫在晋城地区一年发生 2代 ,以成虫、蛹、幼虫在树干基部和主、侧根皮层的取食坑道内越冬。成虫 3月中旬开始活动 ,4月下旬开始侵入寄主 ,5月上中旬为越冬代成虫扬飞、侵入和产卵盛期 ,8月中下旬为第一代成虫扬飞、侵入和产卵盛期 ,10月下旬第二代成虫开始羽化。在温度、湿度和寄主等因子的共同影响下 ,其发育不太整齐 。

台湾立法机构单一席位选区制改革对台湾政治发展的影响

2007年,台湾立法机构选举从“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制”改为“单一选区两票制”,这一改革对台湾的政党选举过程及结果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改革前的台湾立法机构选举制度 1997年,台湾第四次修改“宪法”,将立法机构中民意代表的名额从第三届的164名提高到第四届的225名,其中区域性民意代表席次168名,原住民席次8名。

浅谈山西林木良种生产发展对策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森林植被覆盖率不高,造林任务艰巨,但林木良种缺乏。分析了全省林木良种生产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山西省林木良种生产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视知觉原理下侦查辨认规则的完善——以面孔识别为对象

侦查辨认的本质是一项心理活动,视觉和知觉是辨认人实施辨认行为的第一步,它决定着辨认人后续的辨认行为。以视知觉原理为基础,对侦查辨认规则予以完善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由于面孔知觉的强制性、面孔加工的整体性、面孔特征的二分性和面孔识别的偏好性共同作用于辨认人的辨认过程,在侦查辨认规则中引入视知觉的分组原则、整体优先原则、图形背景原则,据此在侦查辨认规则中增设辨认前的询问规则,并细化陪衬物选择与呈现规则,以有效提高侦查辨认的准确性。

大部制改革的双重目标

大部制改革包含完善官僚制和批判官僚制两个相反的目标。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现阶段,出现了传统封建的消极因素,与官僚制的消极因素相互交织压缩展现于一个狭小时间段里的情况,使得我国的官僚制还未得到完全的发展,批判官僚制的趋势已经开始影响改革。我们必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路径,要整合大部制双重目标;同时认识到批判官僚制的改革要在现实中发挥良好作用,必须以官僚制的完善为前提,因此首先要重点完善官僚制,实现行政体制现代化,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不可逾越的阶段。

英美法中辅助证明政策规则正当性理论的演进——兼评对我国行政诉讼的启示

辅助证明政策规则集中体现了英美证据法的特殊性,其选择将有一定证明价值的不可靠证据予以排除,而不是允许不可靠证据进入庭审后由裁判者确定其证明力。英美证据法学自边沁以降,一直存在自由证明原则与辅助证明政策规则的角力——鉴于自由证明原则的巨大影响,必须为作为例外的辅助证明政策规则提供充分的正当性理由,才能证立其对自由证明原则的违背。由于传统通说的陪审团控制理论存在缺陷,英美证据法学不断尝试提出新的正当性理论。最佳证据理论、最差证据理论等新理论揭示了辅助证明政策规则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能发挥促进更充分获取信息、协调多元主体行动、保障更准确认定事实的多元功能。我国行政诉讼不能将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正当性的多维研究坍缩为个别不可靠证据证明价值大小的研究,而是要从整体诉讼过程的视野中去考量行政诉讼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当性。

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对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现行规定仍然存在法律空白,应当通过建构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予以填补。应以行政职权为中心,规定由行使行政职权的当事人对职权形成要件承担客观证明责任;主张不行使行政职权的当事人,对职权妨碍要件、职权消灭要件、职权排除要件应承担客观证明责任。该基本规则具有普适性、明确性和确定性,可为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分配提供稳定预期,也可填补现行制度未规定行政相对人负客观证明责任若干情形的法律空白。

“政府信息不存在”证明困境的解决路径——指导案例101号评释

当前理论与实践仅注意到指导案例101号对被告科以检索义务,并未能充分认识该案约束法院证明活动的规范意旨及法理。该案综合运用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证据法工具,以将"政府信息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为逻辑起点,规定了法院的证据审查顺序,让法官以一个较低的证明标准先审查原告提交的初步证据,再审查被告提交的相反证据,从而使"政府信息不存在"证明困境依循有利于公开的路径得以解决。该案对法院证据审查顺序和证明标准的拘束有其实体法依据,具有规范效力。

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说理的事实认定之维

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的发布对于增强裁判行为公正度、透明度，规范审判权行使，捉升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国有林场助力生态民生林业建设

国有林场作为伴随共和国林业建设的主力军，在60余年的林业生态建设实践中证明，国有林场为我国生态安全提供保障，为祖国建设提供了木材战略储备，是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从国有林场林业建设的使命责任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林场正是在加快森林资源培育、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道路上矢志前行的。而自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建设生态文明的意识也越发强烈：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发展布局的突出地位；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强调，要“加怏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论行政机关的全面调查义务及其司法审查——以苏嘉鸿诉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决定案为例

通过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尽到全面调查义务,由人民法院对行政调查进行司法审查,是苏嘉鸿案的一大亮点。该案争议焦点表明,当多种调查方法都可以查明事实时,法院如何审查行政机关行使调查方法裁量权是否违反全面调查义务存在疑问。调查方法裁量权行使仍受到法律的若干约束,一旦超越了法律的明确限制,或者不符合比例原则,或者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或者违反禁止预先证据评价原则,该裁量权行使即构成违法。此外,对全面调查义务的司法审查亦不应对调查方法裁量权造成过度干预。就苏嘉鸿案而言,法院一方面超越比例原则要求证监会"穷尽必要的调查方式和手段",另一方面超越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仅禁止裁量瑕疵而不禁止裁量的要求,认为证监会在是否听取殷卫国本人陈述上没有裁量空间,此两点似造成对调查方法裁量权的过度干预,若作为范例可能对今后全面调查义务的司法审查造成不利影响,故提出商榷。